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跃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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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住在老城区的小巷巷里。每天清晨六点一刻，我会准时出现在巷口的公交站台，等待那趟开往河对岸的1路公交车。
站台是旧式的，铁皮棚顶刷着早已斑驳的蓝漆，长条木椅被岁月磨出了光泽。等车的大多是熟人——提着菜篮准备赶早市的王婶、背着书包打哈欠的中学生、还有几个像我一样需要过河上班的人。我们很少交谈，却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形成了某种默契。
1路车来了，是一辆电动公交车，发动时总要喘几口粗气。车门“嗤”的一声打开，司机老陈朝我点点头。我刷了公交卡，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子缓缓启动，驶出老城区，朝着河上的大桥而去。
河叫资江，大桥建于七十年代，灰色的水泥桥身，栏杆上的铁艺花纹依稀可见当年的精致。公交车驶上桥面时，总会有一个微微的仰角，像是深吸一口气，准备完成这段每日的横渡。
桥上风景，四季不同。
春天，河岸的柳树抽出新芽，晨雾在河面上浮动，对岸新城区的高楼在雾中若隐若现，像海市蜃楼。夏天，河水因上游雨水而变得浑浊湍急，有胆大的少年在桥墩附近游泳，他们的笑声能穿透车窗玻璃。秋天，岸边的芦苇白了头，偶尔能看到捕鱼人驾着小船撒网，动作悠缓如古典舞。冬天，河水瘦成一道深青色，裸露的河床上，不知谁家的菜地还倔强地绿着。
但真正让我记住的，不是风景，是人。
常坐这趟车的人里，有个总是坐在后门边上的老人。他约莫七十岁，清瘦，穿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膝盖上常放着一个帆布包。某天暴雨，车上人少，他坐到了我旁边。
“这桥，是我参与修建的。”他突然开口，眼睛望着窗外。
我有些惊讶。他说他姓李，上世纪七十年代大桥建设时，他是工地上的技术员。“那时候没有这么多机器，很多活靠人力。建桥墩时，我们三班倒，人歇工不停。”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打，像是在回忆某种节奏。
“最困难的是合龙那天，”李老说，“两边桥体要准确对接，误差不能超过两厘米。那晚我们谁也没睡，工地上灯火通明。当最后一块桥板安装到位时，天刚好亮起。我们这些大男人，抱在一起哭。”
公交车此时正行驶在大桥中央。李老轻声说：“每次过这座桥，我都能听见当年打桩的声音。”
那天之后，我再看这座桥，感觉完全不同了。那些斑驳的桥墩，不再是冰冷的水泥，而是一段凝固的时间，是无数双手的温度，是一个时代的呼吸。
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卖菜妇人。她约莫五十岁，每天带着两大筐蔬菜上车，筐里是沾着露水的青菜、饱满的番茄、还带着泥土的萝卜。她总是在老城区上车，到新城区菜市场下车。
有个冬天的早晨，车上特别挤。妇人的菜筐不小心碰脏了一个年轻女子的羽绒服。女子顿时皱眉：“能不能小心点？我这衣服很贵的！”
妇人连声道歉，掏出一块洗得发白的手帕要帮忙擦拭。女子侧身躲开，嘴里嘀咕着：“脏死了。”
这时，司机老陈通过后视镜看到了，拿起话筒说：“大家都体谅一下，这位大姐每天三点起床去批发市场进货，就为了给儿子挣大学学费。生活都不容易。”
车厢安静了几秒。那个年轻女子愣了一下，低声说了句“算了”，转身挤到前面去了。卖菜妇人低着头，把菜筐往自己身边又拉了拉，缩成更小的一团。
下一站，有人下车，卖菜妇人旁边的座位空了出来。她却没有坐，依然蹲在菜筐旁。直到一位老太太上车，她才赶紧起身：“您坐这儿。”
