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我在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就买回了中华书局两卷本的王仲荦著《魏晋南北朝史》，当时发愿要系统地看它一遍，但苦于忙着工作，就又把它锁在了柜子里。到了二〇一二年开春，手头的事情稍微少了些，终于沉下心，想到阅读它，它才被发掘出来。不过，在工作的间隙里，想要通读这样一部八十万字的著作，还是十分困难的，于是我就想，如果随读能做一些札记，应该是一种较好的办法，这样既能加深自己阅读的印象，又能记住阅读的章节，效果就会更好一些。果然不出预料，读完这部书整整用了三年时间，锱铢以累，札记亦断断续续地做了约四万字。

想通读这部书的起因，其实最是简单不过，因为自己喜欢阅读《世说新语》这本书。多年来一直读着，后来觉得还是比较单薄，应该再拓展着阅读一些相关的书籍，也许才能更好地理解书中的意趣，于是就买回了《晋书》、《魏晋玄谈》、《中古文人生活研究》等书籍来读，当然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也是在视野之中的。还有一个简单的原因是，自己总是慌张着不能静下来，沉下心阅读这样一部大书，也许可以让自己稍安勿躁，受些历练。

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说，这部书的写作，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古代史的历史分期问题，而他是主张魏晋封建论的。这样一种观点，虽然在书中没有明确地提出来，但是，整部书的脉络其实都在贯穿着这一基本的观点。这就涉及到作者的历史观问题，即他的马列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等，虽为一些读者所诟病，但作者是不能超越时代，跳出时代的局限性的。实际上看，马列史观在观察和分析历史现象时，仍然不失为一种有力的解剖工具。至于作者受到时代的影响，阶级论、历史问题时代化等问题，亦应作一分为二的审视。

书凡十二章，前七章除第二章专谈门阀与土地制度而外，其它各章均以政权更替为序分述三国、西晋、十六国、东晋、南朝、北朝历史及其特点。从第八章边境各族开始，总体上分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哲学思想与宗教、经学史学与文学艺术、科学技术诸方面内容。结构上谨严整饬，逻辑上严密无隙，但都不是泛泛而谈，重点上该突出则一定要突出，如民族、对外交流、宗教则要交待得多一些，宗教方面佛教则要重点介绍一下。有些历史细节问题则要有作者自己客观的判断与评价，如农民起义失败原因分析，佛教兴起等等，宏观中亦包涵微观之判断。各章后注释则备列相关文献与研究成果，详录大量原文，就书中历史资料做最为详备的注释，这都为王著的鲜明特点。

通读王著，给人的感觉是文胜于史。作者虽在写史，但在史的框架下，文亦是能够敌于史的，他的语言的清俊实出于史的表现之上。其实最初，王仲荦是专注于文学的，他的第一部专著即是文学方面的《西昆酬唱集注》，亦为他唯一的一部文学方面的专著。后来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史学方面了，而且著述甚丰，即使与同侪相较，也是能算作佼佼者的。虽然治史，但文学的根性是在的。

这部书的雏形，是王仲荦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时的讲义，后来经过整理，成为断代史《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下两册，上册在一九六一年七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下册要在一九六六年付排，却因文革开始而耽搁了。到了一九七六年，出版社要重新出版，作者的想法却发生了变化，于是与出版社商议决定把原书改写成为《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两部书。《魏晋南北朝史》上、下册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一九七九和一九八〇年出版。至于作者改写的缘由，除了结构上的变化之外，读者对于原书的意见以及新的史料的发掘都为重要的因素。中华书局在二〇〇七年出版了一套王仲荦著作集，《魏晋南北朝史》上、下两册亦在其中，是经上海人民出版社许可重版新印的。

三年来自己断断续续地读着，亦在亦步亦趋地做着札记，然而情之所至，时难释怀，忧生忧世，内心常有微澜涌起，亦只有在阅读与记录中，心情才能平静下来。这就是阅读的好，可以让人调适身心，终生受益。在阅读它的间隙，亦没有停止对于其它书籍的阅读，但对它的阅读，却似乎成为一条主线，一个生活中的主色调。再阅读《世说新语》中一个个小故事时，它所氤氲出来的气氛就有如水墨画的背景一样，让魏晋时的人物重新有了生的气息，似乎要从画面中走了出来，这亦为自己所不曾想到的。当然这书，是终究读过去了。

十五年三月九日写于北院门旧署南窗之下，二十五年二月七日改定，裕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