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树下的梦

那年春天，母亲在樱花树下睡着了。她走进考场，明晃晃的太阳透过窗子照在试卷上，试卷白得耀眼，一个字都看不见，她正要举手向监考老师示意，却突然想起自己忘了带钢笔。窗外是悦耳的鸟鸣声，也许是斑鸠，也许是鹧鸪在叫。兵慌马乱中醒来的她有些无所适从，春天的武大校园已经美成了花海，但她无心欣赏，也不敢走远，只是在树下的长凳边踱着步子。时间很悠长。她不知道，落英缤纷，已将她的头发染作花白。

我所在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坐落在樱花大道的尽头，学院将论文答辩安排在樱花季，算是给我们这些即将毕业的学子最后的奖赏。当我在同学的搀扶下走出阶梯教室时，母亲已经早早地在走廊里候着了。她千恩万谢地从同学手中接过我的胳膊。母亲个子比我稍矮，将我的胳膊搭在她的肩上刚刚好。我将一半重心借到她身上，就可以支撑起我无力的脊椎。肌张力障碍是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椎体外系的神经因不受大脑支配而导致肌肉痉挛、扭转，累及躯干、下肢，行走十分困难。每当我不得已要出门走路的时候，母亲就成了我的拐杖。

老师们给予我最大的宽容。论文答辩开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评审老师都是在询问我的病情和生活，他们尽量让我放松情绪，似乎这不是一场考试，我们只是聊聊天而已。入场前半小时我吃了两片镇静剂，药物使我的肌肉不再痉挛，副作用就是四肢瘫软无力，活跃的只有大脑，那一刻的思路出奇地清晰。母亲没有问我答得好不好，连她刚才那个荒诞的梦都只用几句话带过。扛着我的胳膊慢慢走在樱花大道上的时候，她开始描述她看见一只鸟衔着树枝筑巢的情景，细致入微，活灵活现。樱花大道几百米的长度，我们走了很久很久，花瓣雨落满我们的肩膀。我想，母亲应该是累了。

少年时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他写母亲的片段虽然感人，其实也是浑浑噩噩如隔靴搔痒。直到母亲陪着我走过了病痛折磨的那些路，我才真正读懂了史铁生。那几年陪着我跑遍武汉、广州、上海、北京，在一座座陌生的城市挤早公交，抢末班地铁。从一家医院到另一家医院，名医换了一拨又一拨。母亲从没喊过累，而我又怎能轻言放弃。史铁生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原来，那些路我走得有多疼，母亲的心就有多疼啊。

在北京找到可以做手术的医院，姑妈将她南郊的空房子借给我们娘俩住。虽然离医院比较远，却可以省下不少住旅馆的钱。房子空置多年，四月满城风絮，纱窗上糊了白白厚厚的一层。母亲忙着打扫屋子，我帮不上忙，便挪去阳台上坐着。突然，一只鸟的黑影向我俯冲而来，发出凄厉的叫声。抬头一看，原来头顶有只小小的燕巢，平如小碗，几张黄色的小嘴露出碗沿儿，嗷嗷待哺。那只燕子站在晾衣杆上斜眼看我，眼神中充满警惕与不安。天色渐暗，街灯亮起，阳台之外是城市的万家灯火。母亲也已收拾完屋子，麻利地刷锅点火，开始做饭。母亲就是有这种神奇的魔力，可以在这个本不属于我们的城市，将一间小屋填满人间烟火和温暖。而阳台上那只燕子，仍然站在晾衣杆上守护着她的孩子们。它也许正在心里嘀咕：这个人既然无意驱赶我们，为何又泪流了一脸？

首都的医院不比地方，全国的患者都挤到那里，即便被专家确诊并制定了手术方案，床位也是一张难求。排队等待床位的那些日子，我们一直住在姑妈家。母亲怕我等得心焦，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不便走远，我们就在小区里散散步。

北京的春天比湖北迟，樱花也开得晚。楼下小公园里几棵晚樱灿若云霞，午饭后暖阳当头，母亲提议去赏花。坐在樱花树下，母亲就讲起过去的事情。她并不是第一次来北京。早在她高中毕业时，“红卫兵”到北京大串联，她就和同学从老家步行一个月到过北京，记忆深刻。母亲在当年是妥妥的学霸，每次考试都列年级前茅，到北京后也曾去探访过她心仪的北航。只可惜造化弄人，那年高考被取消，紧接着上山下乡，梦想的大学也终与她失之交臂了。

等到床位空出来，我入院做完手术。手术很成功，植入脑神经刺激器一个月后，我终于可以自由地行走。带着重生的喜悦，我陪母亲去了天安门广场、颐和园、天坛，那些多年前有过她足迹的地方。我不再需要母亲的搀扶，却依然紧紧挽着她的手。

史铁生的母亲去世多年以后，他在《我与地坛》里写道：“我才意识到，这个园子当中不单单留有我的车辙，在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而我是幸运的，一路行来都有母亲的陪伴，我们的脚印一左一右，紧紧地贴在一起。

我会永远记得那个春风和煦的午后，小区花园里的樱花树下，我轻轻哼唱起一首老歌。母亲问是什么歌，我告诉她这是民国时期卢冀野写的一首小诗，名叫《本事》。在我的歌声里，母亲微笑着，渐渐靠上我的肩头，她安心地睡着了。我继续哼唱：“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树下，不知怎么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