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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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逢年过节，或是亲戚里头有个大事小情，比如有老人或是小孩做生，有人家娶媳妇、嫁姑娘、送祝米或是老了人，以及偶尔出外旅游，我与胞妹远凤、远梅时常会同时出现在宴席上或是游览地。不知道的，以为我父母膝下只有我们兄妹三人。其实，我们兄弟姐妹是四个，我还有个胞弟叫远玉，只是他已不能与我们共度佳节、同赴盛宴和外出旅游。他去了哪里？他去了墓地，他在墓地年复一年地，不分昼夜地，陪伴着我的父亲和母亲。我们只有去给他和父母扫墓，才能与之相聚于山野。
远玉殁于2002年3月10日，农历壬午年正月二十七；生于1963年12月12日，农历癸卯年十月二十七。他在这个世界上，只呆了38年零两个月又26天，总共也才13968天。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离开我们已经23年零一个月又16天，已有8448天，已超出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存续时间的60%。在这八千多天的追思与怀念的间隙，我有时也不无自我安慰地想，他如果能够有幸再次脱生人间，应该早就是个大帅哥了，或许谈婚论嫁也已终了，正在筹划着买房子、娶妻子、生孩子。只是，他此生此世会降临何方，又会与哪些人做兄弟或者兄妹与姐弟，我很想知道，却无以得知。
远玉得的是尿毒症，因肾衰竭而亡。我已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诊出这个病的。父亲去世是2001年3月9日，丧事还是他一手操办的，我作为长子只是到了个场，他那时还是活蹦乱跳的，朝气蓬勃的，生龙活虎的。可时间只过去了短短的一年零一天，他竟然就躺在了父亲坟墓的旁边。他的英年早逝，给人带来的创痛，有如被人活生生地砍去一只胳膊、剁掉一条腿或是从心尖上剜走一块肉。给人的感觉也是恐怖的，无论多年轻，身体有多棒，今天晚上躺下，却不知道明天早晨能不能醒来。
我不知道，远玉的这个病是什么时候患上的。他曾告诉我，他是因为头晕，到医院检查发现血压非常高，再做进一步检查才知道是肾脏出了问题。他曾在我面前感叹：哪里来的这么高的血压！发现这个病后，我多次回去看他。他起初是饭量下降，精神萎靡，脸上和腿子有些肿，然后是胸闷气短，恶心呕吐，肢体麻木，再后来是不排尿，浑身水肿，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直至不省人事。
我不知道，他的这个病是从哪里来的。他得病后我专门咨询过专家，专家说首先要考虑遗传因素，然后便是高糖高油高盐饮食，还要考虑是否过度使用抗生素。爷爷婆婆我没见过，尽管婆婆去世比较早，却没听说过是肾脏问题。外公外婆皆是寿终正寝，父母去世也不是患的这个病，我们兄弟姊妹除了他，肾脏也尚未出现问题，因此遗传因素应该可以排除。一个在农村从事体力劳动之人，吃饱肚子还没得几年，又哪来的高糖高油食物？再说，他妻子与他同一口锅里吃饭那么多年，现在六十多岁了，依然起早贪黑地在餐馆干着粗活，身子却是健康而又硬朗的。一个身强力壮之人，感冒都很少得，医院的门朝哪方开都不知道，又怎么可能过度使用抗生素？……我百思不得其解。
