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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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塔寺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何正璜一行三人乘坐骡车在晓色中出南门，先后考察了小雁塔、大雁塔、曲江池、寒窑、宋家花园、吴家坟、木塔寺等地，回来时已是“暮色迷人”，从西门进城，在一个小饭馆中晚餐后，就回西大街民教馆里歇息了。骡车当然是比较慢的，但在当时的西安城，却是“交通要具”，可以看出，当天的行程是安排得很为紧凑。
这一篇文字单说行程的最末一站木塔寺。何氏日记云，“半晌方抵木塔寺，建于隋。原隋文帝为献后所建禅定寺，宇文恺以京城之西有昆明池，地势卑下，奏建木浮屠以镇禳之，大业七年告成。武德元年，易名庄严寺，考得此处本为华林乡，木塔被毁于明季流寇，清康熙四十七年重修，但同治时又被毁于回乱，楼上之庙宇全毁无疑。遗殿在石阶上，僧人引我们上观，只见残垣败础，荒弃凄凉有如电影《夜半歌声》中之布景，想象昔日盛况，为之黯然。此寺建筑颇为特别，全体以青砖筑成，成一圆洞形，有如窑，不知何故。门窗中格花尚可取，砖刻二壁，亦为郊外所少见，按此乃兴废最多之一寺，乃亦佛家多称之劫者。”大致把木塔寺的历史与彼时现状都交代清楚了。
这个寺庙的位置在当时长安城西南角的永阳坊，与曲江池正好形成西东对等的方位。起因于宇文恺所谓的风水平衡，因为它附近的昆明池地势有些低了，因而就须建高大的木塔来提振它的地气。依塔而立的寺庙，是隋文帝为亡妻孤独献皇后追福的，称禅定寺。几乎同时，前后也就几年的天气，在它的西侧，亦在永阳坊内，隋炀帝为父亲文帝追福，又建了一座同等规模的寺庙，称大禅定寺，寺内木塔等同于前者，为七层，高约九十七米，周长约一百七十六米。这两座寺庙，占据了永阳坊的整个区域，至唐一代，甚至把它的北邻和平坊亦划了过来，成为长安城中规模最大的佛教场所。不过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唐武宗禁佛时，整座城池只留下了四座寺庙，其中永阳坊仅有禅定寺留存，而大禅定寺则遭到废毁，后虽有恢复，但还是在以后的战乱中消失了。禅定寺在明、清时期有所重建，但规模已不能与初时相比，同治年间又在战乱中遭到兵燹，日渐颓败，解放初期，僧人并入大兴善寺，寺内存物由市园林局木塔寺苗圃代管。
至于木塔毁于何时，则说法不一，何正璜谓“被毁于明季流寇”，有人考证，可能还应该更早一些，因为从元人李好文所绘《长安志图·城南名胜古迹图》来看，只有大、小雁塔，而并无两座木塔的图影，因而至少是毁于此书成书之前，即至正二年（一三四二）。而何氏谓“考得此处本为华林乡”，是指唐时长安县行政区划，此地为华林乡所辖。华林乡北宋、明朝有所沿用，以后则似乎就消失了。至于此寺“有如窑，不知何故”，应是日渐衰落，蜷缩在窑洞中了，正如她在牛头禅寺考察时所见窑洞相同，以塬而建，为长安地貌特征。
禅定寺而后庄严寺，而后圣寿寺，都为隋唐时寺名的变化，“木塔寺”的得名大致为清以后民间的俗称，沿用至今。目前此地已被改造成为一座城市公园，称木塔寺遗址公园，留存的遗址包括大殿基址和山门遗址、殿基线左右列植的两株古龙爪槐、寺址北端雕花青砖砌筑的窑洞式建筑，两座木塔的位置亦有标志，大多为清时期的遗物留存，与何正璜当年所见情状大体相同，只是周边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绿树环绕，甬道通达，广场开阔，已成为周边居民大众休闲娱乐的场所。
庄严寺唐诗人多有吟咏之作，如宋之问、岑参者流，都能看出一时盛况，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中说“天下迦兰之盛，莫与为此”，在隋唐时期，因为统治阶层的厚爱，此寺法事斋会繁多，祈祷祝福频繁，皇帝亦经常礼拜游览，其他寺庙是不能与它比肩的，亦为实际情形，只可惜，物之盛衰，在历史的长河中，因缘际会，难以测定，看到它由盛而衰的景况，后人只好要“为之黯然”了。
宋家花园
