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记

父亲学会了理发，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理发店。理发店每天人来人往，父亲大概是能挣到一些钱的——我们只能猜个“大概”，因为确实谁也没有见过父亲的钱。

母亲俨然不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农村妇女，她更像一个长了三头六臂的超级大侠，每天从早忙到晚。然而无论她怎么忙活，家里的经济总是捉襟见肘，每当这个时候，母亲就会报怨：“钱在他手里简直捏得出水来，不拿出来花，是要等着死了带进棺材吗？”

然而，父亲存下的钱，不花则矣，一花就是大手笔，比如，我家居然是村子里第一批买电视机的家庭，每次忆起这事，我都有一种自己是富二代的错觉。

那是一个闷热的傍晚，我们坐在家门口乖凉，远远地看见父亲背了个大背篓回来，我们赶快跑进屋，各人找点事做。父亲在家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敢闲着，要不然，光那拉得比马脸更长的面容就能吓死人。

父亲把背篓放在桌子上，满脸笑容地喊我们过去看，我印象深刻地记得，上次父亲这么笑容可掬地说话，是他趁母亲没在家时，悄悄拿了母亲挣得的第一桶金去买了个稀奇的收音机。那个收音机父亲视若珍宝，母亲却伤心得差点背过气去！

这次，父亲买了个更稀罕的铁家伙——电视机。看见是一台电视机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一向是把自己的家境和“贫穷”联系在一起的。电视机我见过，只有新街道上有两家人有，他们在村子还是“小香港”的那几年挣了大钱，家境富裕，所以买了电视机。借着“小香港”的风头富起来的还有好几家人，但他们家也没有买电视机，而在我家所在的这条被称为“老街”的街道上则是没有一家人有电视机。如今，父亲倒是当了这个“第一”，让我们大为震惊。

父亲派我去把母亲叫来，然后指挥母亲和他一起小心翼翼地把那个庞大的纸箱抬下来放到地上，然后围着大纸箱转了两圈，用手在纸箱上轻柔地爱抚了两遍，才终于开始小心翼翼地打开那纸箱。

看父亲满心的喜悦，母亲笑嘻嘻地问:“这是个什么东西？”

“电视机，你没见过。”父亲骄傲地说。看起来，他很像一个见过些大世面的人物，站在一旁的母亲则更像个什么也不懂的乡巴佬。

记得几年前，父亲悄悄拿了母亲辛苦两年攒下的七十元钱买了个收音机，母亲也是像个乡巴佬一样问他买的是什么?他也是像个见过世面的大人物一样，用骄傲又鄙夷的语气说出了同样的话:“收音机，你没见过！”

那“熊猫”牌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花掉了父亲的所有积蓄四百多块钱，我不知道那四百多块钱里有多少是他的功劳，有多少是母亲的汗水?但到底让我们知道了父亲存的钱的去处。

我们一群乡巴佬守在父亲身旁，看他拉电线，接插板，在需要的时候，有眼力见地帮忙抬抬桌子，挪挪电视机。经过一番折腾后，屏幕里出现了画面。我们惊喜万分，但有父亲在的场合，大家都学会了控制情绪，不喜怒形于色，那是被打骂很多次后活出的经验。

看着电视屏幕里跳动的人影，父亲甚是满意，不知什么时候，脸上的微笑早已把嘴巴笑咧开了来。只见他潇洒地拍了拍手上的灰，一屁股坐在旁边的凳子上。我们也壮了壮胆，拉来两张小凳子坐下来。

邻居婶婶来找母亲要些做馒头的老面，一眼看到了桌上的电视机:“哦哟，天啦，什么时候买的?电视呀?不得了，不得了，都买电视了，天啦！天啦……”

父亲闻言，那原本笑咧开的嘴都快咧到耳后根了，他热情地接过邻居婶婶的话:“刚买的，到镇上买的，你别说这东西，重得很，背几十里路，背够干惨了。”父亲的热情是我从来没见过的，这和平时那个对别人说的话只回应“嗯”的父亲简直判若两人。

邻居婶婶听着父亲的话，嘴里一个劲地说着：“天啦，能干！天啦，好能干！”她好像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一屁股坐在父亲递过去的凳子上，不走了。

