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母亲第一次被打的时候,反抗了的。当时父亲只用一个巴掌和一个踢腿就把母亲打得晕头转向了,但是意识尚且清醒,她疯了似地向父亲猛扑过去,一阵乱抓乱踢,但没能将父亲伤到丝毫,反而更加激起了父亲的暴性,打母亲打得更凶。
母亲不止一次说过:“你们的爸爸是个可怜人,小时候没有爹管,没有娘教,还一直吃苦受罪,所以性格脾气都很怪。”母亲的话是有道理的,父亲大概就是用一生去治愈童年的那类人。大姐出生后,父亲身上又长了一个“传宗接代”的毒瘤。他需要治愈的伤痛越来越多,打母亲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
母亲经过几次反抗后,终于认清了她根本不是父亲的对手的实事,她放弃了挣扎,每次任凭父亲打个够。打够了自然也就收手了。
后来,母亲接二连三生下我们姐妹四人,算下来,她承受父亲的毒打已经好多年了。当她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的时候,她又重新开始了反抗,只是反抗的方式不是向父亲打回去。
那是一个细雨绵绵的夜晚,母亲又被父亲打了,她居然当着父亲的面哭了起来,这还了得?父亲怒火中烧,至到手里的木棒被打断了才罢手。
母亲拖着全身伤痕坐在厨房的大灶前,断断续续哭到半夜。
要说家里能让母亲静坐一会儿的地方也就只有那里了,大灶在厨房的角落里,狭小阴暗,而且它前面还有一个做饭的小灶挡着,坐在那里哭一般不容易被发现,就算被发现了,她也可以马上装模作样地烧火,让父亲误以为她就是在烧火煮东西。
母亲哭到家里的鸡都开始打鸣了,她“噌”地一下站起身,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一样,轻轻打开门消失在漆黑的夜里。
那是她第一次选择了抛夫弃子。却没想到大姐和二姐连鞋都没有穿就从房间里冲出来,跟着消失在又黑又冷的夜幕里。
我们长大后,大姐回忆起这件事,她说那时农村睡得早,她其实已经睡下几个小时了,但她感觉母亲有点不对劲,一直不太敢睡着。她其实没有听见母亲开门出去的声音,但就在那一刻,她和母亲就像有心灵感应一样,母亲出门的一瞬间,她睁开眼睛,叫醒二姐,翻身下床,拉上二姐,两人就鬼使神差地追了出去。
母亲走出很远后,不太放心一路追来的两个女儿,就藏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她看见大姐和二姐牵着手,赤着脚,从石头面前经过,又一路向前追去。
母亲坚定了半个晚上的出走决心就在那一瞬间土崩瓦解了,她叫住大姐和二姐,一只手拉一个,往家的方向走去。
母亲后来又离家出走过一次,她吸取了上次出走失败的教训,不再一出门就往与家相反的方向走。而是自以为聪明地跑到她唯一的好姐妹那儿,她想先躲起来,让我们找不到她了,狠狠心再走。
大姐和二姐好像是长了狗鼻子,不仅嗅到母亲要走,还嗅到了母亲蔵在她的好朋友家里。于是我们在母亲狠下心出走之前先一步找到了她。
自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有离家出走过。然而,“哀莫大于心死”,母亲再一次反抗的时候让人猝不及防,我们差点就失去了母亲!
那天,母亲把几包老鼠药倒在一起,一股脑儿地全吞了下去。
其实,母亲是可以干脆地死去的,但她到底还是舍不得几个孩子,所以在吃药之前,像是交代后事一样对大姐说:“你是老大,以后要照顾好妹妹们,要勤快点,多干活,那样才能少挨你爸爸的打。”
大姐懵懂地觉得母亲的情绪不对劲,于是她悄悄地跟在母亲身后。
大姐是从门缝里亲眼看到母亲把几包老鼠药吞进肚子里的,那种包装的老鼠药,母亲曾经拿来药过几次老鼠,大姐认得。
很多年后,大姐再忆起这件事,她说:“我看见妈把老鼠药吞下去,也没哭,就是心里‘呯呯’乱跳。我推开门,跑过去掰妈的嘴巴,叫她把药吐出来,她把嘴咬得紧紧的,一个劲地发出‘嗯嗯’声。我吓坏了,赶紧往外面跑,和爸爸照了个正面,我没有告诉爸爸妈吃药了,我拼命地往邻居大姐家跑,一头撞开邻居大姐家的大门,然后才‘哇’地一声哭起来。
邻居大姐问我怎么了?我说:“快点……快点 我妈把老鼠药吃了!快点啊!"