远玉得病后，他的身体应该是痛苦的。因为体内毒素排不出，那些毒素便在身体里一刻也不停顿地横冲直撞，一日比一日更为猛烈地攻击他的心脏、肝脏、肺以及神经系统，起初是皮肤瘙痒、肌肉痉挛、骨骼疼痛，其后是所有器官功能一天更比一天地减弱、衰退直至尽竭，最后夺去他的生命。在他生病期间，我曾多次回家看望，他身体的痛苦，我能想像，甚至感同身受，却没有在病榻前较长时间地陪伴过他，更没有拉拉他的手，为他揉揉背、捶捶腿，甚至没有与他做过深入的交流。
他的心应该也是痛苦的。小时候吃不饱肚子，现在能吃饱了，却什么也吃不下。他辛辛苦苦挣钱建的两层小楼，还没住几年，甚至还没完全打理好，他就再也不能住了。他的两个孩子，大的刚上初中，小的还没上学，他若不在，他们该如何生存、怎么长大？曾经吃过的苦、流过的汗、经历过的人生煎熬，还有那么多想做而没来得及做的事情，想去却还不曾去过的地方，尤其是对孩子们未来的考虑与安排，全都变成了过眼烟云，只剩下了生不逢时、人生苦短、命有不济的喟然长叹。
他甚至是绝望的。他应该知道，尿毒症、肾衰竭并不是不治之症。但他也应该知道，获取肾源，做肾移植手术，术后终生服用排异药物，或者不做肾移植，选择终生透析，都是需要以巨额开销为基础的。他更应该知道，他拿不出这个钱，我也拿不出这个钱，我们整个家族，包括所有的亲戚朋友，即使联起手来，也拿不出这个钱……一个本可以医治的疾病，因为没有钱而放弃治疗，让万恶的贫困夺走他的性命，他那颗跳动了不到四十年的心，该是多么地不甘，多么地痛苦，多么地绝望！
现在想来，在他整个的生病期间，我竟然没有与他讨论过他的病情，甚至没有征求过他关于如何医治的想法，我不敢与他讨论，害怕他提出要求。在我灵魂的深处，还有他身边所有人的潜意识里，自从他得了这个病，似乎就已经把他放弃。他本来是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活下去的，但因为我们所有人的无能、冷漠与自私，他不得不选择从这个世界离开。当他看到想到和感受到这些的时候，他内心的悲凉与绝望，对我们所有人的鄙视与怨愤，是可以把他的心揉成齑粉的。这种痛，比他身体的痛，心里的痛，更为痛彻心扉。他的心应该一直在哭泣，只是没有让我们看见他流泪……
那个时候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收入都是非常的有限，一个普通家庭一次能够拿得出来几千块钱的，那是非常的少。那时没有医疗保险，更没有农村合作医疗，即使单位职工和公职人员生病，看门诊都是自掏腰包，住院也只能由单位按比例报销。那时的农村人更是惨不忍睹，到村卫生室拿几片药，都要忖摸好多天，生了病基本上靠硬扛，扛过来了便可以在贫困中继续挣扎，扛不过来就只能去往另一个世界，别无选择，寻不到出路。想想我们这些曾经的人，竟然不如天上的飞鸟，也不如满山跑的野兽，都跟蚂蚁和虫子一样渺小，是苟活于世还是卑微地死去，全都要听从上天安排。
远玉撒手人寰之前，面对贫穷与困顿，已经四十多岁的我，是没有什么感觉的，至少不是刻骨铭心的，因为大家都那样。我一直以为，只要有目标、有追求、有理想，又竭尽所能地“上下求索”之，一切都会一天比一天地好起来。可是远玉的溘然离世，却给了我当头一棒。看着病榻上奄奄一息的他，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假如我很有钱，是个百万富翁，那该多好！想换肾就可以换，要透析就可以透，有灵丹妙药就可以找路子托关系去买……我甚至可以拿钱把他养起来，让换肾或透析后身体羸弱的他，即使不劳动、不挣钱，也能有如常人一般地生存下去，直至寿终正寝的那一天……
