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教寺

数十年间去过兴教寺多次，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夏天，沿着山门前的缓坡入寺，在东跨院的藏经楼前流连，天突然下起了雨，就往西走，不知不觉间却到了西跨院，也就七、八分钟，天又晴了，太阳在云里走，很有些豁然开朗的味道。正是在三藏塔前，于是恭敬着行了礼，稍作歇息，就出寺沿着樊川路返城了。

兴教寺是佛教法相宗的祖庭之一，在长安城南少陵塬上，距城区约二十公里，它也是因塔建寺的典范之作。唐高宗麟德元年（六六四），玄奘法师在铜川玉华宫圆寂，安葬在长安东郊白鹿塬上，这里距离大明宫较近，五年后，据说是为了避免高宗望灵塔而落泪，有伤圣体，皇后武则天于是诏令迁葬玄奘骸骨于少陵塬上，并依塔建寺，命寺名为“大唐护国兴教寺”。其后，分别于唐与宋，沙门弟子迁葬玄奘弟子窥基与圆测骸骨于寺内，建舍利塔以为纪念，西、东分列于唐三藏舍利塔两侧，成“品”字型序列。这三座塔人们合称兴教寺塔，是寺内年岁最远的文物遗存。

一九四一年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西安考察期间，二月五日，何正璜一行来到兴教寺，这是他们当天行程的最后一站，已是到了傍晚，她在日记中写到，“寺为唐高宗总章二年所建，近为朱子桥将军以八万元加修。青檐朱门，焕然一新，门首书‘护国兴教大寺’。我们游览多寺皆未见寺门，独于此寺朱柱金龙为全西安寺观所不及。入内有一殿，中空无物，红漆方干，辉煌华丽有如宫殿。拾白阶而上，后又有一殿，额题‘兴教寺’为南海康有为所书。”后约有四百余字对三塔作简略述评，又对窥基、圆测生平作简要绍介。原来窥基俗姓尉迟，是唐名将尉迟恭的侄子，十七岁时偶遇唐僧，后奉旨入佛门，成为玄奘弟子；圆测则为新罗，即今朝鲜半岛人，是新罗王的子孙，入唐为僧，成为玄奘弟子，他们都在佛经的翻译与传播方面，有着殊胜的功业。

何氏一行西北考察，正值抗日战争期间，民生凋敝，哪有人能顾得上寺观的维护与建设，但来到兴教寺，却是感到眼前一新，个中缘由，除了她提到的朱子桥的加修之外，亦曾有过戴季陶、程潜等人的加持。稍前几年，戴季陶、居正等人来陕视察，即鼎力倡修兴教寺，搞众筹，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马鸿逵等军政要员都大方捐助，凡九十五人，集资十二万六千元，寺内建筑得大力修建；稍后程潜又倡修过一次，而且得到当局的支持，其目的就在于，“以佛法救正人心，尤探拨乱反治之本原也”，以使“人心大定，文物昌明，国运因之兴隆。”实际上，这一处寺观，自唐以后，大多时期是处在残碣锈苔状态的，尤其是明清时期，连兴教寺塔的存在都是危难丛生，所以有现在的格局，实在是得力于民时的修复。

因为是在塬上，颇受地势的限制，所以兴教寺面积不大，约三十亩左右，但却整饬而紧凑。自山门一线分别为钟鼓楼、大雄宝殿、法堂、卧佛殿，东西跨院则有藏经楼及塔院，寺内林木茂盛，楼台错落，移步换形，则深有园林之美。在何先生的文字中，她提到康有为所书匾额，应是悬于殿门之上的，现在这方匾额仍在，则悬于大雄宝殿外墙东南角方位，康氏款署“癸亥冬”，应是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他在陕西时书写的，当然他到过兴教寺。到过兴教寺的名人还有很多，如蒋介石、周恩来等人，寺观后来还接待过一些国家元首。

在何先生的日记中，先前亦有关于兴教寺的文字，是一月二十七日，他们一行考察城内卧龙寺时，在佛堂看到一玻璃柜，柜中除一小佛外，“并有一小玻瓶，靠于佛膝，中盛蚕豆大小之白物一颗，标字于上曰‘西安兴教寺唐玄奘法师舍利’。”其中因缘，无法猜测，后来何先生亦未曾提说，但兴教寺之沧桑历程，恐于此亦能做一些推想，千余年的遗存，要行走下来，是真的太难了。

去兴教寺印象最深的一次，还是二零零二年的秋天之行。是一天下午，与两位友人乘着中巴过去的，友人与宽池上人相熟，我们就一起喝茶聊天，约是有两三个小时，那时常明法师还在，记得中途宽池上人还带我们拜见过法师。那天离开寺观的时候，他送我们每人一本《大乘无量寿经》的讲解本。书的扉页，他都题了字，给我题写的内容是，“用智慧种福田。提得起放得下。”还签章留念。我那时单身，这一时段心情大致很不好，连朋友们都担心起来，所以宽池上人才有这样的题字。记得他们还曾问我，要不要在寺里过年？我未置可否，后来终究是没有去。

此后许多年，我还是喜欢独自到兴教寺去，去享受它的静谧，去感受它的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在三藏塔前，安静地坐着，亦喜默默地回想往事，洗涮心里的灰尘，把一些执着与韧劲在心里层层加固，让自己尽量单纯而明澈起来，得大自在。

二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裕堂记，于长安南郊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