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大姐

大姐上初二那年，有一天突然肚子痛，就请假回家了。

母亲以为大姐只是着凉了，把她带到村里的诊所打了针，拿了药，就让她在家里休息。

吃了几天药，大姐还是叫着肚子痛，母亲也没太在意，她认为那个医生医术不行，于是带着大姐又找了另一个中医抓了几大包草草药回来。

大姐的病情一耽误就是半个月。

那个年代的农村穷，穷也没挡住大家不停地生孩子，生了女孩的想生男孩，生了男孩的想生更多的男孩，孩子越生越多，日子越过越穷，家族香火不知道有没有延续上，贫穷倒是延续上了。孩子生出来后，大人起早贪黑地忙着在地里刨食，根本无暇顾及孩子们。我的印象中，诸如哪里有个孩子掉进粪坑淹死了之类的事故，并不是什么新鲜稀奇的事。在我们家，由于父亲不得力，母亲除了要在地里刨食，还要整夜整夜的做馒头，她需要兼顾的事实在太多，所以大姐的病没引起她的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

直到有一天，大姐痛得倒在地上打滚，然后晕了过去，母亲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抛下了家里的家务，抛下了地里的庄稼，还抛下了她赖以生存的馒头铺子，背着大姐满世界看病。

其实馒头铺的生意本已大不如前了，一直难倒母亲的馒头只胖不白的问题早已得到解决，母亲做的馒头有颜值，有味美，然而敌不过街上的馒头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大姐一病，馒头铺的生意就彻底荒废了

后来，大姐的病情越发严重起来，从一开始母亲带着看病改为背着看病了。母亲背着和她个子差不多高的大姐，走遍周围的大山小山，看中医，看西医，看各路神医……无奈，大姐的病总也不见好转。

母亲说：“难道是遇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啦？”

于是母亲又开始往家里请来各路神婆、半仙。那段时间，一到晚上我家就有神婆来施法。她们点上香烛，烧上纸钱，把家里搞得烟雾缭绕，宛如仙境一般，然后嘴里念念有词地请神先开路，神情怪异地和鬼怪吵架。

但是，大姐快死了！

母亲已经在心里为大姐盘算着后事了，方圆几十里的医生已经被她看了个遍，山里山外的神婆也被她请了个遍，母亲已经无能为力了。

有一天，母亲背着大姐看病的路上搭上了一辆拖拉机，拖拉机上挤满了人，有一个穿戴整齐的中年男人问：“都这样了，为什么不把孩子带到县城大医院去看呢？县里看不了，外面还有更大的医院呀。”

一语点醒梦中人，是呀，为什么不去大医院呢？

母亲再谈及此事的时候说：“那人也不知道是哪里的？是干什么的？但一看穿着就知道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我笨哪，都看了一年的医生了，大脑硬是没转过弯来，可以去大医院看看嘛，这就是见过世面和没见过世面的区别。”

后来，母亲背着大姐辗转了云南和四川的几家县级大医院，才终于治好了大姐的肚子痛。母亲经过不懈的努力从死神手中抢回了大姐的命。

从那以后，母亲又多了一套教育我们要好好读书的道理：“还不是没文化，脑子根本就转不过弯来，要是读上两天书，你们的大姐也不至于吃那么长时间的苦，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要读书才会有出路，没文化真是恼火啊！”

“没文化真是恼火啊！”我经常想起母亲说的这句话。没文化定是寸步难行的，那母亲一个人背着大姐，跑了两个县城，三家医院，目不识丁的她是怎么认路的？怎么坐车的？怎么找医生的？怎么拿药的？她又经历了一些什么困难酸楚？唉，伟大的母亲，那一段的艰劳和心酸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

大姐的病治好时，她的同学们已经毕业了，大姐也跟着自动毕业了。母亲给她找了个活，在一家裁缝店帮忙钉扣子。但是在农村，家里是真藏不住女娃子啊，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按她们的意思，大姐如果不听从她们的说媒，就错过了一门好姻缘，大有嫁不出去的危险。

母亲说：“再大点才谈婚论嫁，晚点结婚好，最早也必须要达到法定年龄才能结婚。”

母亲真是一个守法的好公民啊，只是她当初无视国家政策，欠债也要生下我们一串四个女儿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要守法呢？我想，母亲其实是经历了生活的不易后才不希望大姐过早地结婚，她大概是希望自己的女儿过得好，不要再步她的后尘吧。

倒是不太说话的父亲很奇怪，那段时间，他老爱往家里搬东西，今天搬来个木柜子，隔几天又搬来个木箱子……而且，这些东西全都是新的。

有一次，我在家门口收豆角，远远地看见父亲肩上扛着一张新桌子走来，脸上笑得像朵盛开的花儿。

父亲最近居然总是笑!

对于我家最近频繁地进新家具的事情，我是充满好奇的。父亲虽然也总是笑，而且看起来笑得是那么的慈祥，但我还是不敢靠近他，不敢和他多说一句“吃饭了”以外的话，更不敢问他这些家具为什么来到我家?