我那时候才意识到，人生在世可以有理想有追求，但理想和追求不能当饭吃，要拯救家庭和家人，挣钱才是最近的路。作为一个“半调子”文人，靠写小说和散文挣钱，那是天方夜谭。从那时开始，我改写情感纪实，这类刊物发行量大稿费高；我写新闻报道，单位有高回报的奖励政策。后来我又放弃轻松自在的机关工作，到竞争激烈的企业任职，转眼之间收入成倍增加，这才缓解了最为难熬的中年困顿。尽管如此，我依然心痛，是胞弟用他宝贵的生命，给了我如此的警示与引领。
我最后一次回家看望远玉，是2002年3月9日——他去世的前一天。那天是星期六，我独自骑着摩托车驰行一百多公里，专门回去看他。我看见他时，他在一楼居前靠东的那间房里，头朝墙脚朝门地僵卧在床上，脸是浮肿而呆板的，全身都是肿胀的，已人事不省，更谈不上言语。我与他说话，他似乎有感觉，却没什么反应。我知道，他已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不日就会离我们而去。此时此刻，一切都已为时过晚，即使立马从天下掉下一麻袋的钱来，也不能延续他的生命多少时日。
第二天天快黑的时候，我刚回到居住地还没上楼，就接到斯芬电话，说远玉已经不在了……
接到电话，我震惊不已，为什么我刚离开不到两小时，他就放弃最后的执念，与我们这些所谓的亲人，与呆了不到四十年却远没呆够的人世，做了最后的了断？难道他一直在期盼或等待着什么？在期盼或等待着我的归来？在等待着能听听我跟他说话，看我能跟他说些什么，又能找出些什么样的由头来……见我束手无策，还匆匆离他而去，他没了指望，便不得不放下执念，绝望地甚至是决绝地，与给他带来痛苦和怨愤的人世间，做了最后的割裂，而逃离到了完全陌生的另一个世界。
那一夜，我辗转反侧，彻夜未眠……我感觉罪孽深重，是我与贫穷合谋，戗害了他的性命……以至于这二十多年来，每次来到他的墓前，我都不能理直气壮地面对他，与他做有些底气的交流。
接到斯芬电话的第二天，我与玉凤还有乘洋——乘洋那时两岁多一点，便再一次骑摩托车回了老家。我们到家时，远玉已经装殓入棺，我不知道斯芬在这么短时间里，是从哪里弄来的棺椁？看着那些来家帮助操办丧事，包括帮忙挖墓穴和抬棺椁的多数人，都比远玉还年长，我心里的那个创痛与羞愧，深入骨髓还无以言表。他被葬在父亲坟茔的左下侧，我知道那个右下侧是为我留的。想到终有一日，我会在他旁边陪着他，于是又心有回寰、略感宽慰，只是他暂时还只能独自陪伴老父。
在远玉去世11年，父亲去世12年，母亲去世9年多的时候，因为修铁路，我对远玉和父母的坟冢做过一次迁移。他们去世后，母亲是先火化再土葬的，父亲和远玉都是直接土葬的。迁移坟冢时，我委托的迁移人给我说，母亲的棺椁和骨灰几乎完好无损，父亲的棺椁和遗骨也较为完整，而远玉的棺椁却腐败不堪，遗骨也很零碎且所剩无几。我知道，处于地表下的棺椁和遗骸，其完整性会受到墓地温度、湿度以及微生物活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我不知，他们葬在同一块墓地，只相距数尺，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我猜想，是不是与年龄和所患疾病有关，可查遍网络也没找到依据。