父亲的面子显然是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乐呵呵地站起来，走到电视机前，转动音量按钮，把声音开到最大。不一会儿，震耳欲聋的响声如愿以偿地引来了一大波村民和一大波村民的恭维赞美。

自从我家买了电视机，每天晚饭过后，我家门前，门前的院坝，院坝外的小土坡……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人，父亲在一声声尊敬的“二哥”声中满足了作为一个“成功”男人的的尊荣，他总是脸上堆满慈祥的笑容，任大家大声讨论着剧情，任大家被剧情感染而哈哈大笑，从不发脾气。父亲——居然——不发脾气!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经常看到母亲在笑，和大家一起笑，不会被父亲骂“疯婆子，神经病”，也不用担心父亲会认为她的举止不符合他的认知而大发雷霆。

母亲因为家里买了“电视机”这个贵得离谱的东西很是心痛了好一阵子，她说：“唉呀，太贵了，四百块钱，要是买大米的话，我们一年都吃不完，大米可比我们吃的硬苞谷饭好吃。”但是，母亲是真爱看电视啊，电视里的人是她认知以外的人，电视里的世界是她认知以外的世界，真是太有意思了！每当母亲享受看电视带来的乐趣时就会情不自禁地说：“这个东西真好，贵是贵了点，但还是值得！”

记得有一段时间，中央一套的八点钟有个黄金剧场在放电视剧《杨家将》，母亲非常喜欢看，而她喜欢看的理由也非常简单:打得热闹。“热闹”，可能是母亲潜意识里对生活最高的追求，谁叫我们家那么不热闹呢？这么说来，父亲这电视机买得对，这钱也花得好。

没过多久，伯伯家也买了一台电视机，杨奶奶家也买了，村里有电视机的人家越来越多，来我家看电视的人虽然不及以往多，但丝毫不影响父亲追赶潮流的脚步。一年后，我家换了一台十七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后来又换了一台电视机和收录机一体的，再后来又换成彩色电视机……反正，换电视机这个事情，父亲是绝不落于人后的，同时也为他挣的钱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好去处。

几年后，村里几乎每家人都买了电视机，没有人再来奉承父亲了，父亲脸上的笑容再一次消失，回到了他本来阴沉的真实面目。晚上再看电视，只有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父亲会把声音调到最小，然而这是不影响我们理解剧情的，因为每个人都规规矩矩坐着，大气也不敢出，生怕呼吸声大了惹父亲不高兴了，他又会骂我们“疯子”，甚至直接把电视关掉。

在一个天气阴沉的下午，父亲的脸比那天气更加阴沉，他在家折腾了半天，把在街坊面前引以为傲的电视机搬进了他睡觉的房间。我们虽感莫名其妙，但大致也明白：定是我们又惹到父亲不高兴了。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惹到了父亲，但好在早已经习惯了这种局面，所以都自觉地离父亲的房间远远的，不去打那电视机的主意。

每天晚饭过后，父亲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他的房间里看电视，我们很想看，我看出来了，母亲也非常想看，但谁也不敢进去。母亲偷偷去推过那扇房门，发现父亲每每看电视时，都把它从里面锁上了，母亲忧伤地说：“有啥子意思哦，我没见过那么自私的人啊！”

有时候，父亲不在家，母亲高兴惨了，吃罢晚饭就叫我们快点把该干的活干完，然后带着我们做贼似地溜进父亲的房间，做贼似地看一会儿电视，然后又做贼似地溜出房间来。

有一次，母亲在前一天晚上就计划好第二天去种红薯的，结果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我跑到房间外面叫父亲，一连叫了几声都没有回应，我去告诉母亲，父亲好像不在家。母亲跑进父亲的房间察看，再到房前屋后父亲时常溜达的地方侦察了一遍，对父亲不在家的事确信无疑，才放心地坐下来吃饭。刚吃了两口，又想起什么事儿似的“噌”地一声站起来，直奔父亲的理发店。说是理发店，其实很简单，只有一面镜子和一个工具箱，那工具箱里的理发工具平时都摆在窗台上，父亲不在家时，就会把那些工具收好放在工具箱里。母亲打开工具箱看了又看，顾自狐疑:“没在？”

