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账本

要说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面头，我这个人一直以来的感觉就是，母亲她的生活啊，是完完全全地活在一本账里面的。

那其实就是一本拿学生的作业本给裁剪出来，并且还经过了手工去进行缝制的一本册子，它的封面上头给糊上了一层厚实的牛皮纸，而在这本册子的里面呢，则是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各样的字迹。在我的整个记忆当中，母亲这个人就好像总是在进行着记账的这么一项工作。比如说家里头卖掉了一筐鸡蛋，或者是把几十斤的麦子给粜出去了，亦或是把那个三提五统的钱给交了，甚至于只是给我买了一只铅笔这么一点点的小事，她都总是会把那个本子给摸出来，然后就去运用那个铅笔头，一笔一划地去把它给记录下来。并且呢，这个金额还会被她给精确到分的那一个程度。

我母亲这个人在那个时候就常常会说这么一句话：“人情紧似债，锅顶头上卖。”在皖北萧县的这片黄土地之上，她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一个最精明的掌柜那样，用心去打理着我们这个完完全全是依靠着土里刨食的家。父亲以及母亲他们两个人，一同就守着家里的那十几亩地，从年头一直忙活到年尾。所以要我说啊，母亲的那个账本，简直就可以称得上是我们家的“圣经”了。

我那个时候就特别天真地以为，母亲的心里头也就只认得钱。她给我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账房先生一样。

在我去上初中的那一年，村子里头有的人家就给买回来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父亲在那个时候就蹲在家门口，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听着从隔壁那边传过来的《渴望》的片头曲，只顾着自己闷头去抽烟。等到了晚上的时候，他才试探性地跟母亲去提了一下这个事情。在煤油灯的下面，母亲就把那个账本给摊开了，她的手指在上面点着，然后就开口说道：“你看这里，去年的收成确实是挺好的，但是把这个农业税、乡统筹都给扣完之后，也就只剩下这么一些了；开春的时候买的那些化肥、地膜，那还是赊的账，等到秋后是必须要去还上的；毛娃，这个也就是我的小名，眼看着就要面临考学了，万一真的给考上了，那个钱要从哪里来呢？”她的声音听起来显得非常的平直，就好像是在念一份判決書那样。父亲那张黝黑的脸整个埋在了劣质烟草所产生出来的烟雾当中，他的脑袋也随着她指尖所点到的那些个数字，一点一点地耷拉了下去。到了最后的时候，他才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说：“是我想岔了。还是先紧着孩子的事情来办吧。”

我那个时候就特别地烦那本账。感觉它把父亲眼睛里头偶尔才会闪过的一点点亮光都给吸走了，同时还让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就好像被牢牢地钉死在了穷这个字上面一样。于是乎，我就在作业本的背面愤愤不平地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我妈的心里面，除了那些冰冷的数字以外，什么别的东西都没有了。

在那个账本里面，其实也有一些有关于我自己的“债”。当时在镇上面去读初中，每个周末回家的时候都需要背上那么一周的干粮——这个干粮也就是那么一包袱的烙馍，以及那么一瓶咸菜。母亲有的时候会塞给我一两毛钱，为了让我可以去买点热汤喝。然后她就会去记下这么一笔账：“X月X日，给毛娃生活费，一毛。” 这个事情让我觉得特别的难堪，就仿佛我的每一口呼吸，都是在对这个家进行着一种消耗一样。

这种情况一直都持续到了一九九三年的那个夏天，在那个时候我顺利地拿到了淮北煤电技师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就在那么一刻，整个村子里头的人都在说老谢家出了一个“秀才”，以后是要去吃“国库粮”的人了。父亲的那张脸，为了这个事情亮了好几天。

可是就在临走的前一夜，家里的这个气氛却一下子就沉了下来。母亲把我给叫到了里屋去，那煤油灯的灯芯在那儿不停地进行着跳动。她拿出了那个牛皮纸封面的账本，她的手看起来还有点发抖。她把这个本子翻到了最新的一页，然后就把它递到了我的手上。

在那页纸上面，记录着的是她用尽了自己全部的力气才写下来的、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一笔“巨额”预算：

“1993年9月，毛娃去上中专。学费一年要280元，住宿费是40元，书杂费预估要50元。家里的粮票要换成全国粮票的话，还需要去贴补钱。

所以，这第一个学期总共需要：大约四百五十元。”

在这下面，是一道被她用尺子比着、并且划得特别深的一道线。

在这道线的下面，字迹忽然之间就变得特别小，而且还极其地拥挤，就仿佛要把自己的每一分力气都狠狠地压进这张纸里面去：

“卖掉夏粮也就是小麦800斤，得到了款项248元。（这个价格是粮站那边把杂质给扣除以后算出来的）

卖掉家中唯一的一头半大的猪，得到了款项171元。（这是因为猪贩子把价格给压下去了）

父亲在镇子上去干临时的搬运工，干了两个月，结余下来90元。（在这个当中还被扣掉了10块钱的工具磨损费）

母亲卖掉了平时积攒的鸡蛋以及鸭蛋，一共得到了31元5角。

向大舅那边开口去借，得到了100元。（关于这个事情，母亲还在账本的角落里面给补上了一行小字，说是欠下了大舅的人情，等到秋后的时候要送两袋红薯干过去）”