因此我就想，亡者被安葬若干年后，其棺椁及其遗骨的完整性，会不会与去世时的年龄、心态、情绪以及身体的壮实度，还有心中的牵绊与怨屈有着某种相关。远玉去世时还不到四十岁，刚刚走到了人生的半途，竟然就半途而废、戛然而止了，因此他感到委屈。他是因为贫困而亡，是因为我们这些人的无能而亡，因此他心有怨忿。孩子还没成年，身上还有责任；母亲尚且健在，尽孝还未终了；夙愿尚未实现，心中尚有憧憬……这些牵绊定会与他纠缠不休，让他挣脱不开。我不知道，忧愤、痛苦和心有不甘，会不会加快遗骨及其棺椁的腐朽速度，就像这些情绪会加快人的衰老一样。
远玉去世后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责问自己，我为什么会这么穷？那时候又尤其穷特别地穷。远玉去世时，我从县农业局调到县政协才两个多月，对当时的情况刻骨铭心。在农业局工作时，单位实行责任制奖励，我拿了两三千块的奖金，年度审计时说那钱不该拿，要退，我退不出，便每个月从工资里面扣一百块钱。我当时的工资是六百多块钱，每月拿到手的便只有五百多块了。那时玉凤下岗，没有收入。小月前一年高考落榜，正在复读，这一年肯定要外出上大学，上学后每年的开支不会少于一万元。现在这个房子住进来已经两年多了，买房建房借的两万多块钱，还分文没还……
因此我也怪远玉，怪他的病生得不是时候，生在我垂死挣扎的节骨眼儿上。那时母亲尚且键在，我们一家五口，每个月只有五百多钱可供开销。我每月给母亲一百块钱，给玉凤两百块钱用于家庭开销，给小月一百块钱应对一日三餐，剩下的一百多块钱，还要交水电费、电话费、给摩托车加油、赶人情、抽烟……政协一个副主席母亲去世，我上了五十块钱人情，有同事开玩笑说我上得太少，我一气之下拿回五十块钱，流着眼泪愤然而去……那时的我，眼前一片黢黑，日子过得焦头烂额，于上刀山下火海之中看不到一丁点儿的希望，又能从哪里生出钱来，或者承诺拿出钱来给远玉治病？
这几十年来，远玉的去世一直在煎熬着我，他没有哪一天不会出现在我眼前，我没有哪一天不觉得特别地对不起他。如果我能拿得出钱来为他治病，他现在应该还活着，还能不时地出现在我面前，即使不能与我一起坐在他人的宴席上，不能陪我喝酒，总还可以陪我聊聊天，陪我打打花牌。
农业局下属企业有个女同事，还比远玉大两岁。在我受命对该企业进行改制没多久，她几乎与远玉差不多时间也得了这个病。因为当时拿不出钱来买肾和做手术，她也没做肾移植，仅靠透析，起初是每周两次，后来是每周三次，至今还活着，而且活得还算过得去，每天还在为丈夫、儿子、儿媳和孙子烧菜做饭。她的透析和吃药费用，起初是靠她自己的下岗补贴和她丈夫的工资收入。那个时候，她的确是拖累了她的家庭，以至她的家真是一贫如洗。熬过了最初的几年，后来就有了医疗保险，她又申请了大病救助，现在治病已基本上无需自掏腰包。她再活个二十年，我看也有可能。
在怨恨自己无能的同时，我还是想说：只怪远玉命不好。他如果能晚几年出生，得病时有了农村合作医疗，我又翻过了人生的“火焰山”，兄弟姊妹和亲戚们再想想办法，何许他跟我的那个女同事一样，至今也还活着。他如果能出生在别的家庭，比如一个有工资拿的家庭，或者他自己以及他家里有人拿工资，就能像我的那个女同事一样，只要熬过没有医保的那几年，他或许至今也还活着。
（二）
在兄弟姊妹里头，我跟远玉的感情是有些特殊的，他出生后最初的一年零九个月，是由我来带的。我跟他之间，不仅有一母同胞之情，还有怀抱肌肤之亲。远玉出生时，远凤才三岁零十个月，我也才六岁零两个月。远凤太小带不了，婆婆爷爷早在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已离世，父母要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尽管我也还小，父母也很不放心，但远玉还是只能由我来带。我抱过他，背过他，他笑的时候我逗过他，他哭的时候和哄过他，因此我还推迟了一年上学。前年初中同学聚会时我才发现，我居然比同年级的所有同学都大一岁。那时的孩子上学都是七岁，我是满过了八岁才上学。