邻居大姐丢下手里的东西,一路狂奔,冲进家里,她一边向母亲的房间飞奔过去,一边大声呼喊着父亲的名字。父亲寻声走来,铁青着脸刚想发火,看见邻居大姐在用力掰母亲的嘴,一边掰一边吼:“她把老鼠药吃了,赶快去叫医生,快点!”
父亲也吓坏了,转身冲出了房间。
有时,我想——母亲的一生凄苦无依,大姐每每挡住她的去路,我们四姐妹每每成了她的绊脚石,到底是救了她还是害了她?唉,这个问题好复杂,我想到脑仁儿痛都找不到答案!
那天,我亲眼目睹了母亲从死神手中逃脱出来的情景:
他们一群人合力把母亲按坐在凳子上。大姐和二姐一前一后紧紧箍住她的双手和双脚,父亲从后背伸出那双铁钳般的手,扼住母亲的头,就像扼住一颗怕它滚动的芋头,而他扼住她竟然是想救她!很是滑稽可笑。
那个又高又壮的医生,原本是村里的兽医,给猪呀牛呀那些牲畜看病的,后来在街道上租了一间门面,不知怎的就摇身一变成了给人看病的医生。其实有时人跟牲畜还真的分不太清,有的人像牲畜一样无情,有的牲畜却又有人的情感,可能——原本区别也不大,所以他能从兽医自然地切换到给人治病的医生也就不足为奇了。我记得母亲就是他的常客,一失眠头痛,定会去找他拿药,所以母亲吃下老鼠药后,父亲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找他。
只见那医生拼命地掰母亲的嘴巴,想要把它掰开,母亲全身都被人撅住动弹不得,她只能拼命地摇头。
“按住头按住头,不要让她动。”医生大声吼叫。
父亲收到指令,那铁钳般的手夹得更紧了,医生看准机会拿着一把父亲理发的剪刀直往母亲的嘴里戳,母亲的嘴唇被戳破了,一股股鲜血直往下流,很快湿了衣服。
母亲流着泪,死死咬住牙齿,那是她求死的最后一道屏障。
当母亲满脸满嘴都是伤和血后,那把寒光闪闪的剪刀终于得以侵入,贴着母亲的牙齿上下乱撬,找了个缝把嘴撬开了。
我站在门外紧紧拉着小妹,那时我已经懂得我的母亲想死。死了我们四姐妹怎么办?家里那个叫作“父亲”的生物会把我们生吞了,活剥了……我有些痛苦地看着母亲,刚好接上她死死盯着我的目光,那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眼神:痛苦,无助,绝望,坚定,还有不舍。
终于把嘴撬开后,医生吼叫着:“哭什么?别哭了,快点拿水过来,往嘴里灌,其他人按住了,不要松手哈,按紧一点,快快快!”
邻居大姐这才止住哭声,从地上的盆里舀了一碗事先准备的肥皂水,慌乱地从母亲的嘴里灌进去。只听“咕嘟——咕”的几声,母亲“哇”地一声吐了出来。
“又灌又灌,”医生继续吼叫。
母亲已经无力反抗了,任由他们灌,灌了又吐,吐了接着灌……
泪水,血水,还有肥皂水全混合在一起,湿透了母亲的脸、衣服和整个身体,她的脸已经肿胀,到处是刀口,远远看去有些陌生。我终于小声地哭了出来,小妹也抱着我哭,她边哭边问我母亲会不会死,我说不会,其实我的心里是绝望的。
当众人把奄奄一息的母亲弄到床上后,我才牵着小妹怯怯地走进去。我们四姐妹站在床边,每个人都抹干了脸上的泪水,没有人说话,就这样默默地守着母亲,母亲盯着我们,流着泪,嘴里吐出如蚊虫嘤嘤般的几个字:“我要是死了你们咋个办哦?”
其实,那是母亲第二次寻死,第一次我不记得了,但同样是大姐先发现了她。小时候我不懂,长大了才明白,我们四姐妹才是母亲一生最大的拖累。在她仅有的几次想追求幸福或解脱的路上,我们四个都做了那路边的绊脚石。
我们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了?
