乡下读书记

天下着霏霏细雨，一群十来岁年纪的小学男生一边互相取笑着、一边各自小心翼翼地行走在乡下的机耕路上，机耕路又黏又滑。

是上世纪特殊年代的某一日，我们接到通知，从下星期起，我们这群镇上的孩子不能在镇小学读书了，而是要去一个叫“来圩”的大队小学校读书。理由是：便于贫下中农就近更好地管理学校。

来圩大队小学坐落在镇西南的一条小河边，距离镇子有六七里。小学一共有六个教室，因为生源不足，只开了四个班，且四个班也没有满员。我们镇上学生的到来，算是雪中送炭了。

说实在的，去乡下读书，我们男同学倒没有什么抵触情绪，觉得去乡下，来回走马观花看看野景也是蛮有趣的，但没过几天，现实就给了我们一个结结实实的下马威。那天，因为到了梅雨季节，雨停停下下淅淅沥沥，使平时行走软硬适中的机耕道，一下子变得泥泞不堪了。我们小镇的地理位置虽然四周即是农村，但平时我们走的路都是石板路，哪儿走过下雨天的泥路。故走了没多久，一大半人都摔成了泥猴子。我仗着家在镇边，儿时曾有过与农村小伙伴一起玩耍的经历，对走泥路不算特别怵，因此，同学们走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我走得俨然像一个老农民一般。当然，这些都是装的，事实是，我赤着脚的十根脚爪子，紧抠着路面，一点也不敢放松警惕。

终于，学校就在眼前了，我松了一口气，回过头得意地对落在后面的同学们大声道：哈哈！到了！胜利啦！说时迟那时快，话音未落，我突然脚下一滑，结结实实摔了个四脚朝天。原来我踏上了一块铺在垄沟上的青石板，青石的前身是一块墓碑。那玩意平时就光滑，下雨天更不用说了。我的摔倒，自然引起了伙伴们的一阵哈哈大笑，更好笑的是，笑声里一个同学步了我的后尘，另一个同学晃了几晃，也跌进了路边的泥沟里。结果是，那次赶到学校，迟到了足有半节课时间的我们，除了几个穿尼龙雨衣的同学，摔得不至于太狼狈，撑伞的个个都成了泥猴子，惨不忍睹。于是，又引起了一场哄堂大笑。笑声过后，我发现有四五个座位是空的，那些是镇上的女同学的座位，她们一个都没来。这时，旁边座位的农村同学告诉我们，怕你们迟到或不来，陈老师已经将这节课改为自修课了。

在乡下读书，不像在镇学校那样事儿多，那年月，几乎是隔三差五地有革命活动，不是参加批斗会，就是听老农民忆苦思甜，再不济也要开展斗私批修活动。乡下的学校环境相对平静得多。当然，说平静，也并非说啥事都没有，有些事，至今回忆起来还甚觉荒唐。

记得一天我们正上语文课，泥腿子校长推开门站在门口，朝班主任陈大梅招招手，陈老师走到门口。两人低声说了几句话后一起进来，陈老师说，不上课了，全体出发，跟校长走！我们问，去哪儿？陈老师说，等会你们就知道了。如此，我们跟在校长后面七绕八绕，走了约十来分钟，校长把我们领到距学校有一段路的河滩边桑树地旁的一个土坟前，坟是新建的，向阳面摆着一个半枯的纸扎花圈。“到这儿干啥？”我和同学们都有点莫名其妙。陈老师看了看我们，转向校长，意思是让校长说话。校长朝我们看了一眼，这才说：到这里是要开个追悼会。追悼会？追悼谁啊？校长没有立即回答，只要求我们先排好队（其实，河滩边根本没法排队），全体目光对着新坟。待我们按照他的“要求”做了，他才慢条斯理一本正经地开口了。他在坟前絮絮叨叨了一大堆话（算作悼词），时间久远，他说了什么我几乎都忘了，只记得坟里头埋着一个姓周的姑娘，至于死因不得而知。校长的悼词说完，我们又跟着他向着坟墓主人三鞠躬然后绕坟走了三圈。追悼会完毕。