我上小学时，远凤才五岁零八个月，还是个柔弱的女孩子，父母依然不放心让她带远玉。父母出工时，便把远玉托付给江家婆婆，收工时再把他接回来。江家婆婆不仅要负责远玉的安全，还要为他端屎端尿，哄他睡觉。他饿了，江家婆婆便把自己家中仅有的大麦面调成糊糊，然后用手指头挖了，一坨一坨地朝他嘴里抳。那时的孩子跟现在的孩子没法比。现在的孩子饿了，即使没奶吃，也是喝牛奶、吃奶糕，最差的也是吃营养粥、大米稀饭。那时的孩子是不可能有这等待遇的。江家婆婆翘起右手食指，在碗里挖一大坨糊糊，然后用力地抳进远玉嘴里的那个动作，我至今记忆犹新。
江家婆婆是江德东的母亲，也就是后来在县法院工作的江华和在董市财政所工作的江诗财的祖母。江家婆婆是我家邻居，与我家住同一栋房子，她住的耳房就在我家斜对面，中间只隔个天井。江家婆婆看护远玉是义务的，说上天也就是看在邻居间的情分上。在大家都吃不饱肚子的年月，她能舍得用自己节省下来的大麦面拌糊糊喂远玉，那是天大的情分，无尚的恩情，我们应该永远铭记。
跟现在的孩子比较，远玉打小就能吃苦。那个大麦面糊糊，粗粝而索然无味，还有些难于下咽，现在的孩子是断然不会吃的，但是远玉却吃得非常开心、分外满足。吃过糊糊后，他坐在戛椅子上，会使劲地弹他的两条小腿，蹬他的两只小脚，舞动他的两只小手，嘴里还会发出“噗嗤噗嗤”的声声，发出声音时，他的口水会喷出老远……那个顽皮与可爱，那个高兴与得意，让我至今无以言表。
长大些后的远玉，依然是个好动且调皮的孩子。我们把家搬到王阎岭时，他已经读小学一年级。在供我们三四户人家出入的道路的路口处，有一棵我家搬来之前就长在那里的泡桐树，那泡桐树有两三丈高，泡桐树下便是我们家的稻草摞。稻草摞堆得高的时候有一丈多高，矮的时候也有五六尺。远玉那时候特别喜欢爬稻草摞，他总是先爬上泡桐树，再从泡桐树上跳到稻草摞的摞脊上，然后从摞脊上顺着摞稻草时形成的斜坡往下溜。稻草摞的两边，早就被他溜出了沟槽，他依然时不时地在那里溜，以至摞的两边积满了被他从摞上溜下来的稻草，父亲见了就要打他，他却依然偷偷地溜。
那时候人人胸前都戴一枚领袖像章。一次他从稻草摞上溜下来，像章的边角在他左眼角下方，离眼睛不足一片韭菜叶子宽的地方，割出了一个手指头大的口子，霎那之间鲜血直冒……在我的惊叫声中，父亲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父亲是个火性很大的人，见他的眼角正在流血，上来就给了远玉一弯脚。父亲要来第二脚时，我用身体护住了远玉。他见自己气愤之极的脚，挝（zhuā）在我的屁股上，才没再来第三脚。我赶紧用手指按住远玉的伤口，然后大声地叫“妈”。母亲着急忙慌地寻来干爽的蚯蚓土给他敷上后，血才没有再往外冒。母亲心疼肚疼地说：老二啊，你再不能溜稻草摞了，这要是弄在眼睛上，把眼睛弄瞎了，那该如何是好啊！自那以后，我再没见远玉溜过稻草摞。