自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有寻死觅活过,她想尽办法挣钱,让我们读书,终于等到大姐和二姐长大了,都去外地打工去了,母亲似乎一下子长了志气,她第一次对父亲做出了强有力的反抗。
那天,父亲不晓得从哪里请来一个胡子拉碴的老头。他对母亲说那老头如何如何的神通广大,会算命,会看风水,神得很,叫母亲中午准备点菜。
我家还是那么穷(准确地说,母亲还是那么穷),有啥好准备的?青菜辣椒,南瓜土豆,地里都有,有贵客来家里,能加炒个回锅肉就是能拿得出手的最盛情的款待了。可惜那天不逢村里赶集,没有肉卖,母亲不知跑到谁家借来一块肉,炒了一盘回锅肉,加点青椒,又多捣鼓出一盘肉丝。
吃饭的时候,那老头和父亲一直在说些我们听不懂的话,母亲虽然听不懂,却也摆出一副庄重严肃的表情。父亲把头凑过去,耳朵贴近那老头的胡须,眼神专注,还时不时点头,嘴里“嗯嗯”应答,看起来好像他听得懂那老头说的话似的。
那老头和父亲你一杯我一杯地喝着酒,已有几分醉意,话越说越多,我们家需要重新改造的风水也越来越多,根本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这期间,我把桌上的菜端回灶上重新热了三四遍,母亲又给热了五六遍。眼看天快黑了,那老头没有要走的意思,他和父亲相谈甚欢,大有非把我家的门庭改换成大富大贵人家之势。母亲只好又去另一个邻居家再借来一块肉,准备好了晚饭。
晚上我又给他俩热了几次菜?不记得了,实在太困了,母亲就叫我带上小妹睡觉去了。
睡到半夜,我被父亲的“狮子吼”吵醒,紧接着听到母亲也在大叫,我一骨碌从床上翻滚下来,想都没想就光着脚板冲出房间。
母亲手持一根大棒,“啪”地一声拍在父亲的头上。我冲进堂屋的一瞬间,这一幕刚好尽收眼底,深深地印进我的脑海里:母亲居然打了父亲,她——居然敢打父亲?我就像被定住了一样,站在原地一动也不能动。
只见父亲手里的锄头对着母亲猛挖过去,但他显然已经醉得不轻,每一下都不偏不倚地刚好挖偏了,母亲没挖着,倒是把自己摔了几个大跟头。母亲一改往日逆来顺受的模样,父亲每挖过来一锄头她都会给予热烈的回应,手里的木棒雨点般地落在父亲身上。
那场战斗是怎么结束的?我已经吓傻了,完全不记得。我只记得父亲睡进了他的房间,再见到他,已是一星期后的事了。
第二天母亲告诉我,那个神棍老头说我们家没生儿子是因为房梁不好,要把房梁换了。家里穷,都是门前那条石板路惹的祸,那条路正对着我家大门,必须得改。
于是,父亲就拿把梯子想要把房梁拆了,还扛上锄头,准备把门前那条马路挖了。
母亲的劝阻非但没让父亲醒悟,反而激怒了他的暴虐本性,他不挖路了,改为追着母亲挖。母亲逃进厨房,摸到一根木棒(其实,后来才发现,那是一根大楠竹,已经被打破了),就出现了上面我看到的那一幕。
第二天赶集,母亲依然把她的馒头搬到街上去卖。父亲没有开门理发,一直在他的房间里没有出来。我要去上学,走之前,我把家里所有带“棒”的东西都集合起来,一趟趟搬到邻居大姐家去,再把一切我认为可以当做武器的刀具收在一起,拿个背篓装起来,也背到邻居大姐家去,并且告诉邻居大姐:“大姐,帮我看好妈,她在街上摆摊,我怕爸爸会拿这些东西从后面打她。”
我就固执地认为,父亲会趁我上学了去偷袭母亲。我为母亲担心了一整天!我甚至想,回家时我要先去邻居大姐家拿把菜刀,如果父亲敢打母亲,我就和他拼命。
但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父亲并没有去偷袭母亲,他待在他的房间里就没有出来过。
