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酒

自从两个姐姐都出门打工以后，母亲的身体比以前更差了，那两年，馒头生意也是空前惨淡，母亲到处欠着药钱，亏得她人缘好，说没钱，人家都会说:“随时有随时拿。”

父亲那几年同样也变成了药罐子，他到底哪里不舒服？那真的是个千古之迷，作为女儿的我不敢问，也没想过要问。倒是母亲，看见他买药回来就关心地问他哪里不舒服？父亲就像没听见一样，从不搭腔。

母亲就像没被冷落一样，每次都问。

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你爸的身体不晓得哪里不舒服，问他他又不说，我觉得他怕是喝醉酒后在外面睡，着凉了。唉，三天两头喝酒，喝了就醉，醉了就随处大小睡，哪怕是个水坑都会睡下去，咋个不生病嘛？”

没有儿子为他延续香火这个事，本来让父亲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为他长期醉酒攒足了理由。现在经常生病，他看起来更像个病入膏肓的小老头，气若游丝地蠕动于几间破旧的房屋里。

母亲总也从父亲嘴里问不出关于他的病，她费尽心思，花了好几天时间拜访了村里的所有医生，还有方圆几十里的大部分土医生，终于搞清楚了父亲到底是哪些地方不舒服。给他看过病的医生说父亲全身无力，脸呈菜色，长期处于大凉寒(重感冒)状态，现在已经伤及肝肺，需要长期吃药。

母亲还是那个能干的母亲，她要做的事，总也能做到，她要想知道的事，也一定会有办法知道。

不知道父亲的病是否真如母亲所说，是因为他喝酒的原因，但父亲爱喝酒这个事情，确实让我们恨得牙痒痒。

父亲基本上隔两三天就会醉一回，醉了从不干人事:半夜去拍伯伯家的门，惹得伯娘跟他干仗;拿把砍柴刀在我们娘儿几个的脖子上比划，惹得人心惊胆颤;蜷缩在粪坑旁，水田里睡觉，惹得我们娘儿几个半夜打着火把满山找寻……

要是父亲不常喝酒，或者不常喝醉酒，那我们的日子会不会轻松很多?我经常这样想。但钟爱喝酒的父亲并没有因为他每况愈下的身体而放弃对酒精的追从和执着。

自从变成了药罐子后，父亲除了赶集那天要开店门理发外，其他两天时间就躺在床上睡觉，我们叫他吃饭他才会慢慢悠悠地起床，披件外套，铁青着脸去厨房把药罐子放到灶上热着。

我和母亲也不敢吃饭，装模作样地找点事做，待到饭菜已凉透，父亲喝下刚热的药，坐到桌子上来，母亲才又把菜重新热一遍，我也小心翼翼地坐下来准备吃饭。

后来，我和母亲不管是谁做饭(我小学一年级就已经会做全家人的饭了)，做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父亲的药罐子热上。

有一次，父亲已经吃了几个月的药了，看状态，并没有好转的迹象，母亲厚着脸皮问:“你是哪里不舒服?这次药都吃那么久了，没点效果吗?换个医生看看嘛！”

呵，母亲就像一个打不死的小强，这话都问了怕有上百遍了，从没换来哪怕一个“嗯”字的回应，她还问，唉!

那天，我觉得父亲可能吃错药了，他居然回应了母亲:“不想吃东西，医生说是'大凉寒’，都换了两个医生了，现在在刘老头那里抓药，他的药管用，吃了两副好点了，他说至少要吃半年才能好。”

“那就要坚持吃，让它好断根，你是说'白任坡’那个刘老头啊?他的药管用啊?”母亲问。

“嗯。”

接下来的事是我长大后才知道的:

那天吃过饭后，母亲走了十几里地，走到那个叫“白任坡”的地方，找到那个叫“刘老头”的医生，然后开门见山地说:“刘医生，我家永秋是不是在你这里抓药?”

