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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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的水，是有精骨的。
有这样的认识，是我走进第八届紫金山文学奖获得者于兆文内心世界后的感悟。
这位生在运河边，长在运河边，写作在运河边的“文学淮军”领军人物，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以古城淮安作为地域背景，倾情为城市立传、为英雄塑像、为时代铸魂，以一年一部的“井喷”速度，先后完成了《天路淮军》《大胡庄·1941》《新安旅行团》《车桥 车桥》等鸿篇巨制，创造了独具风格的“本土题材，全国影响；基层作家，破土成长”的“于兆文现象”，已被当代文坛作为重大课题进行研究。
晚秋时节，在古运河畔的淮安区作协创研基地，我终于有幸约访到了被媒体誉为“含着泪拼着命创作的作家典范”，被文艺界称之为“江苏报告文学军团的五虎将之一”“高产作家的快手”的他，力图在访谈中，用文学的语汇解读他骨子里的人民情怀和他写作英雄的精神密码。
苦难，是刻在他心头的痛
苦难与写作，是淬火与成器的关系。
于兆文的苦难在于童年、少年时代生活的贫困。但也正是因了这样的苦难，他的写作更多的关注底层那些平凡小人物，常常在这些“弱势群体”的生活里寻找一份感动，追求一种近乎原始的朴实，一种细节的原味。
他出生在运河与苏北灌溉总渠相交的淮安区漕运镇。那儿，泊着成片的闸群，如今成了独特的水利枢纽风景片区。景区的大运河上有一座大桥凌空飞架，横亘东西，当地人称这座桥叫运南闸大桥。桥的西头，有一个村庄，叫作沙庄。
于兆文说，沙庄是运河岸边一个小村庄。他的童年，就是在运河边度过的。当年一到夏天，他们就在运河里扎猛子、打水仗，争先恐后攀爬来往的船队，穿梭在岸边的芦苇里捉迷藏、做游戏……但大学毕业以后，再回到村庄，运河岸边已不见芦苇花开，却立起了一座座坟冢，心中顿感无限凄凉。原来，因为贫困，岸边人家一度“靠水吃水”，一百多人撑着“小划子”强抢来往船只物资，在靠近船队强行登船过程中，落水而亡的“水鬼”比比皆是……想到死者中还有当年在运河里一起嬉耍的儿时伙伴，他的心里流满了痛。他将这一切诉诸笔下，报告文学《运河母亲心在滴血》写尽了他的心碎。文章被江苏法制报刊载后，在省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引起了时淮安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对此事件的集中整治。
苦难还常常让他想起了为人忠厚的父亲。父亲16岁随大伯学做豆腐，因为兄弟多，解放前为躲避国民党征兵，19岁逃到母亲家入赘做了上门女婿。婚后，父亲只知埋头干活，从不多话，因而给人老实可欺的感觉，常常受到母亲沙氏门族里的人排挤，都是母亲帮他撑腰，才得以在沙氏门族里生存立足。父母结婚的时候，没有基本的医疗条件，连生三胎都相继天折，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一个口腔疾病，无法进食活活饿死，一个肠道疾病，腹泻不止活活拉死，一个喝奶时脸色发紫，突然暴亡。都是活泼可爱的两三岁的孩子啊，就这么没了，可怜的父母像急疯了一样，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母亲大病一场以后，父亲更是沉默寡言。沙氏门族里的人都把矛头指向父亲，说父亲是灾星，是祸种，直到后来大哥的出生，并安然存活，父亲才重新得以在母亲家族里抬头做人。他说，因为孩子的夭折，使父亲对于饥饿和哭声的理解比任何人都刻骨铭心。荒年的时候，他被生产队送去米厂做工，实在太饿了，偷偷抓一把米皮到口袋，被打得吐血押送回家。邻居沙二奶饿得实在活不下去，去挑田里的野菜吃，最后中毒而死。沙二爹抓一把豆饼塞人嘴里，被批斗投河自尽。但正是苦难，让父亲成为了一个善良的穷人。他以穷济穷，在平日里走村串户卖豆腐的路上，不知送出去多少块豆腐，接济过多少穷人。
苦难的家乡，苦难的父辈亲人衍生出于兆文作品的品质和风骨。他在伤口结出硬痂之时，退回内心的暗室，点起文字的灯，将那些粗粝的、尖锐的、几乎要压垮灵魂的矿石（困难），投入叙述的熔炉。这过程像用伤口犁地。苦难是铁犁撕开的土壤，写作则是将裂痕转化为沟垄，并亲手播下种子。