回来的路上，我们依然不明白这坟里的死者生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来才从乡下的同学那儿得知真相：坟里埋着的是大队书记的女儿。三年前，书记的女儿和推荐上大学（其实是中专）的本队林姓青年订了婚，本来说好了等男方大学毕业就正式举办婚礼，谁知，男方大学毕业后回村，直接跟女方说，不想跟她结婚了，要她另择佳婿。书记的姑娘苦苦哀求了无数遍，姓林的中专生丝毫没有回心转意，女的绝望了，夜深人静时往肚里灌了一整瓶农药…本来这事跟我们这些学生娃八竿子打不着，但校长不知出于什么目什么动机，居然让我们去参加了“追悼会”！是不是滑稽可笑乃至荒唐？

我们在乡下读书的时期，正是我们和北方邻居关系紧张之时。为了防备邻居偷袭，全国各地都挖防空洞。我们的学校当然不能例外。听说学校也要挖防空洞，我们这些男生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因为课余时间我们已经亲历了大队里由武装民兵挖的防空洞。那些防空洞挖在竹园下面，规模和电影《地道战》里的地道简直一模一样。那些防空洞离学校不远，故我们在中午休息或放学后下去过几次，洞里黑黢黢曲里拐弯的很使人又紧张又刺激。由此我们想，学校要挖的防空洞，估计也是如此吧？只是不知道要挖在哪里？挖教室里？不可能，因为还要上课。挖外面？学校周围没有竹园。最后令人想不到的是，学校的所谓防空洞，其实是在学校操场的南面挖一条沟，一条类似于战场上的战壕一样的沟。

挖“战壕”的带队老师姓邱，他是数学兼体育老师。他大概担心我们对挖沟没信心，挖前解释说，别小看这一条沟，如果社会帝国主义往我们这儿扔原子弹，那么我们只要趴在沟里头背着原子弹爆炸的方向，我们就能活下来，而只有活下来我们才能跟他们斗！邱老师还说，这“防空壕”我们计划挖一个星期，上午上课，下午挖。我们当时是全校的最高年纪班，全班同学接近四十个，其中三分之一是女生，三分之二是男生，男生中，镇上乡下大约各占一半。听了邱老师的话，我们个个摩拳擦掌抖擞精神，就想着一口气把这防空沟挖成。于是，一开挖，大家拼命下死力。结果，没干半天，农村的同学倒没有什么，我们这些镇上的同学，个个手里起了血泡，人也累的要瘫了。我们坐在还不到小腿肚深的沟边，喘着粗气，一脸沮丧，全然没了最初的冲劲。一些镇上的女同学中，已经有人在偷偷哭了。

不过，话是如此说，一夜过后，我们这些半大小子的革命豪情又回到了身上。第二天，吃过中饭，我们不像往常那样胡吹海侃，而是放下碗直奔“工地”，打算先于别的同学干一阵子。想不到的是，赶到地头，已经有人了。这些人，年龄各异，有的二三十岁，有的四五十岁，有的甚至六七十岁了。他们三三两两地坐在沟边吃着自带的干粮，而我们昨天挖的沟已经有半人多深了。

这是些什么人啊？我们问他们。那些人只顾埋头吃饭不抬头不吭声，挨个儿问了一遍后，其中一个才抬起头带着嘻哈地腔调说，你们问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你们的阶级敌人啊。我们说，开什么玩笑，有你们这样的阶级敌人？要是阶级敌人 ，你们搞破坏还来不及呢！还能帮我们干活？那男的说，爱信不信？不信拉倒！说完低头不再搭理我们。就在这时，一个农村同学低声说，说他说的是真的，他们真的是阶级敌人，是大队里的“地富反坏右”份子，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是我们小队的坏分子。他说着指了指一个闷头吃饭、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他就是我们队里的。

原来如此！想不到我们这些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今天居然跟一群阶级敌人一起干活了！瞬间，大家伙都觉得受到了天大的侮辱。我们正要回校跟老师去要说法！邱老师匆匆赶来了。他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忙解释，你们怎么能这么想呢？你们是积极参加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革命活动，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被强制劳动的阶级敌人，你们怎么能和他们相提并论呢？对你们来说，你们不但要完成好自己的任务，你们还要负责监督他们的重任哩。被邱老师这么一忽悠，我们的革命豪情加自豪感又油然而生了。为了不被这些阶级敌人比下去，这天我们不像上一天那样叫苦叫累了，有的同学手上的血泡破了，用纱布一扎继续干，说是“轻伤不下火线”。如此，围绕学校的那条“防空沟”，原本计划一星期完成，结果不到五天就完成了（那些“阶级敌人”也功不可没）。为此，学校开了庆功会，校长当场表扬了几个挖沟积极的的同学，我们镇上来的同学里也有几个被表杨了，我就是其中一个。遗憾的是，这年冬季，一场西伯利亚寒流侵袭后，一百多米长，一米多深的防空沟悄无声息地坍塌了。万幸的是，其时全国的挖洞热已经降温，如此，并无人提及防空沟一事。