“是啊，唉哟，他的问题严重哦，吃药时间长着呢，至少半年。”

“刘医生，我跟你商量个事，下次永秋再来拿药，你就告诉他他的身体有大问题，是喝酒喝的，必须要戒酒，要不然会死人的。”母亲那天和刘医生拉了很久的家常，最后，刘医生答应了帮母亲骗父亲的要求。

其实，关于父亲戒酒这个事情，母亲也是动了些心思的，她大概也是早就受够了父亲爱喝醉酒，所以很早以前就已经想了很多办法了。比如跟父亲的酒友打招呼，说父亲疾病缠身，让他们少和父亲喝酒;比如偷偷往父亲的酒里掺水;比如抓了只小老鼠，悄悄放进父亲装酒的壶里。(她听爱喝酒的人说，放东西在酒里，喝酒的人看到会恶心，从此就不想喝了。)

所有的办法都不曾有用，父亲左手药罐子，右手酒杯子，时而疯狂，时而半死不活。

几天后，父亲抓药回来，母亲又厚着脸皮关心病情，父亲又破天荒地回答:“说我的肝脏已经硬化了，要戒酒，不戒的话就医不好了，有生命危险，最多活不过半年！”

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一副郑重其事的表情，一腔深信不凝的口吻。

母亲听罢正了正身子，以一副凝重的表情说道：“那么严重了？我的天！那这酒还是不能喝了，身体才是本钱，身体才最重要！”

父亲起身进自己的房间，拿出剩下的半瓶酒，叫我把酒给他倒掉了，他说：“以后戒了，再喝命都没了！”

这事的结果，恐怕连母亲这个幕后操纵者都没能想到，父亲从此以后真的再也没有碰过酒。戒了。

父亲戒了酒后，性情变了很多，还在村子里有了自己的一席地位：帮助做红白喜事的人家“打烟”。

谁家有红白喜事，主家都会找他去帮忙“打烟”(客人来了，给客人散烟)。“打烟”这活儿，说起来简单，就是给人递支烟而已，其实，里面也有很多学问，总的说来，要“眼尖心细”。没得到烟，有的客人会生气，自然也丢了主家的脸。在短时间内给同一客人打了多次烟，那只接受了一次“打烟”的人就会有看法，多少有点厚此薄彼的意思，说到底，又给主家丢一次脸。还有，主家办事，所有的开销都是有预算的，拿着烟乱打一通，最后就得主家掏腰包。这些东西对于现在办事的主家来说那都拿不上台面来说，但九十年代的偏远农村，经济条件还比较落后，谁都需要精打细算着过日子。

父亲是怎么揽上这活儿的?那是有一回，一人家仙逝了老人，母亲那天生病了，没去主家帮忙，就叫父亲去。父亲本来不去的，他一向不善言辞，也不与人交流，所以这种人多的场合他是从不参与的。后来，母亲说他们一起去。那天，母亲说服了父亲和她一起去了那家人，一如当年说服他去学理发一样的轻而易举(这又是一件在我看来非常奇怪的事情)。

到那家人后，母亲给主家说让父亲帮着“打烟”，主家爽快地答应了。别说，这活极其适合父亲，不用与人交流，眼睛要四处瞟着没被打着烟的，脑子里还得记着已被打过烟的。父亲做得丝毫不差。

父亲那一次“打烟”不得了，从此在村里一举成名，谁家有事，定会拎了一张毛巾一斤白糖来家里请他去帮忙“打烟”。由此，父亲“二哥”的名号比我家买了村里第一台电视机时更响了。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母亲离开我们后，父亲找了个年轻女人，满世界吹嘘那女人要给他生个儿子，各种作妖作怪，村里人再提起他，改了“二哥”的尊称，直呼其名，到最后人人厌恶，呼其“老者”。

自从父亲揽上“打烟”这个活儿后，母亲悄无声息地退居二线，那几年再也没有去哪家帮过忙，我家好像开始过上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生活。

看来，这酒戒得好！戒得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