他说，只有这样，把每一次经历，特别是苦难与悲痛都化为美好，才不会抱怨生活。于是，《温暖的记忆》里，那位，年年大年三十晚上，都到车站搭客至夜深，格外想念遭遇车祸丈夫和儿子的三轮车女工进入了他的视野；《有一缕阳光叫感动》里意外瞎了眼睛，以收废品为生的老头和读报的老太太穿过他的记忆；还有吃“百家饭”上学的“天津来的陈政委”，泪光盈盈的“铿锵玫瑰”晓萌，铁匠铺的刚子，装空调的男人，老人与狗，断足的猫以及《沙庄往事》里的鬼爹、六指麻爷、铜二奶、三爷、老歪树……呈现在了他深情的笔下。直到，吃尽了人间的苦，在海拔三四千米的天山上，用了整整十年时间谱写筑路壮歌《天路淮军》；烽火岁月里慷慨悲壮的《大胡庄·1941》；全景式、整体性还原历经17年，走遍全国22个省市，行程5万余里“新旅”光辉历程的《新安旅行团》；兼具历史深度与文学价值的精品之作《车桥 车桥》等一段段尘封的淮安英雄史诗被重新唤醒。
播下的种子会发芽。“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在这片土壤，随万物生长。”苦难，让于兆文的笔下汩汩流淌着一条静水深流的运河，缱绻着人世间的亲情、友情、爱情、乡情、民情、国情、世情。无论是笔下的父子、兄弟、妻子、朋友、同事、同乡、萍水相逢的路人、生命旅程的过客、红尘沉浮的女子等小人物，还是新安旅行团、大胡庄战斗，车桥战役等史诗般大事件，无论是短文，还是鸿篇，都会让人泪流满面，都会触痛读者心底最为柔软的地方。
历史，是他仰望星空的眼
行走在大运河畔，犹如行走在淮安的前世今生里。
“淮安历史太厚重了，厚重得让我一次次地仰望星空，让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我们，懂得了什么叫信仰的力量，什么叫精神的光芒。” 于兆文说。
站在大运河边，于兆文一眼望千年。他既望见了大运河滋养淮安这一方红土的灵秀，又望见了淮安在历史的惊涛中，一次次承受苦难的冲刷，在烈火与热血中涅槃，锻铸出的一身铮铮铁骨。
他说，淮安是苦难之城，更是英雄之城。
他目光如炬。回溯到明朝嘉靖年间，倭寇自海上而来，焚烧劫掠，惨杀军民，“官兵且却”的情景。危难时刻，状元沈坤毅然散尽家财，募集乡兵，挺身而出，最终以“埋倭山”的地理标识，书写淮安人不畏强暴、保家卫国精神碑刻。他紧闭双眸。不忍目睹二十世纪那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中，淮安沦陷，在日寇统治下，百姓备受煎熬最深重的苦难。救亡图存之际，淮安人的脊梁从未弯曲。正是在这血与火的洗礼中，新四军某部二连八十二烈士以最悲怆、最壮烈的方式在大胡庄铸就英雄的群像，融入山河，化为不朽。
于兆文说，历经苦难的淬炼，辈出的英雄就是这座城市的英雄脊柱。我必须拿起笔书写他们，只有书写出他们，才能更好的铭记住苦难，铭记住英雄，更好的在这片土地上前行。
他回想起三十多年前，读的第一本杂志——《少年文艺》。当时是班级里的一位女同学将杂志带到班上来，对于家境贫寒的于兆文来说，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触课外读物。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杂志里的一个故事：一位鄂伦春少年靠着一匹老马，一只猎犬，一杆长枪与狼群周旋了三天三夜，最终脱离了险境。跌宕起伏的情节，浩瀚无边的茫茫林海，鄂伦春人的民俗风情……都令他深深为之着迷。他将这本杂志看了一遍又一遍，甚至有的章节都能背上了。从此，他爱上了读书，更爱上了写作。他梦想着终有一天，也会书写出故事中的英雄。
机会真的来了！英雄之城淮安以独特的方式让这位有准备的作家实现了初心。
2017年，于兆文的合作者余滔和朋友黄学洪在新疆考察时来到了独库公路乔尔玛烈士陵园。守墓人陈俊贵告诉他们，沉睡在这里的168名烈士中，有4位是淮安籍烈士。陈俊贵曾发下宏愿，要用五年时间自费走遍每个烈士的家。但他还没去过淮安，于是他请求黄学洪和余滔回到江苏后帮他寻访一下烈士的亲属。回到淮安后，余滔找到了于兆文，深谈了这段经历，于兆文听后，在极为感动之余，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烈士的家人，送去一份敬意和慰问。经过多方寻找，无数辗转，他们得悉更令人震惊的情况。原来，50年前，淮安县859名青年勇士，同一天出发，同在一个团当兵，同时奉命进疆，投身独库公路建设。在随时降临的暴风雪、雪崩、塌方、泥石流的天山上，他们用血汗和生命，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于兆文认为，这一英雄群体是当代淮安人的脊梁，他们的英雄壮举是家乡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源泉和力量所在。于兆文通过寻访，一共找到了159位老兵，打开了尘封半个世纪的历史记忆。开启了创作“英雄四部曲”生涯的起点。
