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峰
网站用户
田园是中国文学绵延千年的核心审美谱系，自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吟唱确立隐逸基调，传统田园文学便多以理想化笔触描摹乡村景致，将其塑造成疏离现实的“精神桃花源”——或聚焦山水清逸，或抒发归隐情怀，却鲜有对乡村真实生存肌理与社会变革的深度观照。进入当代，城镇化进程的纵深推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使乡村经历着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的整体性重塑：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阵痛、城乡要素流动的张力、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个体命运与时代浪潮的交织，这些复杂命题亟需文学以现实主义笔触作出精准回应。
然而，当下部分田园文学创作仍未能摆脱“怀旧叙事”的惯性，要么将乡村简化为“都市人的精神避难所”，要么以“外来者视角”进行浮光掠影的书写，难以触及乡村变革的核心肌理。梁晓声作为坚守现实主义立场的代表性作家，其创作始终贯穿着对底层群体的人文关怀与对时代变迁的敏锐洞察——从《雪城》对知青群体生存困境的冷峻书写，到《人世间》对城乡底层百姓命运的全景式呈现，作家始终以平民视角锚定时代脉搏。《田园赋》作为其聚焦乡村振兴主题的力作，彻底跳出了这一创作窠臼，将笔触深植董志原黄土高原的村落褶皱，以“在场者”的姿态直面乡村变革的复杂现实，通过叙事策略、人物塑造与地域书写的三重革新，构建了当代田园文学的新范式，为乡村题材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审美参照与思想资源。
传统田园文学多以“回望者”或“外来者”视角书写乡村，其叙事往往游离于乡村真实的变革进程之外，呈现出鲜明的“怀旧疏离感”。《田园赋》的核心革新，在于确立了“在地化在场”的书写立场，以内生性视角、宏微互证的叙事策略，还原乡村变革的复杂肌理，实现了田园叙事的本质性突破。
作品精准践行巴赫金“复调理论”，打破传统田园文学“文人视角”的单一垄断，构建起“全知视角+乡村内生有限视角”的复调叙事结构。全知视角搭建起宏观时代框架，清晰勾勒出董志原村落从土地承包责任制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历史脉络，将个体命运嵌入时代洪流，赋予作品史诗般的时代厚度；而村支书赵建国、返乡青年李为民、留守农民王老汉等“乡村内生者”的有限视角，则构成了多元对话的“个体声部”。与《人世间》中乡村叙事的“外来者视角”（如周秉昆的城市回望视角）所带有的疏离感不同，《田园赋》的视角完全扎根乡村内部：赵建国的视角承载着基层治理的多重困境——政策刚性约束、村民传统观念与商业资本诉求的三方博弈；李为民的视角折射着现代知识与传统乡村的碰撞——节水灌溉、电商运营等新理念与土地依赖、经验主义的现实张力；王老汉的视角凝聚着农民对土地的眷恋与迷茫——既坚守“土地是根”的生存信仰，又困惑于现代农业转型的陌生化进程。多元视角的平等对话，使乡村叙事摆脱了“自上而下”的审视与“自外而内”的窥探，转而呈现出“自下而上”的真实肌理，让读者得以窥见乡村变革中不同群体的真实心态、利益诉求与生存境遇，实现了叙事真实性与立体性的双重提升。
作品巧妙规避了宏大叙事的空泛化与微观叙事的碎片化，以“以微见宏、宏微互证”的策略，实现了时代广度与生活温度的深度融合。在宏观层面，作品紧扣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议题，将青年人才回流、现代农业发展、乡土文化传承、基层治理创新等时代命题自然融入叙事，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针对性；在微观层面，作家以极具质感的笔触捕捉生活细节，将抽象的时代变革转化为可感的生活体验：王老汉触摸刚翻过的黄土时，“指腹摩挲土壤颗粒的纹路，指尖沾着的湿土带着太阳的温度”；李为民演示滴灌设备时，“额角渗出的汗珠滴落在水管接口，晕开一小片湿痕”；赵建国深夜谋划乡村发展时，“烟袋锅在桌角磕出的清脆声响，与窗外的虫鸣形成隐约呼应”。这些具象化的细节并非单纯的场景描摹，而是与宏大主题深度勾连：李为民电商创业的“订单增长曲线”，呼应着乡村产业升级的时代潮流；赵建国调解村民矛盾的“耐心劝说”，彰显着乡村治理的现实张力；王老汉尝试使用滴灌设备的“笨拙与坚持”，折射出传统农业转型的阵痛与希望。这种宏微辩证的叙事策略，使作品既避免了“悬浮式”的时代书写，又摆脱了“琐碎化”的生活描摹，达成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传统田园文学中的乡村人物往往陷入“扁平化”“符号化”的书写困境——或为“淳朴善良”的道德符号，或为“落后保守”的负面标签，缺乏真实的主体性与复杂的人性肌理。《田园赋》突破了这一桎梏，塑造了兼具时代特质、地域品格与主体意识的典型形象，使人物成为乡村变革的主动参与者而非被动承受者，彰显了现实主义典型化创作的强大生命力。
