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

一九四一年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陕考察，何正璜一月十九日先去看了唐华塔，稍后即考察碑林。她在《日记》中写到，“折路到碑林，此处本为唐国子监之故址。宋元祐五年，吕大忠移唐开成石经及颜柳所书各碑于一处，遂有碑洞之名。至清初，铸刻《圣教序》及《淳化帖》于此，遂名碑林。今林中共有碑类四百七十二种，计大小碑石二千四百余块，为陕西文化之渊泉，亦中国文物之珍品。其中以唐、清二代之物为多。以唐代石刻之十三经、景教碑、淳化阁帖及华夷禹迹各图，颜、柳、张、欧所书各帖最为名贵。惜近来因避敌机轰炸关系，贵重者均已泥封，仅第五、六、七室可供浏览，中几全为清代之物，间亦有宋、明者，然甚少。”

碑之成林，还须从源头说起。西安碑林起源于唐代的《石台孝经》与《开成石经》系列刻石。《石台孝经》稍早一些，是唐玄宗李隆基为了施行自己的以孝治国理念，鉴于西汉以后儒学经典《孝经》版本较多，且注解穿凿多面，于是组织人员博采众长，祥为注解，在天宝二年（743）完成以后便颁布天下，又亲自以八分隶书书写，刻之于石。整部作品由四块黑色细石组成，长方柱体，四面刻字，碑座下有三层石台，所以世人称之为《石台孝经》。《开成石经》则是唐文宗采纳国子监郑覃的建议，组织人员把儒学的十二部经典著作《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以楷书分写，刻之于石，历时七年，至开成二年（837）才全部完成。整部作品由一百一十四块青色刻石组成，每石两面刻字，并肩排列，有百米之长，两端有石柱夹护。

这两部系列刻石完成之后都放置在长安城外务本坊的国子监内，供儒生学习使用，还可以捶拓成册，传播于时，文本上有一定的规范性和权威性，亦构成了碑林的根本。唐末，国运日下，长安不再是国都，长安驻守韩建为了巩固防务而缩建长安城，就把原存于城外务本坊国子监内的部分石经北迁至城内尚书省附近的文宣王庙中，即今社会路一带，后梁时其余石经悉数迁至社会路一带。宋时，此处建京兆府学，而后吕大防迁文庙及府学到了碑林现址，其后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及其后来主政者又几次迁移石经，约是在崇宁年间石经刻石才彻底地被迁移至现址，即所谓的文庙、府学、碑林三者同在一地了，此后千多年来，碑林又经历了不断地改造、修建与增容，但始终屹立于原址而不动。

关于“碑林”的来历，按照何正璜先生的说法，宋时是称作“碑洞”的，“碑林”一词是在清初，“铸刻《圣教序》及《淳化帖》于此”之后才有的。不过据考证，“碑林”一词最早是出现在明人赵涵的《石墨镌华》中，是将西安碑林称为“碑林”的最早记录。还要说的是现在碑林大门入口处《石台孝经》碑亭上匾额“碑林”二字的书写，“碑”字右偏旁少了上边的一撇，又传二字为林则徐当年遭贬到新疆，途经西安时所书，不过似乎没有证据证明此说正确。再说“碑”字少撇，实际上颜、柳碑版就有这种写法，亦不必附会他说，演绎出太多的故事来。

西安碑林以《石台孝经》与《开成石经》为基础，历经千余年，不断吸纳、整合各种刻石碑版文献，现收藏文物在万余种左右，可谓集大成者，而且，几乎每一种刻石碑版的收纳都有故事，都有传说，更加丰富了碑林的人文含量。当然，文物的保护亦为最首要的任务，特别是明代关中大地震，对石经等碑版的破坏就非常大，后历各朝都颇为重视修复，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邵力子等人对碑林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整修，工程由梁思成整体设计，对《开成石经》的陈列形式做了较大改造，但却严重破坏了石经的原貌。现在碑林博物馆区域又进行着大规模的城区改造，据说按照最初的方案，石经等碑石又须进行新的迁移，但在部分专家学者的反对声中，迁移方案做了新的调整，不久的将来，相信会有一个暂新的西安碑林又能呈现在世人面前。

二十一年二月五日裕堂记，在安定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