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两家子

我以为，父亲和伯伯会手足情深一辈子；我以为，我们一家和伯伯一家也会相亲相爱一辈子！然而，世事浮沉变迁，难以预料。

“你们的爸爸是个苦孩子。”这是母亲经常说的话。父亲确实很不幸，他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再也没有顾过家。奶奶在他八岁那年病故，从此，父亲成了没人管的孩子。

然而，父亲又是幸运的，只比他大五岁的伯伯带着他到处流浪讨生活，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们定是吃了很多苦，但相依为命的生死与共和血浓于水的手足情谊定会让他们兄弟二人的感情比海深，比金坚。

长大后，父亲和伯伯成家了，我们两家又成了邻居，两家房子侧墙相靠，中间只隔了一条两三米宽的泥巴路。

母亲勤劳能干，我们家先于伯伯家修起了瓦房，日子看上去过得似乎更容易些。

但是，我们家过得并不如伯伯家幸福。因为母亲生了四个孩子，四个都是女儿，伯娘也生了四个孩子，最后喜得一个幺儿。有人传宗接代了，这让伯娘有了无尚的荣光，有意无意地炫耀她家的香火有人廷续了。

母亲是难过的，但她更是善良的，所以尚且能维护两家表面的和气。父亲却不行，他有时喝醉了酒就去伯伯家找茬，伯伯念及兄弟情谊不与父亲吵闹，但伯娘可不惯着他，每每都要与他一较高下，分个胜负。慢慢地，我们两家的关系开始不太溶洽，父亲和伯伯的兄弟情也在变得微妙起来。

至到有一天，伯伯家发生了火灾，我们两家的关系又开始向着相互扶持的道路上走来。

那晚的大火就像一只红色的大怪物，它伸着长长的舌头，张牙舞爪地向跑来救火的人示着威。那晚的风也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吹着号子四处乱窜，它窜向左边，那红色怪物就跟着扑到左边；它窜向右边，那红色怪物又紧跟着冲到右边。它们倒像两个形影不离的好兄弟，齐心合力映红了小半条街。

因为有大风的助力，那晚的大火燃烧的速度快得惊人。再加上家里堆满了稻草，玉米壳，豆杆，还有粮食，那火势迅猛地烧起来。要不是怕殃及周围几家邻居，那大火其实已经没了再救的必要。

后来，大家舀干了几家邻居缸里的水，再舀干了粪坑里的大粪，弄得整条街臭气熏天才终于得以把大火扑灭。然而，家里连布条子都没有抢出来一块，这回，伯伯家算是彻底一穷二白了。

那晚，当人们三三俩俩地慢慢散去后，我才发现家人都只穿着秋衣裤，虽然是寒东腊月天，但因为有大火在燃烧，倒也不觉得冷，只是一张张脸黑得跟群包公似的，给这伤痛的一幕增添了几分喜剧效果。

父亲和伯伯不愧是亲兄弟，两人长着一样的身材一样的脸，要不是那秋衣裤上的花朵长得不一样，还真分不清谁是谁呢。

母亲滴溜着两个亮晶晶的眼睛，一屁股坐在伯娘身边，先是陪着骂，骂完火又骂风，骂完天再骂地。后又陪着哭，哭得肝肠寸断，死去活来。当她把那张还算规矩整齐的包公脸硬生生哭成了沟壑纵横，五花八门的脸后，终于想起来让伯伯一家住进了我们家里。

那一晚，母亲把伯伯一家安排在我们的房间里睡觉，我们一家则抱了一些烂衣服爬上竹楼和我家的粮食抢起了地盘。

第二天，天还没亮母亲就出门了，她走了五里路，找到弹棉花师傅的家里，对师傅说:“用便宜点的棉花弹两床厚点的棉被，用来垫的。再用好点的棉花弹两床被子，用来盖的，麻烦你快点，晚上能弹好吗”?

“要那么急?是家里来客人了吗？"弹棉花师傅问。

“没有，没有，天冷了，怕娃儿些生病，麻烦你了。”母亲客气地说。

“哦，要得，要得，你放心，你天黑前来取，包你满意。”弹棉花师傅满口答应。

母亲回来的时候又去供销社买了草席和被套(我们那时一年四季都睡草席，被套分里子和面子，要拿回来自己缝)。一切准备停当后，她搜了搜身上的衣兜，再搜了搜她平时用的枕套和被套，搜出了三十七块钱。

母亲把三十七块钱递给伯娘说：“嫂，这钱你先拿着，用得着。”

自此以后，两家人挤在我们家度过了一年之久。父亲和伯伯之间的关系也不那么微妙了，好像又回到了兄弟相互帮扶的状态，而我们两家十二口人，也好像又回到了那些相亲相爱的岁月。

那一年，我觉得自己前所未有的幸福。我们几姐妹每晚在狭小的竹楼上和那些粮食以及粮食的壳们挤在一起，每晚还要被老鼠惊醒，但家里是真热闹啊！父亲仍然不苟言笑，游离在大家之外，大家也都很怕他，很少和他说话，但十几口人挤在同一屋檐下，到底是有了说话声，这个活人墓似的家里终于有声音了。