村支书赵建国的形象突破了“高大全”与“官僚化”的二元对立书写，成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干部的生动缩影。他并非完美的“改革英雄”，而是深陷多重困境的“实干者”：既要应对开发商“粗放式开发”的商业诉求，又要疏导村民“固守土地”的传统观念，还要遵守政策的刚性约束，三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他的核心行动逻辑。作品通过一系列具象情节展现其复杂人性：为引进节水灌溉项目，他“三番五次往返城市与乡村，磨破了两双布鞋，喝干了无数杯村民递来的粗茶”；为保护村落生态，他坚决抵制开发商的不合理要求，“哪怕被指责‘不懂变通’，也始终守住‘不能毁了祖宗留下的土地’的底线”；面对村民的质疑，他“不摆官腔、不打官话，坐在炕头与村民拉家常，把政策掰开揉碎了讲”。赵建国的形象不再是抽象的“基层干部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困惑有担当的个体——他会因项目推进受阻而焦虑失眠，也会因村民的理解与支持而倍感温暖，其命运轨迹与乡村振兴的实践进程深度绑定，既彰显了基层干部在乡村变革中的核心作用，也还原了基层工作的真实困境与价值坚守。
大学生李为民的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标识，他打破了“逃离乡村”的青年叙事惯性，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生力军”与“创新者”。他放弃城市的稳定工作返乡创业，并非一时冲动的“理想主义”，而是带着对乡村的情感认同与对现代农业的理性认知：“我不是来‘拯救’乡村的，而是想和乡亲们一起，让土地长出更好的庄稼，让日子过得更有奔头。”作品没有将其塑造成一帆风顺的“创业英雄”，而是真实呈现了他的迷茫、挣扎与成长：推广滴灌设备时，遭遇村民“靠天吃饭惯了，这玩意儿不靠谱”的质疑，甚至被围堵在田间“要求赔偿损失”；电商运营初期，因物流不便、品牌知名度低，“半个月只接到三单生意”；探索乡村旅游时，又面临“民俗资源如何转化”“游客体验如何提升”的现实难题。但他并未放弃，而是通过“免费试用滴灌设备”“直播展示田间劳作”“改编皮影戏融入乡村故事”等创新实践，逐渐赢得村民信任，打开市场局面。李为民的成长轨迹，既展现了现代青年在乡村振兴中的责任担当与创新精神，也揭示了乡村产业升级的现实难度，其形象超越了传统乡土文学中的“知识青年”符号，成为新时代返乡青年“理想与现实碰撞、坚守与创新并存”的典型代表。
留守农民王老汉的形象承载着黄土高原农民的传统特质与时代调适，其身上的张力构成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生动隐喻。作为董志原的老住户，他身上烙印着黄土高原农民的核心品格——勤劳质朴、敬畏土地、重视传统：“土地是根，丢了根，人就成了飘着的叶子”，“庄稼要靠汗水浇，日子要靠踏实过”。但他并非顽固守旧的“老古董”，而是在时代变革中主动调适的“传承者”：面对土地流转的选择，他既“舍不得祖辈耕种的土地”，又“希望孙子能过上更好的日子”；面对滴灌设备等新技术，他从最初的“怀疑抵触”，到后来“主动请教李为民，跟着学习操作方法”；面对乡村旅游的发展，他虽“不懂什么是‘文旅融合’”，却愿意“把家里的老物件拿出来展示，给游客讲讲过去的农耕故事”。作品通过“王老汉看着机械化收割麦田时的欣慰与感慨”“捧着合作社分红时的激动与忐忑”等情节，展现了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调适过程——他坚守的不是“落后的生产方式”，而是“敬畏土地、踏实劳作”的文化内核；他接受的不是“外来的强加之物”，而是“能让日子变好”的时代变革。王老汉的形象并非“落后保守”的代名词，而是传统农民在时代变革中的真实写照，其身上的挣扎与适应，深刻折射出乡村振兴进程中传统农业转型的阵痛与希望。
地域文化书写是田园文学的核心特征，但传统书写往往将地域文化视为“静态的怀旧符号”，缺乏与时代命题的深度融合，难以回应乡村变革的现实需求。《田园赋》的地域叙事实现了从“文化怀旧”到“时代载体”的价值转化，将董志原的地域风物、民俗文化与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紧密结合，使地域文化成为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承载时代意义的核心元素，彰显了地域书写的当代价值。
（一）风物书写：动态的文化符号与发展载体
作品对董志原窑洞、麦田等风物的描写，突破了静态的景观描摹，赋予其动态的时代内涵与发展价值。窑洞作为黄土高原的标志性建筑，作品不仅描写了“黄土夯筑的墙体、木质的窗棂、炕头的木箱”等独特建筑风貌，更通过“窑洞内召开村民议事会”“青年在窑洞里探讨创业计划”“老匠人在窑洞里传承皮影技艺”等情节，将窑洞从单纯的“居住空间”转化为“乡村治理、产业创新、文化传承的实践场域”。麦田的描写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张力：从“人工收割、靠天吃饭”到“机械作业、节水灌溉”，从“单一粮食种植”到“特色农产品培育+乡村旅游融合”，麦田的生产方式与功能定位的变迁，不仅展现了现代农业的发展轨迹，更与人物命运深度绑定——王老汉对麦田的眷恋，是对“土地是根”的文化认同；李为民对麦田的改造，是对“现代农业”的实践探索；赵建国对麦田产业的规划，是对“乡村振兴”的责任担当。这些地域风物不再是单纯的怀旧符号，而是动态的文化符号与发展载体，承载着乡村变革的时代印记，实现了地域书写与时代命题的深度融合。