那天，母亲刚好在家蒸馒头，我跑去告诉她:“妈，爸爸又抬新东西来了，是张桌子。”

“真的呀?他买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呢?我去看看呢。”母亲放下手里的活计，也跑出去看。

母亲每次和父亲说话，都要先察言观色，父亲的脸是天晴还是下雨，直接决定她想要说的话是否出口。这次，母亲大概还没来得及观察清楚，父亲已先一步说话了：“桌子，嘿嘿，板凳还没做好，过两天做好了我再去拿。”

“这是在哪里做的？”母亲问。

“蒋木匠那里做的，他的木工活做得好。”父亲答。

我跳着轻快的步子围着新桌子看了又看，将手放在桌子上来回摸索，对我家的新成员充满喜爱。母亲也凑过来，将她粗糙的大手往桌上拍了两拍:“哦哟，这桌子扎实，这一带就蒋木匠的活做得好……你做那么多东西做啥子?家头都堆不下了！”

“我等一下把它顺到楼上去，群英(大姐)大了，差不多该解决个人问题了，这些东西都要慢慢准备，要不然，到时候怎么来得及?”父亲说。

“咦，人家(婆家)都还没得呢，你就准备嫁妆了呀？”母亲又把手捏成拳头，在桌子上扣了“咚咚”两下。她一直在试探这桌子的质量，似乎没见过这么好质量的桌子似的(大概的确也是没见过)。

父亲有些不高兴，脸马上由晴转阴:“难道我要等她找到人家才去找人做啊?这些东西肯定要提前准备嘛，到时候才做，谁给你做?谁来得及做？”

我立刻停止了在桌上来回摸索的手，心里像揣了一面鼓，“咚咚”作响。

“是啊，是啊，这些东西，是该早点做，要做很久才做得好，做一张桌子怕是都要做好几天哦！”母亲笑嘻嘻地说道，像是在讨好父亲。

“等板凳做好了，再多给她做两个装粮食的柜子，全部做好了，我找人来家里打漆，打过漆才好看。”母亲的讨好是有用的，父亲的脸很快由阴转晴，继续谈论着他的其他想法。

那天的父亲，好像要把他一整年的话都讲完似的。我第一次觉得，原来，父亲也是有父亲样的。

但是，父亲那天把桌子顺上楼之前的一句话是：“你这两天要去把钱给蒋木匠结了哦！”

母亲不得不又欠下一笔不小的债务，但她似乎还挺高兴的。

我问母亲：“爸爸为什么要给大姐做柜子?”

母亲答非所问地告诉我：“你爸爸还给老大买过书包呢，他其实很爱你们的！”

母亲经常跟我们说父亲可怜，不吃喝嫖赌，其实很爱我们……关于前两点，我是承认的，但是“爱我们”?我觉得母亲这个善意的谎言编得没有一点说服力。

要说父亲对大姐有一点父亲对孩子的爱我是相信的，她毕竟是父亲的第一个孩子，除了没能是个传宗接代的男孩不尽如他意外，大姐让他第一次当上了父亲，从此有人叫他“爸爸”，那种幸福感，可能只有做了爸爸的人才能体会。而我们另外三姐妹，让他一次又一次地陷入了断子绝孙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所以他不爱我们好像是有道理的。

这么说来，我好像的确不应该恨父亲，他没有错，那是时代的错，是落后社会大环境的错。

然而，大姐也没有接下父亲对她的爱，她十八岁那年随着村里的第一批打工潮去北京打工了。父亲为她打造的嫁妆注定没派上用场，我家的粮食倒是挺幸福，多了几个豪华的栖身之所。

大姐到了北京后每个星期都要写一封信回家，多是叮嘱父母要注意身体之类的语言，还有叫父母一定要让我们三个妹妹继续读书。我想大姐是到了大城市才明白知识的重要性，她大概和母亲一样懊悔于自己没文化吧。为此大姐每年都要寄几次钱回家，每次寄的都是两百块钱，只是她不知道，这些钱都没有用于我们三个妹妹读书上，而是一分不少地进了父亲的钱匣子。

据说，北京追大姐的小伙很多，大姐想都不想就回绝了。她绝不远嫁，她要回到我们这个穷山坳坳里来，不仅如此，她对未来姐夫的要求就是对方必须上门，到我家来做上门女婿。

大姐实在太善良了，她要招上门女婿的原因很简单:她想让父亲明白，想让所有人都明白，儿子能做的事女儿也能做，女儿也可以为父母养老送终，也能让父母过上好的生活，甚至比有儿子的家庭过得更幸福；她想要替一辈子背负有罪孽感的母亲洗刷掉心中的愧疚；她想要让这个活人墓一样的家变得像个正常的家一样有生气。

后来，大姐还真的找到了姐夫，一个愿意给父母当儿子的人，一个愿意为父母养老送终的人。

“善良，孝道，”这是母亲对我们生而为人的基本要求。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她的大女儿已经初长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