随着年龄的增长，远玉是变得越来越顽皮了，但他的顽皮似乎又越来越有些分寸了。那时候家里穷，连饭都吃不饱，但除母亲自己外，她还是坚持给家里所有人过生日。母亲给我们过生日的方法，是有鸡蛋时就炖一碗清汤寡水的鸡蛋，没鸡蛋时就找隔壁借一个鸡蛋，打一碗只见香葱难见鸡蛋的鸡蛋汤，再把这个菜放到过生日的那个人面前，然后叮嘱大家：今天是某某某生日，这个菜大家都可以吃，但一定要省着点儿。母亲刚把菜放到桌子上，远玉便第一个拿起勺子，并抖动着勺子说：来啊来啊，一人有福，带连满屋啊！然后便会尖起勺子，舀一小勺炖鸡蛋或是鸡蛋汤放进自己嘴里。看着远玉俏皮而又顽皮的样子，母亲会满脸堆笑地说：你看你看，我们家就老二最好吃！但如果是父亲生日，远玉是不敢有如此举动的，他会先给父亲舀一满勺，然后才撮点汤水放进自己嘴里。
分田到户前因为粮食不够吃，即使掺了红薯、萝卜、萝卜菜的大米饭，也是不能放开肚皮吃的。因此每次吃饭，第一碗饭远玉总是盛得不多，三扒两扒吃完后，便会抢着去盛第二碗。因为他知道，第一碗饭如果盛得太多，待其吃完，锅里可能就没饭了。盛第二碗饭时，他会先用锅铲把碗里的饭压实，再让饭在碗里堆出个尖儿来。但是如果有人去了厨房却没盛到饭，他又会有违初衷地匀些饭给那人，还笑嘻嘻地说：盛多了，吃不完。第二碗饭吃完，他明知锅里已经无饭可盛，却依然舍不得放碗，总是握着筷子，端着空碗，在桌子上东张西望许久，然后才十分不情愿地放下碗筷，恋恋不舍地挪开椅子离饭桌而去。因此我一直说，他有饭碗依恋症。依照他的饭量，他还差着碗数呢。
分田到户时远玉还不到十八岁，却已是个十八般农活都能拿得起的硬扎劳动力。因此可以说，他是凭着自己的辛勤劳动，凭着自己身上滚下的汗水，才在那年的秋收后，用没有掺加杂物的大米饭，把自己的肚子填饱。吃完第一顿没有掺杂的大米饭，远玉说他差点儿没把舌头吞到肚子里去，还说吃完饭他的肚皮比平时整整大了一圈儿。他说那天他揭开锅盖，发现锅里的饭比哪天都多，他端起饭碗就铆足了劲儿地干，既没顾得上看父亲的脸色，也没记清吃了多少碗。我因为在外面挣口食，远玉说的这顿饭我不在场，但自那天以后，他的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地变得壮实起来，身高也疯了一般地往上串，只有不到一年时间，就比我这个哥高出了半个头，而成为我们家个头最高的人。我还知道，自那顿饭以后，父亲再也没有因为他的饭量大而愁眉苦脸，更没有因此生气和发脾气。
远玉本来就是个幽默之人，吃饱肚子后就变得愈发地幽默了，他还曾拿自己的出生年份、日期和时辰开过涮。他出生在癸卯年甲子月己丑日的丑时。他说他自己，什么时候出生不好，偏要生在这样一个年份的这样一个日子，还是这样的一个时辰。他说大家都知道，丑时是半夜鸡叫时分，人家谬听就是生在“过卯”年一个“自己很丑”的日子和一个有着“鸡扒命”的时辰。在我老家，曾经有些年，年轻人都把“过瘾”说成“过卯”。远玉说他查过词典，在旧社会，过卯日是地主找佃户追讨租粮的日子，如果欠收那就是个灾难日，缴完租粮一家老小就得外出要饭。他还说，为什么不是生在寅时或者辰时，寅是虎，辰是龙，即便午时也好啊，那也是太阳当顶、阳气正盛时分，他却偏要搞个“自己很丑”的“鸡鸣丑时”，鸡在叫，天却黑黢黢的，路上没有行人，伸手不见五指，即使遍地都是花儿，满路都是银子，看上去还是阴森森的，不仅自己丑，连在笼里叫着的鸡都是丑的。