（二）民俗书写：传统与现代的共生与创新
作品对董志原皮影戏的书写，堪称地域文化与时代命题融合的典范，展现了传统民俗文化的当代传承路径。老匠人表演皮影戏时，“操纵影人灵活自如，敲击锣鼓节奏精准，吟唱的庆阳道情婉转悠扬”，既展现了皮影戏的独特艺术魅力，也传承着地域文化的核心根脉——“皮影戏里演的是生活，唱的是人心，不能丢了祖宗的手艺”。而李为民的创新实践，则让这一传统民俗焕发了时代活力：他将皮影戏与乡村旅游结合，“在田间搭建简易戏台，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艺术”；通过直播平台表演皮影戏，“吸引城市网友关注，带动农产品销售”；更改编皮影戏剧目，创作《乡村振兴记》，“把村里的创业故事、致富案例搬上戏台，既接地气又有时代感”。作品没有将传统民俗视为“僵化的遗产”，也没有将现代创新视为“对传统的破坏”，而是呈现了二者共生的多元可能——皮影戏既保留着“操纵技艺、庆阳道情”等核心特质，又通过“文旅融合、新媒体传播”等方式拓展了生存空间，实现了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这种书写方式，打破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为地域文化的当代传承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彰显了乡村振兴战略下“文化赋能发展”的核心逻辑。
同为聚焦西北乡村的现实主义作品，贾平凹《秦腔》与梁晓声《田园赋》的地域书写形成了鲜明的时代对话，折射出不同时代语境下乡村书写的路径变革。《秦腔》以“挽歌式”书写聚焦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流失，情感基调悲凉——清风街的秦腔、老戏台、土地等地域符号，随着城镇化的推进逐渐消亡，成为作家缅怀传统乡村的载体，其核心是“哀叹传统的失落”；而《田园赋》则以“建构式”立场展现乡村振兴背景下地域文化的新生，情感基调积极向上——董志原的窑洞、麦田、皮影戏等地域符号，在乡村振兴中被赋予新的功能与价值，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核心力量，其核心是“建构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在叙事策略上，《秦腔》通过“细节的消亡”（如秦腔演出的减少、老匠人的离世）展现乡村的衰落；而《田园赋》则通过“细节的重生”（如窑洞成为文化空间、皮影戏融入旅游）展现乡村的新生。这种差异并非创作水平的高低之分，而是时代语境的不同使然——《秦腔》书写的是城镇化初期乡村的“解构”过程，而《田园赋》书写的是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的“重构”过程。《田园赋》的地域叙事更贴合当下乡村发展的现实需求，为地域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文学范本，彰显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时代适应性。
梁晓声《田园赋》以“在地化在场”的书写立场、“主体性”的人物塑造、“时代化”的地域叙事，完成了对现实主义田园文学的创新性重构，挣脱了传统田园文学的怀旧惯性与当代乡村书写的符号化困境。作品以董志原黄土高原的乡村现实为核心，深度回应了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展现了当代乡村的复杂肌理与新生图景，为田园文学的当代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
作品的创作实践证明，当代田园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在场”与“建构”：“在场”意味着深入乡村现实的核心肌理，摒弃“想象性乡愁”的悬浮书写，还原乡村变革的真实面貌——包括机遇与挑战、希望与阵痛、坚守与创新；“建构”意味着以文学的方式参与乡村振兴，探索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个体与集体的共生路径，既不美化现实，也不悲观消极，而是以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与人文情怀，为乡村发展提供思想资源与精神支撑。《田园赋》不仅拓展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边界，更重塑了田园文学的当代价值——田园书写不应是对“精神桃花源”的怀旧想象，而应是对乡村现实的深度观照；不应是对传统的简单哀叹，而应是对时代变革的积极回应。其深刻的文学价值与鲜明的时代意义，将在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持续释放影响力，为当代乡村题材创作提供重要的审美参照与思想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