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若说有什么与众不同,大约便是那过分充盈的,两样看似不相干的东西:书与维修工具。它们一静一动,一文一质,却像经纬线般,密密地交织了我生活的布匹。四壁环立的书架上,是沉默的、层层叠叠的思想;而墙角那只沉重的铁皮工具箱里,则是沉甸甸的、触手可及的实在。于我而言,前者是精神的漫游,后者是尘世的锚泊;而将二者贯穿起来的,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对“修补”的痴迷。
这痴迷的根,大约深植于童年那片贫瘠又富饶的土壤。那时的孩子,没有如今这般琳琅满目、精巧却脆弱的工业制品。我们的玩具,多半诞生于自己的双手,或是父兄的巧思。几块刨光的木片,一枚滚珠轴承,一根橡皮筋,便能幻化出一辆能奔跑的“卡车”;一个废弃的线轴,一截蜡烛头,便能“咯吱咯吱”地镟出一串蜡泪的“项链”。我至今清晰地记得,父亲那只硕大的、散发着机油与铁腥味的工具箱,于我,不啻于一座蕴藏着无限可能的宝藏。他修理桌椅时,我便在旁递送榔头与钉子;他调试收音机里那微弱的、带着杂音的戏曲声时,我便屏息看着那电烙铁尖头一点神奇的锡亮,如何让断了的“声音”重新续上。
最难忘的,是那只“啄米的木鸡”。我用三合板锯出鸡的身形,用一枚旧发条做动力,一根铁丝做传动。所有的部件都粗糙不堪,发条上紧后,那鸡便不是啄米,而是疯狂地“叩头”,继而“啪”地一声散架。我懊丧得几乎要哭出来。父亲没有责备,只是拾起那些零件,在灯下细细地看。他用小刀将传动孔修得光滑,在关节处垫上薄薄的皮垫,又调整了发条的力度。当他再次松开手,那只木鸡竟真的开始一下,一下,稳健而滑稽地“啄”着桌面上并不存在的米粒。那一刻,我心里的欢喜,远胜于得到任何一件商店里买来的、光鲜亮丽的玩具。我不仅拥有了它,我更理解了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创造”并“拯救”了它。这种与物的亲近感,这种经由双手使残缺重归完整的成就感,像一颗种子,悄然落入了心田。
年岁渐长,求学,工作,为人父。生活被分割成无数琐碎的片段,在会议、报表与柴米油盐的缝隙里奔忙。那维修工具箱,一直没有闲着。直到儿子那辆的儿童自行车,在一次猛烈的冲撞后,链条脱落,像条死蛇般耷拉着,前轮也歪了,发出“咯噔咯噔”的哀鸣。女儿泪眼婆娑,仿佛她最忠实的伙伴得了重病。那个周末的午后,我重新打开了那只尘封的工具箱。扳手、钳子、螺丝刀,握在手里,那熟悉的、沉实的触感瞬间归来,仿佛唤醒了一段沉睡的肌肉记忆。
我蹲在阳台明亮的光线里,儿子搬个小凳子坐在一旁,好奇地看着。我教他认识什么是“链条卡扣”,怎样用扳手校正“龙头的碗组”。他的问题天真而充满哲理:“爸爸,为什么拧紧这里,轮子就不乱晃了?”我尽力用他能懂的语言解释着,就像当年父亲对我那样。当最后一颗螺丝拧紧,我将车子扶正,轻轻一推,轮子重新发出流畅而轻快的“沙沙”声时,女儿欢呼起来。那一刻,我心中充盈的,不仅是修好一件物品的满足,更是一种奇妙的传承感。我传递给他的,或许不只是维修的技能,更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角度:没有什么注定要被抛弃,只要愿意付出耐心与巧思,破损的,总可以试着去弥合。
这样的时刻,在往后愈发多了起来。厨房的吸顶灯坏了,妻子催促找电工,我却偏要自己搭了梯子,在断电的安全规程下,自己换上。当开关按下,光明重新洒满灶台时,妻子笑着说:“倒省了一笔工费。”我笑着回应:“省钱的乐趣,哪有这‘使之复明’的乐趣大。”
书房里的电脑,用了多年,速度慢得像老牛破车。我没有换新的,而是买了固态硬盘和内存条,在某个深夜,像进行一场精密的外科手术,小心翼翼地打开机箱,拔插,清理,重装系统。当风扇重新响起平稳的声音,屏幕亮起,系统如少年般敏捷地启动时,我靠在椅背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不仅是修复了一台机器,更像是为自己纷乱繁杂的思绪,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整理与清空。在这全神贯注的几个小时里,工作中的烦恼,人际间的纠葛,都被暂时隔绝在外。我的世界里,只剩下清晰的逻辑、明确的问题与确定的解决之道。这何尝不是一种最好的精神调剂?
我时常在想,这种深植于心的“修补癖”,其源头究竟在何处。后来重读《庄子》,读到那“庖丁解牛”的故事,“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忽然有所悟。庖丁对牛身体络的了然于胸,游刃有余,是一种“知”;而他“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小心翼翼的态度,则是一种“敬”。我对这些器物,大约也怀着类似的“知”与“敬”。我知道它们的“理路”——螺丝为何要顺时针拧紧,电路为何需要回路,润滑油该点在哪个关节;我更敬重它们的“生命”——它们不是冰冷的、可随意替代的物件,它们承载着时光,服务于生活,是有温度的存在。这种“敬”,便是不忍。
不忍见一本书籍脱线散页,于是寻来针线,耐心穿引,为其“续命”;不忍听一扇合页锈蚀的门窗发出刺耳的呻吟,于是点上机油,抚平其“痛苦”;不忍看一件家具榫卯松动,于是调匀骨胶,小心灌入,使其“筋骨”复健。这修补的过程,近乎一种仪式,是与这些沉默的伙伴对话,是对流逝时光的一种温柔抵抗。它让我想起古代的文人与匠人,他们不仅读书,也亲手拂拭案头清供,修补古籍书画,在“格物”的功夫里,抵达“致知”的境界。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序言里那句——“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其背后,不也正是对实实在在的、创造与修补的“开物”之学的推崇么?学问不仅在经卷中,更在工匠的手上,在万物的机理之内。
由此看来,我书架上的那些书,与墙角的那些工具,实在是一体两面。书籍,修补着我的精神世界,使我不致在俗务中迷失方向;工具,则修补着我的物质家园,使我在具体而微的劳动中,确认自身的存在。它们共同教我懂得“完整”的珍贵与“残缺”的必然。这世间,哪有永不休坏的人与事?《诗经》里唱:“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那清越的伐木之声,不正是为了建造新的家园,一种充满希望的“修补”么?生命本身,便是一场不断破损与修复的历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情感,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无时无刻不在经历着微小的磨损与偶然的创伤。而我们所受的教育,所读的书,所经历的爱的滋养,以及自省与觉悟,便是我们用以修复自身的“工具箱”。
夜又深了。我合上刚刚读完的一卷书,书页的微香尚未散去。目光落在墙角那只静默的工具箱上,它们一同沐在温柔的灯光里,竟显得如此和谐。我忽然觉得,我或许成不了什么了不得的学者,也成不了技艺精湛的大匠。但我愿意,永远做这样一个“时光里的修补匠”——用书籍修补灵魂,用工具温暖生活,在这不断修复的过程中,细细体味那点点滴滴、不一般的感受与收获,将这凡俗的日子,过得扎实,妥帖,而充满生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