父亲去哪儿，从来不和家人打招呼，这么多年下来，倒是母亲练就了一种本领:每个父亲不在家的日子，她都能通过在家里侦察到的蛛丝马迹，准确地探寻到父亲的行踪。这不，理发工具不在家，那父亲定是到另一个镇子上去找他的“御用磨刀师傅”磨他的剪刀去了。

父亲的固执是刻在骨子里的，其实村子里有人会磨剪刀，但他就是要跑到几十里外的镇上去磨，这个事我一直很好奇，但是如果父亲去几十里外的镇上去磨剪刀的话，一来一回要耽搁一天，比起一天看不见父亲这件事来，我的好奇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那天，母亲确认父亲是去磨剪刀了后，马上决定不去种红薯了，她对我们说:“这天怕是下不起雨，我们今天不去种红薯了，红薯这东西，要靠天老爷给活路，不下雨根本活不了。”

吃罢饭，我起身洗碗，母亲拦住了我:“等一下再洗，我们去开电视看，也不知有没有好看的电视？”

其实母亲的性格有可爱的一面。无奈，她这一生没有遇到对的人。

有个事情到现在我也不明白，父亲后来为何又把电视机从他的房间里搬出来放在外面了?我猜想一个人看电视大概也很没趣，而且很多年以后我才得知，父亲是看不懂电视的，他根本不知道那些人在那个小匣子里叽里呱啦讲了些啥。

父亲把电视机搬出来放一段时间后，又会在某一个对我们娘儿几个不满的下午再把电视机重新折腾回他的房间，当然，他的不满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有一段时间，我们又很不争气地把父亲得罪了，自然又没了电视可看。那些日子的晚间剧场在放《西游记》，那是母亲最爱看的电视剧。

“你说那猴子咋个那么厉害，谁都打不过他……就是太调皮了。”母亲在田间地头也不忘和我们讨论剧情。

晚饭吃过，母亲轻手轻脚走到父亲房门口，听见里面小声地放着电视，又轻手轻脚走回来，对我们姐妹说:“走，我们去你秦婶儿家看电视。”

我们又惊喜又害怕，拿来一把小锁把外屋的门锁好，去秦婶儿家看那调皮的孙猴子大闹天宫去了。

多年以后，我们都长大成家了，母亲一个人住在大姐新建的房子里，那时母亲挣得的钱不再上交给父亲，她已经有能力为自己买一台电视机了，家里的电视机坏了，她马上跑到商店叫老板给她送一台来。母亲很喜欢看电视，她从不串门，只要没事可做，她定是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到好笑处，她一个人哈哈大笑，看到生气处，那演员定是被她骂得体无完肤。搬到新房后，没有伯娘陪她骂架，想来生活多少有些无趣的，劲全用在了骂演员上。

又过了两年，父亲也搬到了新房子里，我们四姐妹离家多年，好像早已经忘记了父亲的“糟糕”，都劝父亲搬到新房里住，我们认为他和母亲在一起相互间能有个照应。

母亲对我说过，她不希望父亲搬来一起住。我是多么的对不起母亲啊！时隔多年，已至不惑之年的我才明白过来，那时母亲说不希望父亲搬来一起住的乞求和无奈。然而我们都没有试着去理解她，支持她……

听说父亲搬进新房的前一天，母亲没有了笑容，她不动声色地把她的房间、把她的电视机都搬到了楼下。姐姐家的房子是两层，地面一层，地下一层，从此，母亲和父亲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一人在楼下生活，一人在楼上生活。

母亲每次做好饭后，会在楼下大喊一声：“吃饭喽。”父亲会应声下楼，二人悄无声息地吃罢饭，父亲离桌而去，再下楼，定是下一餐饭时那楼下再传来“吃饭喽”的呼声。

母亲也从不轻易上楼，只有等到三天一次的赶集天到来，才会上楼守她的馒头铺子。

家里已经不用干农活了，母亲只经营她的馒头铺子，有很多时间坐下来看电视，没有人打扰她，没有人敢不让她看，没有人会因为她在看到好笑处笑出声来而骂她“疯婆子”……好不自在。只是，我们四个女儿都不在家，母亲就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幸福又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