那一刻，我看到了尊严的形状——它不在高昂的头颅里，而在弯曲却不肯折断的脊梁中。
司机老陈是个有意思的人。五十多岁，头发花白，开1路已经二十年。他记得很多常客，知道王婶的孙女今年高考，知道中学生小刘喜欢篮球，知道我每周三会晚十分钟因为那天要交稿。
老陈有个习惯：每当车子驶过大桥最高点时，他会轻轻按一声喇叭，很短促，像一声叹息。我问过他为什么，他笑着说：“跟桥打个招呼。”
后来从其他老乘客那里听说，老陈的妻子十年前病逝，骨灰撒在了这座桥下的资江里。那声喇叭，是只有他和她懂得的问候。
有次晚班车，我加班到很晚，坐上最后一趟1路。车上只有我和老陈。过桥时，他照例按了喇叭，然后说：“你看这河水，白天看着脏，晚上有月光照着，还挺好看的。”
我望向窗外，月光洒在河面上，破碎又重圆，像无数银色的梦。
“我老婆说，河水最公平，”老陈的声音在空荡的车厢里回响，“它带走一切，又孕育一切。人就像河上的倒影，看着实在，一碰就散。可你说怪不怪，散了还在那儿，换个样子接着存在。”
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什么叫做“渡”。我们每天过桥，从老城区到新城区，从过去到未来，从生到死。而有些东西，是河水带不走的。
春天的一个早晨，车上发生了件小事。
一个孕妇突然脸色苍白，捂着肚子。她的丈夫惊慌失措，语无伦次。车厢骚动起来，有人让座，有人询问，有人建议赶紧下车去医院。
老陈通过后视镜看到，大声说：“各位，下一站我不停了，直接开过桥去新城区医院，大概七八分钟。有急事的可以在下一站提前下车。”
令人惊讶的是，全车十几个人，没有一个下车的。
“快开吧陈师傅，救人要紧！”
“大姐坚持住，马上到了！”
“我打过120了，让他们在医院门口等！”
公交车变成了一辆救护车，平稳而快速地驶过大桥。阳光透过车窗，在每个人脸上跳跃。我注意到，卖菜妇人从筐里拿出一个西红柿，用手帕擦干净，递给孕妇：“吃点甜的，补充体力。”
孕妇接过，眼泪掉了下来。
那天，公交车没有按常规路线行驶，但每个人都觉得，这是1路最正确的一趟行程。我们共同完成了一次“摆渡”，从危难到平安。
后来，我搬离了老城区，也换了工作，不再需要每天搭乘1路过河。
离开前的最后一天，我特意起了个大早，坐了最后一趟老陈驾驶的1路。过桥时，老陈按了声喇叭，比平时长一些。
“要走了？”他问。
“嗯，明天搬。”
“好事。人总要往前走的。”老陈顿了顿，“不过有空回来坐坐，这桥、这车、这河，都还在。”
我点点头，忽然眼眶发热。
下车时，老陈说：“等等。”他从驾驶座旁边拿出一个小纸包，“李老让我给你的，他最近腿脚不好，不怎么坐车了。”
纸包里是一块桥墩水泥碎片，用砂纸打磨过，上面刻着四个小字：渡人渡己。
如今几年过去，听说资江越来越清了。那座老桥不远建的四桥分担交通压力。
但我常常想起那段过河的日子。
我们挤在摇晃的车厢里，互不相识却又息息相关。我们各自带着生活的重担——李老带着他的记忆，卖菜妇人带着她的生计，老陈带着他的思念，我带着我的迷茫——共同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横渡。
河水无声流淌，大桥默然屹立。公交车日复一日地往返，像一根针，缝合着两岸的晨昏。
有时候我想，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条河，一座桥，一趟永不停止的1路公交车。我们既是乘客，也是摆渡人；既被时间冲刷，也参与时间的塑造；既渡河，也被河渡。
而所有的横渡，最终都是为了抵达那个简单又艰难的彼岸：更好地理解生活，更温柔地对待彼此，更平静地接受流逝，更勇敢地继续前行。
那块水泥碎片，至今放在我的书桌上。它不再是一座桥的一部分，却成了我内心的桥墩，支撑着某种不会随时间坍塌的东西。
每当生活湍急如河水，我便会触摸它粗糙的表面，想起那些清晨和黄昏，想起那些面孔和故事，想起我们曾一起，渡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