何正璜一月二十二日在日记中对于宋家花园的记录是很简短的，云：“宋家花园为长安宋聚五氏之祖茔，后在其中植花种竹布置亭馆，遂成近郊之名胜，春郊宴游多憩于此。竹篱为门，中有一阁，额为‘城南草堂’，今亦荒芜。唯白桦翠竹各蔚为林，颇为幽静耳。”很显然，只是从门前经过，于户外观得大概。
宋家花园具体在今翠华路瓦胡同小学所处位置，与陕师大雁塔校区东沿隔路相望。在城改前，位于瓦胡同村北侧。花园初期为宋连奎私人别墅，解放前宋氏夫妇改造旁边的太白庙与菩萨庙，创建了私立新民小学，亦即瓦胡同小学前身，普及国民教育。解放后，花园私产及校产都捐与国家，成为国有。有关这个园子，陕师大的一位教工，夫人为瓦胡同小学教师，几十年里一直在此地生活，见证了园子的沧桑变化，专门写了一篇文字发表在当地晚报上。文章说，据瓦胡同村老者介绍，园子最早大约建于民国初年，开始规模较小，说是花园，而后逐渐扩大，扩建后面积达三十余亩，园内多楼台亭榭之属，树木花卉遍布其中。整座园子毁于文革，遗迹几无存留。一九七九年雁塔区成立教师进修学校，瓦胡同小学被一分为二，近年校区改造，所有旧楼都被拆除，宋家花园就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这个园子在抗战时期是比较出名的，多位大人物与它有过交集。朱德的老师国民党元老李根源一度在这里居住，学生曾两次来此园看望过先生。周恩来、林伯渠等人经常与主人在此相会，畅谈国事，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并多次在这个园子接见各界人士。抗战初期，日机轰炸西安，位于东大街的陕西邮政管理局亦曾搬迁至此处，因为园内树木茂盛便于隐蔽。一九四〇年五月九日上午，周恩来还受邀为邮政管理局全体员工在露天里讲座过一次抗日形势报告，时长达两个小时，并于当天回到城内七贤庄“八办”为陪同的林卓午即兴题词“邮传万里国脉所系”，促进两党通邮工作。这都为重要的历史事件。
宋家花园主人宋联奎，祖籍云南，但出生于长安。字聚五，亦作菊坞，晚号菊叟，生于一八七〇年，卒于一九五一年。何正璜谓此园“为长安宋聚五氏之祖茔”，是有一定道理的，此园周围多为坟地，据说唐诗人白居易的兄长白居仁的墓地就在瓦胡同村被发现，旁边的一个村子索性连村名亦称作吴家坟了，说明他世家故地即在此地。他早年便在四川、云南等地为官，辗转于多地，时官时隐，晚岁曾任陕西巡按使，主理一省民政事务。与李宗仁、杨虎城、邵力子、宋伯鲁等人多有交游，作为社会贤达，曾被聘为省政府顾问。做过陕西通志馆馆长，主持《续修陕西通志稿》的编纂，同时主编《关中丛书》，个人著作有《苏庵杂志》《苏庵公牍存略》《城南草堂文稿》《城南草堂诗稿》等。夫人吴云芳，亦为知名教育家，著名民主爱国人士，创建培华学校，曾任陕西省参议会参议员，一九七八年去世。
何正璜一行路过的时候，宋家花园一家已不在园中。日机轰炸西安城，陕西当局疏散人口，他们举家搬迁到陕南城固县去了，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搬回西安，彼时城南草堂的“荒芜”之状，可以想象。宋氏一生，经历复杂，虽为社会显要，却保护不了一个园子，是让人感到惋惜和痛惜的。再说，西安城终究太老，历史遗迹较多，它的眼里，怎么能放下这样一个说轻不轻、说重不重的园子呢？
吴家坟
翻开各地地方史誌，几乎每一个村子的村名都有些来历，或源于传说，或出于史实，传奇色彩都比较浓厚。吴家坟就是西安南郊的一个村子，它的东侧即是有名的唐天坛圜丘遗址。这个村名的由来，据说是因为村中有西汉学者吴谦的坟墓而得名，也许是出于讳忌，自明代以后，在官方文献中，都改作长延堡了。但吴家坟这名字虽成俗称，却俗得融进了血液里，在寻常百姓的生活中，似乎比长延堡更为多用。
没有查找到有关吴谦更多的史料，想来此地早期应该是一个家族的坟场，因而才有这样一个名字，而且至迟，在明以前就是这样称呼的。明时这里又被称作南十里铺，大致是说它距南门有十里之遥的意思，是西安府四郊铺驿之一。清初称吴家杏园铺，嘉庆年间改为今名，此后一直袭用。解放初期，陕西师范大学于此建校，而后外国语学院与西北政法学院等单位环列周边，此地于是日渐隆盛。有时觉得，吴家坟的俗称，是和院校师生密切相关的，于风俗人情，他们渲染和传递了较大的能量。
