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初中那三年,每年秋季我都会得一次流感,高烧、头晕、乏力、分不清东西南北那种状态。每次得病,我都会请一个星期假回家。那个我只想逃离,不愿意回去的家,因为有母亲的存在,它又偏偏是我唯一的避风港。
第一次请假回家,母亲正在蒸馒头,村里三天赶一次集,我看着母亲晃动的身体,知道明天又要赶集了。
母亲偶一抬头,她透过雾气腾腾的蒸笼看到了我,吃惊地喊起来:“三妹?是我的三妹吗?唉哟,怎么了?今天怎么回来了?今天不是星期天啊?”
“妈,我病了。”我只说得出来那么几个字,然后把自己一屁股摔在靠墙的椅子上。
母亲“啪”地一声把手里的蒸笼摔在灶台上,大踏步向我奔过来,她把手背贴在我的额头上:“哟,好烧哦,天啦,怎么那么烧?这还了得,走,马上去(村卫所)看。”
母亲说着话,身上的围裙已经解落,她转身抬起灶上的铁锅,手在身上“啪啪”胡乱拍了两下,然后拉起我的手准备去卫生所。
我在完全不清醒的状态下是以怎样的毅力摸回家的?我不知道,但是见到母亲那一刻开始,整个人就完全动弹不得了。母亲见拽我的手没有反应,再一次伸手来摸我的额头,焦急地说:“烧得太凶了,天啦,你还找得到回家来!”说话间,她已经蹲下身,把我背在了背上。
趴在母亲的背上好有安全感啊!我昏昏沉沉地觉得。
我一直没有躺在母亲怀里,趴在母亲背上的记忆,我曾经怀疑过,我的母亲是否抱过我?她那么忙。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我否定,母亲自然是抱过我、背过我的,要不然我是怎么长大的?
我的记忆里母亲经常背着小妹干活,比如担粪,比如挖地,比如种玉米,再比如蒸馒头……小妹小时候身体极差,我记得她已经很大了,大概是上小学了,母亲还经常把她背在背上干各种活路。
不用说,我小时候也如同小妹,是在母亲背上长大的。我们四姐妹都是!
那天,和母亲一般高矮的我,就那样趴在母亲的背上,闻着母亲身上淡淡的汗味,还没到卫生所就已经昏昏沉沉地睡过去。
等我睡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打着吊针,母亲坐在床边笑嘻嘻地看着我:“醒了啊?天啦,好吓人,都烧得完全不晓得事了,那么远还一个人摸回来,硬是造孽(可怜的意思)哦。”母亲说着话,眼泪已经在她眼里打转。
说我们几姐妹“造孽”,是母亲经常说的,在她心里非常难受的时候会说,在我们被父亲打骂过后会说,在我回家拿生活费的时候会说……她一直觉得对不起我们四个女儿,让我们生活在贫困里,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曾经,我也这么怪过母亲的。但是,她又有什么错?
在我睡觉的档口,母亲已经回家熬好了白粥、她把粥递给我“生病了就吃这个,要吃点才好得快。”
我意识到自己的确饿了,喝下了满满一碗白粥。母亲这一辈子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值得回忆的味道,除了馒头,大概就是这白粥了。那个年代,大家生活都不容易,我家更穷一点,关于“吃”是讲究不起来的,所以,母亲并不会做什么像样的饭菜。为了生计,她削尖脑袋学做馒头,那馒头做得确实好吃。至于这个白粥,其实也没什么技术含量,能留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我想,那里面蕴含的“爱”远远超出了粥本身的味道。
我在医院里打了三天吊针,母亲给我熬了三天白粥。本来三天后可以返校的,母亲不准,她说这病来得太厉害,在家多养两天,再说,喝了三天粥人也没啥力气,还是得吃大米饭。
对,上初中开始,我家吃得起大米饭了,再也不是以前那种硬邦邦的包谷饭了。父亲从不管我们吃什么,他是不可能在我们的吃喝拉撒上贡献一分钱的。唉,母亲啊,是真的能干,我家的吃食从硬包谷饭过渡到软米饭,这其间的辛劳,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
我病好返校的时候,母亲多给了我五元钱,她叮嘱到:“你这场病生得励害,去学校多打点饭菜,要吃饱,你们几姐妹都造孽,怪我这个当妈的没本事啊,虽然吃不好,但是不能饿着哦。”
我紧紧握住沉甸甸的五元钱,心里哽咽得难受。要知道,我那时每个星期要从母亲那里拿走十块钱的生活费。十块钱,我每顿打二辆米饭,两个素菜,花得一分都不剩,肉是从来没吃过的,要一块钱一份,贵得吓人。但是这十块钱的生活费,母亲却要蒸够两百个馒头才能挣得。她要敲煤生火,烧水揉面,在灶台与面板间来回走上几个小时才能完成。
后面两年的秋季,我也是把自己半死不活地送回到母亲面前对她说:“妈,我病了。”母亲以同样温柔的方式送我去医院打吊针,然后跑回去给我熬同一个味道的白粥,当然,同样会在我面前念叨几遍“造孽”的话。
我多希望母亲还在啊,那样我可以亲口告诉她:“我不'造孽’!妈妈,因为有你!我是多么的幸运和幸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