于兆文说，《天路淮军》是一部为英雄落笔，与时间赛跑的作品。采访时，当年的壮士都已年逾古稀，所以，这是一次与时间赛跑的抢救性采访和呕心沥血的书写。在淮安区畔园创作基地，他封闭了近五个月，采访在那里，创作在那里，吃住也在那里，每天平均工作12小时以上。畔园名字很动听，其实是简易搭建的一处种花养草的小园子，四周都是坟地。于兆文在里面写作，只有一条老狗陪伴着他。来访的人，都笑称他是“当代蒲松龄”。因畔园湿气太重，久坐和严寒导致右腿差点不能行走，而他则自嘲，倘若不是老狗的阳气在助他，也许一条命就献给了这部“不能偷懒的文学”。
采访的过程，写作的过程，都是受教育的过程。于兆文说，在写到暴风雪中，班长郑林书将最后一个求生馒头留给新兵陈俊贵，自己牺牲。陈俊贵幸存后，辞去工作，重返天山为战友守墓一生时，一个馒头，一条命，一生守护，让他泣不成声；写到为给断粮的战友寻找食物，战士莫庆元外出打猎，最终被发现时已成为怀抱钢枪、目视前方的冰雕时，最悲壮的雕像，冰封的猎人与枪，最无私的逝者让他泪水盈盈。等等这些最极致的艰苦和牺牲相伴成就了天山精神的回响。
《天路淮军》 的成功并没有让于兆文停下脚步，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了书写家乡英雄史诗的使命。他说，我的家乡永远是我创作的源泉。几年来，他相继推出了《大胡庄·1941》《新安旅行团》《车桥 车桥》等作品。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也是气吞山河的大胡庄战斗八十周年。于兆文想到当年参加大胡庄战斗的那些年轻的战士，把生命留在了淮安大地上，最后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他觉得对不起他们。他发现，同一片土地上，淮阴刘老庄82烈士已经家喻户晓，大胡庄82烈士鲜为人知，感觉欠下了“心债”。他越来越感到，必须挖掘创作出一部厚重的文学作品告慰先烈，教育后人。
压力之下，他一次次地东奔西走，一次次地夙兴夜寐，一次次地汲取史实，一次次地分析鉴别，先后采访上百位历史见证者和史学研究专家，大大小小十多个采访本记得满满的，要算起采访总里程，真可谓“八千里路云和月”。前前后后，翻阅的军史、党史和各种相关相近的历史资料达百万字之多。有时候，一个线索要反复要向十多人，甚至二十多人求证。在创作过程中，他意外搜集到当年侵华日军关于大胡庄战斗的陈述回忆及伪军头目的供述卷宗档案，首次发现了战斗结束后有17个重伤战士被日伪军俘虏，但他们在牢房里宁可绝食也不投降，最后喊着口号集体就义。这一发现让他深受震撼，也更加坚定了他还原历史真相的决心。
于兆文说，创作《新安旅行团》是他始料未及的事情。2021年的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新旅母校——新安小学少先队员回信，信中高度评价了新旅的光辉业绩，并对孩子们予以亲切勉励。一时间，新旅的名字燃爆了中国。
那年的暑假，他就像一个“追星者”，不断地走进新旅历史纪念馆。从头到尾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看，包括陈列的有关新旅的书籍。他坦言，对于新旅，一直缺少一份应有的关注。很多人可能跟他一样，知道新安旅行团是抗战时期的一个儿童团体，但对于这个团体到底干过什么事、到底有多伟大却知道得不多。特别是，在遍览新旅历史纪念馆里展陈的各类新旅的书籍后，他发现馆内大多都是新旅团员囿于各自视角的回忆片断，零散的、碎片化、区域性、阶段性的回忆较多，缺少一部置放于时代大背景中的全景式、整体性还原新旅17年光辉历程的著作。于是，他决定“解封”历史，重寻当年“新旅”故事，再现烽火少年成长心路。
为此，他冒着炎炎酷暑，四处收集上百种新旅的文献资料，挥汗如雨地阅读新旅团员们的回忆文章，如饥似渴地从专家们的研究文献中汲取营养，摘录、标注、归类、综合；他各地奔波，跑纪念馆，寻找并上门采访当年的老团员们及其亲属。大部分新旅团员都已作古，健在的也已步入耄耋之年，因此沟通交流的难度之大无法想象。他忘不了老团员孙敏，采访时，老人已经卧病在床多年，不能说话。但得知他是来写新旅的，竟突然站了起来，唱起了《新安旅行团团歌》。采访第二天，老人就溘然离世。更忘不了疫情来临时的电话采访。一次电话聊上半天，甚至一天，那是常有的事情。经常因为一些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细节的出入，需要一次次的求证沟通。也忘不了自己一人封闭在创作基地，有时候，顾不上吃饭，泡一碗方便面充饥，八个月，与新旅“并肩同行”，方便面吃了几十箱。