我对“吴家坟”三个字有着特别的感情。早年刚上学，识得几个字，父亲从西安回来，所提的塑料包装袋上，底部总有工厂的地址，出现“吴家坟”字样。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我的心里充满了好奇，这种好奇一直让我纠结至成人以后，才有所释然。前几天查看百度地图，看到了这家工厂的名字，在师大南侧，它是从西郊土门一带搬迁过去的，父亲在新址上班不久，就调出了。据父亲说，那时周边都为田地，实在荒凉得很。不想，五十年左右，这里却高楼林立，人满为患了。
西安南郊多坟场之地，有名的汉宣帝刘询杜陵就在鸿固原上，后来发现的陪葬坑墓数量亦为数不少。近些年经济发展，圈地建楼，发掘的古墓葬就更多了。南郊多高校，世纪初在政法大学新校区发现了汉张汤墓，邮电学院在茅坡征地一千亩，建设过程中这一区域发现战国、秦、汉、唐代古墓六百多座，因而师生中就有流行的一句话说，“在西安，校园里没个千年古墓都不好意思叫大学！上学和上坟一样！”古墓可谓星罗棋布。当然，在关中还有一句民谚说，“死娃抬出南门”，意思就是“没救了”，大致也是源于南门之外，至少在民国以前是如此，乱坟岗较多。城内寻常人家死了人，多是出了南门寻得一点空地，草草掩埋而已。
何正璜一月二十二日日记有记，“在一名吴家坟之小镇中午餐，以面及饼为食。人饱驴足，又行上道，因所行向西，夕阳照衣甚为温暖。”所记亦不见“长延堡”三字，而是“吴家坟”，可见真是俗得融进了血液里。他们一行，是向木塔寺方向走了。
寒窑
寒窑遗址的启示意义应该更具有民间情怀和立场。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定位在唐代，说是城内官宦人家的女儿王宝钏，在一次郊游途中偶遇流浪汉子薛平贵，有了恋情。这当然遭到家庭的反对，于是离家出走，在城外的寒窑中与薛平贵结合成家了。不久薛平贵应征入伍，王宝钏就在寒窑苦等，等了十八年，终于等到了薛平贵功成名就，等到了大团圆。故事想说的，大致是，王宝钏对于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以及对于爱情的忠贞不渝。
寒窑所处的位置，在曲江池东侧的武家坡，看唐长安城的布局图，是在东南角，但确实几乎是在城外了。何正璜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游览此地，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景况。“池上鸿沟岸名武家坡，据云为王宝钏为薛平贵守贞十八年之处，我们因即进入寒窑中参观。乃一天然山洞，颇为深曲，现已改为庙宇，有僧人在此以茶待客，上供王宝钏贫困住于寒窑中之像，荆钗破裙楚楚可怜。主持者乃导以烛使我们上楼（本为一洞，是人工隔成上下），梯为青石，年久履繁，暗中滑失数次。至上稍亮，见石洞分歧多窟，内供不知名之佛像。正觅本窑主人塑像间，僧人在下指以向右，三人乃入一石洞，深曲漆黑不见前路，我们不管，摸索前行。忽地开朗，进一小殿，上供王宝钏及薛平贵之塑像，此时已位政昭容，凤冠而霞帔矣。壁上遍题诗句，不知诗人何其之多也。”这个遗址，搞不清它究竟起于何时，但几处破落的窑洞，确是客观存在的。
应是在世纪初前后，与友人实地游览过一回，与何氏所见几无差异，周边环境亦不过是荒凉的山坡。稍后几年，曲江城改，此地被打造为一个以爱情文化为主题的城市公园，随着曲江池遗址的恢复，整体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遗址内思夫亭、贞烈殿、柳林寺等景观得到更新与改造，而且融入了一些具有当代元素的婚庆景观。曾经多次沿着曲江池岸行走，从寒窑遗址门前经过，自然就会想到这个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故事，深感人生的不易，却还须扮演一个角色，执着前行。
寒窑的故事后来被多种文艺节目所演绎，其间枝节多所扭变，而核心则一如既往。京剧称《武家坡》，秦腔则称《五典坡》或《赶坡》，都为经典的艺术剧目，活跃于民间。人谓武家坡，据说此地居民以武姓为多而得名。又称五典坡，是说路侧原有五家店铺，遂作五店坡，而后演化为五典坡了。不好考证其实。而且这样一个故事，它的真实性本身就无法求证，多以为唐时名将薛仁贵实为薛平贵的原型，因为史料上是可以看到的。
何正璜又写到，“僧人云荠菜为陕中遍产之物，独此鸿沟中则为王宝钏十八年来挖食已尽，至今颗苗难寻，事近神话，但可使大家为之一笑。”这当然可以视为神话，但武家坡不生荠菜，也许是事实，而王宝钏生活的艰辛情状，却是于此神话中得到提升了，“寒窑”一词亦几乎成为一种贫苦生活的象征，可见于普通大众来说，对于王宝钏的同情与喜爱，显然是发自内心的。