父亲也算懂得体面，那一年没发过脾气，在我们笑的时候也没骂过我们“他妈的一群疯婆子”。

真好！真幸福！

而伯伯呢，自那以后便挑上撮箕，每日起早贪黑，走街串户收起了破烂儿。在那个勤劳大概率会变成金子的年代，伯伯家一年后就住进了玉石板盖的平房。

建那座平房据说花了两千块钱，那是个天文数字，我好羡幕呀，伯伯怎么会挣那么多的钱？平房真好啊，楼顶不会落灰，墙壁是用砖砌的，地面是用水泥铺的，又干净又明亮，还不怕刮大风。那时的风是真大啊，我家的门被吹烂过，房顶被吹翻过，所以每次刮大风母亲就会带上我们四姐妹去有平房的人家躲一躲。

但是，我们从来没去伯伯家躲过，那是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两家又开始不对付，而且成了一世的“仇人”。

两家不对付的原因大多还是因为父亲爱喝酒，喝醉了就跑到伯伯家去闹，伯娘气不过，每次一定会为父亲奉上“生不出儿子，断子绝孙”的恶毒语言。父亲被戳了心窝子，更气不过，于是酒醉后找伯娘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也不知道他是真醉还是假醉？

说起伯娘和父亲吵架，也是一件挺好笑的事，父亲每次都是开场吼上两嗓子就没了声，伯娘则比较累，她要包揽中场和谢幕。奇怪的是父亲吼那两嗓子从来都没有吼我们姐妹和母亲时的震慑力，伯娘不仅没被吓得哆嗦，骂得还更欢:骂完我家的鸡又骂我家的猪;骂罢我家的树再骂我家的草;骂死我家的子孙接着骂活我家的祖宗……

祖宗?搞得好像我家的祖宗和她家的祖宗不是同一群祖宗似的?

扫盲没扫到我们两家实在是一大失误。

奇怪的是，不管父亲和伯娘吵得多么天翻地覆，伯伯和母亲从不参与其中。更奇怪的是，如果在路上碰见了，他俩还会打招呼，就像我们两家从来就没有过节一样。

有一天，父亲给吵架开了个头又跑了，伯娘又开始把我家的人骂了个遍，我们几姐妹实在觉得被人欺负了，就问母亲:“为什么要任由她想骂就骂？”

母亲平静地说:“那能怪人家?每次都是你们的爸爸，喝醉了半夜跑人家家头去发疯，去砸人家的大门，把别人全家人都吵醒，哪个心头安逸嘛?换我我也不安逸！”

难怪父亲有时喝醉了我们没被砸东西的声音吵醒，没被拿刀比着我们脖子的行为吓醒，原来是换了个战场，换了群受害人。被骂的人该骂，我们听骂的人也理所当然地受着。

终于有一天，伯娘和父亲的骂战升级了，双方都拿上了锄头和扁担这些武器，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预想着接下来会有一场刀光剑影，“好汉论锄头”的大战。

我有一种看戏的心态，我是真不担心父亲吃亏啊！

可笑的是父亲连抡锄头的手都没有挥一下，就被伯娘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大飞锄”，从十几米高的陡坡上打滚下去，父亲就像一个肉球，骨碌碌地滚下坡，最后停留在一处水塘里。

大姐赶快跑进里屋，几秒钟后，母亲飞一样冲了出来，手里拿着给猪拌食的烂锅铲，她飞奔到陡坡旁，看见滚到坡下的父亲，甩了手里的烂锅铲，大踏步冲下坡去，把父亲扶回屋。

大家都以为这场战争和以往的任何一场战争一样就此结束了，谁知母亲又气冲冲地跑到伯娘家门口吼叫:“嫂，你出来！我跟你说个事。”

伯娘毫无准备地出来，她大概以为母亲真要跟她说个什么事。谁知母亲一把揪住她的长辫子，把她摁倒在地。两人从伯娘家门口打到我家门口，再从我家门口又打回去，总也分不出个胜负高下，我们都吓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最后休战，必须要好好感谢家门口那条臭水沟。二人相互拖拽着摔到里面，刚好被卡住，一动也不能动了。

从那以后，吵架这个事情再也不是伯娘一个人的舞台了。她每每开骂，父亲每每退缩，母亲每每应战，母亲说:“太欺负人了，还真以为我们软弱可欺吗？”

实事证明，母亲真的也不好欺负的，伯娘骂什么她便回敬什么，骂我家祖宗她想都没想便骂回去。二人吵了上百次架，似乎谁也没有反思过她们的祖宗是同一群祖宗嘛。

嗯，好心疼我家的祖宗。

我们两家就这样成了一世的仇人，再来往，是因为母亲去世了。那天伯娘看着躺在木板上冰冷的母亲，眼泪一个劲地流却没有丁点儿哭声，那是怎样一种难过和心碎，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

六十出头的伯娘也活明白了人生，她说:“人都走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但是她不知道，小时候母亲一直是这样教导我们四姐妹的:“看到你们伯伯伯娘要喊，我们再怎么吵，再怎么闹，那是大人的事，和你们小孩子都没有关系，尊敬长辈是你们应该做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