下午放学回家,母亲已经收摊了,还做好了饭菜,她一如即往地指派我去叫父亲吃饭。我怯怯地走到父亲的房间门口,用手轻轻推了一下房门,发现门被从里面反锁了,只好在外面大声喊:“爸爸,吃饭喽。”也不管父亲听没听到,喊罢撒腿就跑。
父亲没有像往常的每一次一样在我叫过他几分钟后慢慢吞吞地出来吃饭。母亲催促我再去叫一次,我又跑到房门口,看见房门依然紧闭,又扯着嗓子在门口喊了两遍:“爸爸,吃饭喽。”
关于吃饭这个事情,这么多年下来,我们都有一套默契的程序:开始炒菜就叫一遍父亲,当然,按父亲的脾性,菜炒好上桌他断然到不了饭桌。大概等十分钟,他还不来,我们再叫他一次,大概又过十分钟,依然没来,基本确定这顿他不会来吃了,我们会给他留点饭菜,然后才开始吃饭。
那天,我们就给父亲留了饭菜。
他不仅中午没吃,晚上留的也没吃。
睡觉前,母亲蹑手蹑脚地走到父亲的房前,用手轻轻推了一下门,确定它是从里面锁着了,又把脸贴在门上,从门缝里往里探寻。半晌,母亲又蹑手蹑脚地走出来,小声对我说:“你爸爸不晓得在里头做啥子?黑黢黢的,啥子都看不到。”
母亲顾自狐疑地嘀咕了一阵,突然对已经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我说:“你再去叫声你爸,问他要吃饭不?不吃我们就盖火(小时候家里烧煤碳做饭,晚上就把碳粉加上黄泥,用水和湿,再把它敷在炉灶上,第二天起来敲烂就可以继续燃烧。)了哦。”
我乖乖地走到父亲房门前,把母亲的话复述了一遍,没听到回应,又跑回去向母亲交差。
第二天,再去叫父亲吃饭时,发现通往他房间的外屋的门也从里面锁上了,我进不去,只好隔着一间屋子放大嗓门儿喊几声:“爸爸,吃饭了!”
一连一个星期,父亲把半边房子都锁得好好的,整个人就像消失了一样,从没露过面。母亲无数次从房前屋后的各个角落观察,除了没有上房揭瓦,她各种办法想尽了,最终也没能窥探到里面关于父亲的丁点儿动静。
母亲也无数次的猜测,父亲这些天把自己锁在里面干什么?她打死也不会猜到父亲会自杀。
自杀这种事,母亲有一万个理由要去做,但有一个理由让她活下来,那就是放不下我们四姐妹。而父亲,他有一万个理由不去做,倒是有一个理由会让他去做,那就是他没有可传宗接代的儿子。
实事证明,父亲确实只用一个理由便成功地打败了那一万个理由。
记得那是半夜,我睡得正香,被母亲一阵猛烈的摇晃惊醒:“快点,你爸爸喝农药了,快起来看着他,我去找人。”
我慌里慌张地滚落下床,爬起来踩上胶鞋,跟着母亲来到父亲的房间。房间门大开,而且家里所有的门都是大开着的,半夜的风吹进来,冷得瘆人。
父亲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怒目圆睁。借着昏暗的灯光,我看见他的眼睛好像是血红的,又好像是铁青的,我不能确定,记得清楚的只是他眼神里的绝望。
我恐惧得倒退了几步。
母亲叫我看好父亲,自己就冲进了夜幕里。
刺鼻的农药味道充斥着整个房间,让死亡的恐惧将我包围,我忘了自己已经在心里无数次地诅咒过眼前这个叫“父亲”的男人快点死,早点死。现在,他真的要死了,我害怕,伤心,祈祷……这一刻,血缘已经完全战胜了恨。
我想,那一刻父亲是相当难受的,他的头已经完全不能转动,只有眼珠能慢慢地转动,我寻着他眼睛努力所视的方向,才发现床边柜子上有一瓶“敌敌畏”,我一个箭步冲上前,抓起那瓶快喝完的“敌敌畏”,转身出门,走到院坝里,用力把它扔出去老远。
我只扫视了一眼黑洞洞的夜,便逃进里屋,正撞上父亲死死盯着我的血红双眼,又想逃出去……
我差点哭出声来,到底该往哪里逃?只能在心里一遍遍地念到:“怎么还不回来?妈妈快点回来!”