在乡下读书，除了以上经历的人与事外，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人，这就是我们的班主任陈大梅陈老师。当年的陈老师约二十七八，是地区师范专业的毕业生，实打实的科班出身。令我们不解的是，这样的学历，按理应该分到镇上的学校才是，怎么会分到乡下教书呢？后来才弄清，陈老师的父亲是国军队伍里的一个小军官，四九年随老蒋去了台湾。去就去了，别人又不知道，偏偏在陈大梅老师临近毕业时，她父亲给家里来了一封信，信是从香港转的，七拐八拐拐到了街道最后到了当时还在世的陈老师母亲手里，本来这就是一封普通的报平安家信，但那时候的人，人人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实在太紧了，宁愿相信有，也不愿相信无，都认为陈老师的父亲肯定是国民党特务，写信的目的就是想偷偷在大陆发展特务组织。如此就把陈老师打入了另册。不久，陈老师毕业，本来按其成绩，留校或分到县城一级的学校都不为过，但因为父亲的原因，分配时连镇一级的学校都进不去，直接分到了大队一级，也就是现在的村一级，当了一名小学老师。

陈老师教语文，她给我的印象是教书特别认真，可以不夸张地说，在所有教过我的老师里，她是最认真最负责的一个。不说别的，单就“得、的、地”三个词的区别，和“在与再”的不同，我们当时都无法分清，常常在作文里乱用，如此，陈老师就会在课堂上或私下里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解这些词之间的不同点，直到我们暂时明白为止。在那个特殊年代，大多数教师无心无力教学时，陈老师依然保持着一个教师的本色，这无疑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我当时对作文已经有了一点兴趣，故有时想，幸亏来乡下读书，否则去哪儿遇到这样好的老师！只是我们在乡下读书的时间并不很长，学期结束前，我们又接到新的通知：下学期回镇上学校上课。于是，在乡下经历了一个学期的我们，又回到了镇上的老学校的教室里。

四十年后的某一天，我在嘉兴月河花鸟市场邂逅了我在乡下读书时的邱老师 ，据他说，我们离开后三年，乡下学校关停了，他被借调到镇学校，不久转了正。（那时，我已经初中毕业下乡了）。邱老师说，他如今已退休，跟老伴住在嘉兴工作的儿子的家里。闲聊时，彼此自然地说到了当年乡下的事，我问到了陈老师的情况。邱老师说，你说陈大梅啊，你们走后，她就被调走了。我问，为什么？邱老师说，说来话长，一是她的政治背景，二是当时镇上管文教的头儿想把她招做媳妇，她不同意。我又问为什么？做领导的媳妇不是很好吗？邱说，如果领导的儿子没有缺陷，当然好，关键是领导的儿子在武斗时，被人打折了腿，成了瘸子，你说换哪个姑娘肯答应？更不要说像陈老师这样心气高的人了。我说，那她调到哪里了？哪里？肯定是越调越差，调到了离镇最远的翁村大队。再后来呢？我说。邱说，后来当然是雨过天晴了。粉碎四人帮后，她被调回到镇上当老师，再后来就当校长，我退休前一年，她还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勋章哩。说到这里，邱老师忽然想起了什么，对了，陈大梅的老父亲也回来了，是改革开放后以台胞的身份回来的，投资，现在已经定居嘉兴了。我继续问，陈老师后来有没有成家？邱说，没有，一直是单身。不过，她现在很忙，退休后，在“关工会”挂了职。

和邱老师分手后，我骑电动车回家。不料，半路上老天爷毫无征兆地下起了雨。我赶紧停车下车从车兜里取出雨披穿上。雨越下越大，迅速地织成一张巨大的雨网，置身雨网中，突然，我眼前仿佛浮现出几十年前的一幕：一群镇上的男孩子背着书包一步一滑艰难地行走在泥泞的小路上，而前方，一座简陋的乡下小学校正默默地等着他们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