曲江池
曲江池在唐长安城的东南角，面积上占有一个坊的区域，似乎还是更大了一些，这样，这个四方城的东南角就向外凸出了。唐王朝之所以在这片水域下了番功夫，据说是出于风水上的考虑。长安城自龙首原向南，从空中俯视有六条土岗，正如乾卦的六爻，曲江池所处的位置，在九六爻上，再从地势上看，整座城东南高而西北低，东南为地户，西北为天门，天门对应乾卦与皇权，理应高亢才吉祥昌隆，但实际地势却低伏无势，那怎么办？破解之法就是在东南方位凿池，于是，曲江池的存在就很是顺理成章了。
其实在秦代，这个池子就有了，这一片区域是秦之离宫别苑，秦二世死后就埋在这里。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何正璜一行考察曲江池时在日记里追溯了它的历史，“本秦之宜春苑，汉之曲江池，隋之芙蓉池，以其曲折有似广陵之江故名，开元中疏凿成为胜境。”隋称“芙蓉池”，是隋文帝觉得“曲”字不吉利，厌恶“曲江”之名才改的，而且还在芙蓉池旁边建了离宫，称“芙蓉园”。所谓“其水曲折”，是指池水渠道曲曲折折，后来导入了东部的黄渠水，水量就增加了许多。
何氏谓“开元中疏凿成为胜境”，实际情况确乎如此，唐太宗就经常会到园里游玩。不过，曲江池的辉煌期还是在盛唐，唐玄宗修建兴庆宫后，就大规模扩建了曲江池和芙蓉园，进一步疏凿黄渠，还把长安八水之一的浐水引进池中，而后园内楼台林立，亭阁相连，仅水面就达到上千亩。因为经常去游乐，为了保密和安全，玄宗还从兴庆宫至芙蓉园修筑了高大的城墙，作为唯一通道，称“夹城”。池水较深，时有沉船溺人现象发生，好些年前在池底曾出土过唐代铁铠甲，大概就是溺水者的遗物。
在唐代，曲江池畔应该是长安城最热闹的地方了，政治、游乐活动很多。尤其是上巳节前后，人们春游，就会倾城而出，杜甫《丽人行》中有诗句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就是真实的写照。曲江流饮、雁塔题名、杏园探花等典故，都和这里脱不了干系。唐诗中还有一类“曲江诗”，是诗人们游历曲江写就的，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都留下了著名诗篇，新科状元亦是吟诗作赋，各显其才，佳作多多。《曲江池》演妓女李亚仙与书生郑元和的爱情故事，诗人白居易和元稹曾听艺人说唱过，后来白行简将它改写成传奇《李娃传》，宋以后又被改为话本、唱本流传。寒窑故事也是发生在这里。百姓们娱乐欢腾，皇帝也会不甘寂寞，在妃嫔与百官的簇拥下登上紫云楼或其他宫内高台观看，甚至还会让侍从对宫门外叩拜的人群撒下铜钱，作为对百姓的赏赐。
曲江池的衰败始于安史之乱，当时破败萧条的情景，连诗人杜甫亦是伤心不已，吟出了“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的诗句。唐代宗时期，这处皇家园林又遭到过几次人为的破坏，拆毁建筑材料用于祠堂、寺庙等建设。唐文宗时期，朝廷曾进行过大规模修复，但终究难以成就辉煌时的景象。而后，随着唐王朝的灭亡，这里年久失修，再加上泉塞渠阻，水源断绝，就逐渐干涸而成为田圃了。何氏日记写道，“开元天宝间，池旁据云尚有殿宇，自安史乱后，遂尽废圮。今者吾等前来，则已无迹可寻，全部尽已湮为沙地，除就其曲折形势得知确为当年曲江遗址外，所云当年绮丽豪华已至难于想象之程度。此本长安八景之‘曲江流饮’处，而今日我们所饮者乃黄沙飞尘满扑口鼻而已。”这大致是唐末以后曲江池与芙蓉园一带一直维持着的状态，可谓沧海桑田，令人唏嘘。
曲江池遗址的恢复与更新是近十年的事，由建筑设计师张锦秋担纲设计，充分考虑了历史水系因素以及现实状况，引黑河水注入池中，整个遗址公园北接大唐芙蓉园，南至秦二世陵遗址，占地一千五百亩左右，形成了八个功能分区，再造了南湖、曲江流饮、凤凰池、汉武泉、宜春苑等人文景观，使历史胜境重新回到了世人面前。这里整体环境的提升，提高了人居幸福指数，目前房价亦为西安城最高的区域。显然，遗址公园的恢复与更新，是与生态环境以及经济实力密切相关的，客观上亦彰显了城市的觉悟能力和魅力，千年古城终于焕发了青春，渐渐走向了人们向往已久的大唐气象。
二十六年八月裕堂整理，长安南郊二府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