其中的每一项的后面，都跟着一个累加起来的数字，看起来就好像是一级级特别陡峭的台阶一样。到了最后，这个数字就停在了“六百四十元五角”的上面。

母亲用手指着那个最终的数字，长长地、几乎让人听不见地出了一口气，然后她才开口说道：“够了。除了开学的时候要用的，还能够留出来一百九十块钱，这些个钱就是你一整年的生活费了。这算下来每个月……差不多能有十六块钱。” 这句话说完之后，她停顿了相当久的时间，才又低声地补充了这么一句：“在学校那个地方，你可别跟人家去比吃穿。你要去比学习。”

我当时捏着那页纸，就仿佛是捏着一块烧得通红的铁块一样。那上面所记录的每一个数字，都好像是一块无比沉重的砖头：那是父亲在工地上扛水泥的那份艰辛，是母亲蹲在鸡窝前面小心翼翼的那份期待，也是我们全家一年到头都见不到荤腥的餐桌，还是那头我每天都去打猪草喂大的猪仔最后所发出的哀嚎……所有这些东西都堆在了一起，它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能够去盖房子，也不是为了能够去买电视，而只是为了能够把我这个人，从这片黄土地里面给“赎”出去。

就在那么一个时刻，我平生第一次不敢再去看我母亲的眼睛了。

在中专的这三年时间里头，我每个月的生活费，从来就没有超支过。母亲寄过来的信件里面，总是会夹着那么几句“账目摘要”：“这个月的猪崽长势很好，可以抵得上咱们下个月的开销”、“你爸在建筑队那边找到了活，一天能结算五块钱，你不要挂念”。我很清楚地知道，那本账，还在非常艰难地进行着自己的滚动，而我这个人，就是它唯一的、也是那个沉重的轴心。

后来的事情就是，我顺利地毕业了，并且还进了一家工厂，开始有了自己的工资。在我第一次寄钱回家的时候，我在汇款单的附言里面特地写道：“妈，以后别再去开展记账的工作了。”

可是等到我下一次回家的时候，却发现那个账本竟然还在。只不过，这里面的内容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翻开最近的一页，上面并没有记录日期，字迹看起来认真得有些笨拙：

“毛娃今天带着他的女朋友回来了。这个姑娘可真好，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看见我在那里择菜就马上过来要进行帮忙。”

“特地去镇上割了点肉，又买了条鱼回来，总共花了十八块四毛钱。这个钱花得值得。这样一来毛娃的脸上就有光了。”

“这个女孩是吃商品粮长大的。说实话我心里头有点害怕，就怕咱们这个家，咱们这个地方，会被人家给看不起。”

“所以我们得对人家姑娘更好才行。绝对不能给自己的儿子丢脸。”

“明天啊，要把枕头底下那个用手绢包着的红包给拿出来，里头是六十块钱，还是崭新的。听说现在就兴这个。”

再继续往前去翻的话，就是我工作以后那几年的记录了：

“毛娃在信里头说他转正了，晚上特地给他爸多倒了半杯酒。”

“听说城里面的房子特别贵，一个平米就要上千块钱。愁得我晚上都睡不着觉。你说咱家这地里头，啥时候才能长出来城里的一块砖啊？”

“他爸在工地上给摔了一下，腰很疼，去贴膏药就花了八块五。这事可不能告诉儿子，他一个人在外边本来就已经很难了。”

……

我慢慢地合上了这本账本，手指头还在不停地进行着颤抖。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母亲早就已经不再去记录那些生活的债了。她现在运用这个本子，开始在记录她的心债——这是一份有关于爱、忧虑、骄傲以及卑微的账，也是一份永远也算不清楚、还不完的账。

在这个时候，我才终于算是读懂了母亲的这本账本。在那个本子里面，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去记录过金钱。她所记录下来的，是她和父亲两个人从牙缝里面、从筋骨里面、从对命运的全部倔强里面，一分一厘地给榨出来的希望。一九九三年的那四百五十块钱，它根本就不能算是学费，而是用来摆渡我人生的船资。她把自己硬生生地活成了一本最精密又最沉重的账本，它的进项是汗水、岁月、牲畜的性命以及那些低声下气的债，而从当中支取出去的则全都是我的未来。

就在前年的时候，家里面安装了电话。母亲在电话里面说话的时候，语气里还带着一点点的新奇：“现在要去卖粮食，这个价格在手机上就能看到了，再也不用专门跑去粮站问那些贩子了。” 她说到这里就顿了顿，好像还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那本老账本啊，早就已经不记了。现在国家的政策好，农业税都给免了，而且还有补贴。我跟你爸啊，现在去记账，就只是去记一记那些人情往来，比如说谁家娶媳妇我们送了多少，这样心里头好有个数。”

我听完之后就说：“妈，那挺好的。”

她在电话的那一头笑了，那个笑声透过滋滋的电流声传了过来：“是挺好的。这日子啊，现在是怎么去算，都是在往上走的。”

窗户外面的风缓缓地吹过了萧县那片广阔的田野，我就仿佛还能够去看得见，在那个三四十年前的时候，那个还相当年轻的母亲，她就在那昏黄的煤油灯的下面，怀抱着一份无比的郑重与决绝的心情，去写下了那笔改变了我们这一个家人命运的“巨款”。那个沙沙的写字的声音，也就这样穿过了这漫长的岁月，最终成为了我这一生当中所听过的，最沉重也最动听的那么一份有关于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