而创作长篇小说《车桥 车桥》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写作之初，他是怀着敬畏之心走进车桥。《车桥 车桥》的体裁定位是长篇历史小说。尽管不同于非虚构文体，但是历史事实真相必须被尽可能地还原和体现在文本中。基于此，文本创作必须来源于大量的“田野调查”。难以忘记的是，采访创作亦如奔波在一场新的“车桥战役”征程上。他清楚的记得，采访的第一个对象是91岁的刘耀武老人。他家当年是车桥战役伤病员卫生所，前敌总指挥叶飞将军的指挥所与他家只隔着几户人家。他是躺在床上接受采访的，听到“车桥战役”四个字，老人的眼里顿时闪出光亮来，撑坐起身子，思绪一下子飞向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寻访中，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在北京拜会的时任新四军一师侦察科科长严振衡之女严晓燕。这位70多岁的老人20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父辈的足迹，根据父亲留下的众多珍贵历史资料，她自费到全国各地拜访了数十位父亲的战友，写成了《在粟裕身边的战斗岁月——老侦察科长严振衡的回忆》一书。书中还原了一个真相：车桥战役打响后，粟裕师长曾亲临前线。她建议车桥战役陈列馆在重新布展时，一定要将粟裕师长亲临前线的这一史实增补进去，并拿出当年见证者、参与者口述录音、采访记录、回忆文章等作证。她有时候一天给淮安地方领导打十多个电话，言辞凿凿，让人动容。为此，于兆文认真研读了时任新四军一师侦察科科长严振衡、作战科科长周蔚昌、测绘参谋秦叔瑾等人的回忆录、文集、日记，这些宝贵的史料给了他对小说主人公原型塑造与情节构思的灵感。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四年磨四剑，铸成四部曲。于兆文的这四部曲已然镌刻在国家的记忆里，矗立在红色江山的峰峦上。他笔下书写的英雄形象和英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奋然前行。
成功，是他献给家乡的花
有人常常惊叹于兆文是一个“快手”。其实，他这种速度源自像重型坦克一样高强度地采访写作，怀着“毕其功于一役”的精神，像重型坦克那样，把所有的力量压上去。
是什么支撑着他？于兆文说，这是一个作家的使命担当和责任所在。
写《天路淮军》采访淮军老兵时，老兵哭着说，于兆文哭着记，老兵们说，“真的是把人间所有的苦都吃尽了”。他们拉着于兆文的手，发自肺腑地述说对他作品的期待。但老兵们可能不知道的是，为了感怀于他们这些先辈们的信仰和精神的力量，于兆文写作过程中，也是把人间所有的苦都吃尽了。他不计报酬，无怨无悔地冒着严寒酷暑，奔波在全国各地。在天山上靠吸氧采访；为了严格求证，他阅读的文献资料，写下的采访笔记像小山似的堆在办公室的旮旮旯旯。因为高强度的“田野调查”和焚膏继晷、夜以继日的创作，半月板损伤、骨髓积水，高血压、心脏病、急性肝损伤等疾病接踵而来。
生命的投入，情感的燃烧，终让他收获了成功。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长篇报告文学、散文集、诗歌集20余部。作品入围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评审，荣获第八届紫金山文学奖，第三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蝉联第四届、第五届江苏报告文学奖金奖，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袁鹰文学奖。中国作协原副主席、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原会长何建明，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江苏省作协原副主席、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资深教授、博导丁帆，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得主、《人民文学》副主编徐则臣等多位文学界大咖给予他高度评价，并联名向全国读者倾情推介他。
运河的水，是有精骨的。精骨体现在于兆文的作品里。
运河的水，是有灵性的。她滋养了枚乘、枚皋的要言妙道，滋养了赵嘏的名动京师，滋养了施耐庵、罗贯中的书卷飘香，滋养了吴承恩的如椽巨笔，滋养了刘鹗的文气涌动，也滋养了于兆文的文采飞扬。
运河的水，是有风骨的。如今，因着运河水，于兆文正从运河边出发，用文学的语汇，以自己的方式抵达远方，走向自己的精神道场，成就无与伦比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