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与我，或需要的尺度

昨夜暑热卷土重来，书房里那台旧风扇的嗡鸣，便成了我与夏季谈判的唯一使者。它摇着头，将那片有限的清凉，时而赠予我汗湿的额角，时而吝啬地移开。就在这明灭交替的凉意中，我忽然想起它被束之高阁的冬日——那时的它，静默于墙角，蒙着薄尘，像一件被遗忘的贡品，与眼前这疲于奔命的姿态，判若两人。

这风扇的命运，全然系于一个“需”字。我怕热，是出了名的。春秋两季，体感宜人，风于我，是窗外可有可无的景致。及至天冷，它更是彻底失了宠，蜷缩着，我便觉得它那金属的骨架也透着几分可怜。唯有在“比较热”的那些独属我的黄昏，它才迎来了生命的华彩。我能独占它的风，调节它的头，让它只为我一人歌唱。那风是驯顺的，体贴的，带着一种完整的、被拥有的温柔。彼时，它仿佛不再是电器，而成了我肢体的延伸，是我对抗燠暑的私人骑士。

这“独享”的片刻，总让我无端想起魏晋的名士们。《世说新语》里那个叫王猛的汉子，“扪虱而谈，旁若无人”。他扪虱，需要的或许并非虱子本身，而是那种全然不顾旁人眼光、专注于自我世界的精神自在。我独享风扇时，大抵也沾染了些这般心境——非为标榜，而是一种确证，确证在燥热的天地间，尚有一隅之风，是全然听命于我的意志的。这近乎一种奢侈的安宁。

然而，夏季的酷烈终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气温攀至某个顶点，天地为炉，造化为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时，我那点可怜的“独享”便如朝露般消散了。家人推门进来，自然地按下开关，将风扇的头扳向更广阔的角度。于是，那原本只属于我的风，被分割了，稀释了，成了公共的慰藉。它依然在吹，甚至吹得更卖力，但我却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它不再是我的骑士，而成了一名公共的仆役。它的意义，在集体的需要面前，被彻底地改写与征用了。

这便引向了那个朴素的真理：需要的，才是最好的。不需要时，纵是千金之马骨，亦不如一抔黄土。这道理，古人看得通透。《庄子·山木》篇中，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于是叹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 一棵树因其“无用”而得以保全，我的风扇，却恰恰因其“有用”而劳碌，也因其“有用”而失去了被我视为“独享”的特殊性。它的价值，从不内在固有，全然取决于我与环境对它的“需要”程度。这近乎一种残酷的实用哲学。

由此想开去，人世间多少物事，其荣辱兴衰，不也系于此吗？一件狐裘，在漠北是性命攸关的至宝，在岭南则成了累赘的废物。一把龙泉宝剑，在战阵上是饮血的利器，在升平宴饮间，便只是墙上一件惹尘的饰物。它们的“好”与“不好”，全然不在其本身的精良与否，而在其时运，其所遇，其所“需”。贾谊《鵩鸟赋》有言：“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 万物皆在流转变化中，其价值亦随之振荡，哪有一成不变的“最好”呢？

这又让我忆起一桩旧事。幼时在乡下祖母家，夏日纳凉，唯一的电器便是一台老旧的“华生”牌台扇。它通体泛黄，噪音如雷鸣，却是我与表兄妹们争夺的焦点。谁若能抢先霸占它的正面，谁便是那个下午的王者。后来，家里装了空调，那台老风扇便被移到了堆放杂物的偏房。有一次我回去，看见它静静地立在墙角，电源线被老鼠咬断了，身上覆盖着蛛网与灰尘。那一刻，我心里并无多少怀念，只是平静地意识到：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我们不再“需要”它了。它的“好”，早已在那个没有空调的、蝉鸣如雨的夏天里，消耗殆尽了。如今它作为一段记忆的载体，其“需要”又转换了形式，只是这形式，已与风本身无关。

推及人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古语云，“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韩信在楚汉相争时，是刘邦“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的迫切需要；功成之后，便成了“狡兔死，走狗烹”的多余。他的将才未曾稍减，变化的，只是时与势的“需要”。李太白诗才天纵，玄宗初期需要他的锦心绣口来妆点升平，他便能“御手调羹，力士脱靴”；待到这“需要”淡去，他也只能慨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落得个放还的结局。他们的悲喜剧，在历史的舞台上反复上演，核心的剧本，便是那只看不见的、“需要”的手。

夜渐深了，暑气略略消退。家人已回房安睡，书房里，又只剩下我与这台依旧在摇头的风扇。它似乎又变回了“我的”风扇。然而，我知道，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假象。明日，或者下一个更热的夜晚，它仍将不可避免地被公共化。我关掉了它，世界瞬间陷入一片沉寂的闷热。这寂静中，我仿佛听见了万物在“需要”的尺度下，发出的无声喧哗。

那被需要时的欢唱，与不被需要时的缄默，共同构成了存在的全部真相。而我，这个怕热的人，于这夏夜的片刻安宁里，所贪恋的，或许也并非那一缕清风，而是它在独属于我时，所短暂赋予我的、关于掌控与秩序的幻觉。风本无心，因需生义。需要的尺度量物，也量人，能量出世态的炎凉，也能照见自身处境的虚实。这或许，便是这台老旧风扇，在这个夏夜，教给我的最深刻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