医生终于来了,一同来的还有邻居大姐,他们手忙脚乱地找来肥皂,水,还有剪刀。这场景是如此的熟悉,那一年,母亲吞了几包老鼠药,就是在这两个人和这几样工具的帮助下,得以捡回一条命的。只是这次那些工具都准备得有点多余,父亲的手脚不用人撅,嘴巴也不用刀去橇,他在医生的指令下乖乖喝下了很多肥皂水,一阵猛烈地呕吐后接着再喝……
医生处理完后回家了,走前对母亲说:“喝得太多了,好在他是和茶水混在一起喝的,我只能给他洗胃,剩下的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记忆中,整个过程母亲没有哭过,很难说是她太坚强还是像曾经的我一样其实有些不可告人的邪恶想法。她只是不让邻居大姐走,然后一遍遍地说:“今晚我咋睡得那么死呢?他喝了药起来到处吐我都没听到,屋内屋外到处吐我都没听到,一直吐到我的房间门口我才被吵醒。”
母亲一直失眠,确实从未睡得这么沉过,听她的描述,大概是父亲一气之下喝下了“敌敌畏”,可能在生死边缘挣扎一会儿又后悔了,于是故意开门大吐,想引起母亲的注意,以此获救。巧不巧的是母亲居然睡得那么熟,于是父亲特意跑到我们睡的房门口来吐,母亲说,她是被一阵“哇啦哇啦”的声音惊醒的。
第二天早上,我背上书包准备去校,母亲叫住了我,她让我先跟父亲打声招呼再走。
我走到父亲的房门口,想起昨晚的事仍有些惊魂未定,只得在门口驻足半晌,才终于跨过门坎走了进去。
经过母亲的打扫和一整晚的挥发,房间里的“敌敌畏”气味,仍然清晰可闻,我有点紧张,心“呯呯”乱跳。
我壮着胆子向床的方向看去。接上了父亲呆呆盯着我的目光,这次,我看得清楚,记得真切,父亲的眼里是乌紫的,不只眼睛,还有脸,还有手,露在外面的所有皮肤看起来都是乌紫的。
我不敢靠近,只走到床尾大声说:“爸爸,我读书去了哦。”也顾不得父亲有没有回应,转身逃出房间,慌慌张张地一头撞在谁的身上?抬头一看,是昨晚来给父亲洗胃的医生,紧跟其后的是一脸愁容的母亲。
看到母亲,我似乎一下子不那么害怕了,也不急着去上学,就等在房门口。
那医生给父亲打好吊针就出来了,母亲又急急地跟在后面,我也小跑着跟过去。
医生走到院坝里,母亲喊住他。他摇着头,叹着气说:“唉,没救了,毒性已经侵入五脏六腑,你要有心理准备,怕是就这两天了。”
母亲恳切地说:“不管怎样,你该开的药要开,该吊针也要麻烦你记得来帮他吊哦,他人还活起得,麻烦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救哦,麻烦你了,麻烦你……”说话间,母亲的眼泪已经夺眶而出。
待那医生走后,母亲看见站在一旁的我,对我说:“怎么还不去学校?该上学就要上学!”说罢转身进屋,马上又想起什么似地回过头来对我说:“以后每天出门都要去跟你爸爸打声招呼再走。”
我应母亲的要求,每次出门,不管是上学还是出去玩,都要跟父亲打声招呼。我明白母亲的心思:父亲已经被医生宣判了死刑,她是随时做好让父亲活着见我们最后一面的准备。
父亲根本吃不下东西,虽然母亲天天变着花样的煮烂面条,烂稀饭,烂菜汤,烂肉糜,但其实他什么都吃不下。那医生倒是守信用的,每天都坚持来给父亲打吊针,虽然他认为父亲必死无疑。
到了第六天,我背着书包去向父亲告别,他说:“要得,你慢点哦。”我被吓得从那个房间逃跑出来。父亲能说话了,他居然能说话了,我又害怕、又惊喜、又失望。
记不得父亲是好久下的床?好久吃的饭?反正有那么一天,我放学回来看见他坐在院坝里,我叫了声“爸爸”,他站起来,然后从衣兜里摸出一张五毛的钱给我,叫我去买糖吃。那是父亲第一次给我零花钱。
就这样,父亲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我经常忆起父亲那场生死劫,不得不说,一切皆有定数,他死里逃生,逃过了自己的劫数,那一劫过后,也一度有要洗心革面,重新当人丈夫和父亲的意思,也许——这就意味着母亲的劫数也将结束了。
果真,自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打过我们。他仍然不和谁说话,仍然整天黑着脸,看不惯谁仍然会抖着身体破口大骂,但到底不打人了。
母亲的脸上终于开始有了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