他的这番话，我第一次听到，是在我回家后的饭桌子上。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们满桌子的人，都是云里雾里，只能不置可否地陪着他傻笑，然后说些诸如“那也不一定”之类无关痛痒的话，因为我们根本执不了他的谎，更没有能力驳斥他。即便是我这个已经读完中专，还算看过几本书的哥，对天干地支也知之甚少，对他说的那个什么“过卯日”，更是闻所未闻。因为我们无力反驳，他当时应该是兴味索然的，甚至是失落的。他选择在我回家后的饭桌子上说，很有可能是专门说给我听的，可惜我也不过尔尔。许多年以后我才想到，他能够有如此这般地胡乱分析与联想，还能有如此这般的歪理邪说，那是因为他是我们家的知识分子。在我们家，他是唯一读过高中的人。他读高中时我已外出谋生，以至我把他的学历竟然给忘了。因此又想到，我对他的关心与关注，也是非常不够的。
远玉第一次来远安，是1982年2月14日，那时他十八岁，是跟父亲一起来的。他和父亲在车站下车，一路打听着，才找到农机学校。到学校后又问了人，才找到我住的地方。他们在窗外听见我说话，又隔着窗子叫我，我才知道他们来了。因为我要结婚，父亲把家里的一头猪卖了，经数次转车，忙乎一整天，才来到远安。他们给我送来八十块钱，还带来了母亲制备的土特产。他们在远安住了三个晚上。我带他们逛了远安的街，先从中街逛到南门，又从南门逛到北门，还在照相馆照了相。我想给家里买个收音机，父亲怕我花钱，挑来挑去他都看不中，最终没买成。我还带他们去了小月姥爷姥姥家，我跟小月她妈和她姥姥姥爷的争执，应该给远玉和父亲留下了深刻而又非常不好的印象。我那次见到的远玉，似乎已经成熟，我与人争执时，父亲很少说话，他更是一言未发。
作为家中老大，我一直在为远玉的未来找出路，却又总是走投无路。我去找我们学校的校长，想让远玉来校免费学习开拖拉机。我想兴许什么时候弄到钱，比如贷个三四千块钱的款，也能给远玉买台拖拉机。有了拖拉机，帮人家耕地耖田，再搞搞运输，也能增加一些收入。校长同意后，我便让远玉来了远安。培训结束后，我又在安鹿为他找了个师傅。那个师傅是我学生，也是个实诚人。跟师傅实习几个月，又让他考了驾照，这才让他回去。拖拉机是能开了，可我总也弄不到买拖拉机的钱。他这个拖拉机是白学了，驾照也白考了，以至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为之耿耿于怀。
远玉对小月她妈，我不知道是讨厌还是害怕。我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天，我随领导到企业调研，吃了晚饭才回来。我刚下车就听见有人叫哥，寻声望去竟然是远玉，他孤伶伶地站在办公大楼的门厅外面，那个地方黢黑一片、空无一人。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家里？嫂子应该在家。他说已经去过了，我问是不是家里没人？他说嫂子和小月都在。我问为什么会在这里等我？他说他到楼上办公室问过了，值班的人说我跟领导去工厂了，无论多晚都会回来，才在这里等。我再问，为什么不在家里等我？他顿了顿似有委屈地说，你别问了，在家里等和在这里等是一样的。我问他吃饭没有，他说没吃。我让他跟我回家吃饭，我给他做。他说哥，我就在街上吃碗面条吧，我自己出钱。我带他在街上吃过面条，就去旅社为他登了房间。那个晚上，我和他在旅社房间里聊了半夜，因为太晚，我没回家，也睡在那个房间里。那是我有生以来，跟他唯一的一次还算深入的长谈，也是最后一次跟他睡在同一个房间。第二天天刚亮，我带他吃过早饭，就送他去车站赶车回家了。
我后来才知道，远玉是那天下午两三钟到的我家。小月她妈开门时脸上还笑着，见是远玉就把脸拉下来了。远玉勉强进去坐了坐，小月她妈连水也没给他倒一杯。远玉问我去哪里了，小月她妈没搭腔，却说了很多非常不好听的话，包括“我们过的也不容易”啦，“我们家也很困难”啦，还说我工作很忙，让他不要动不动就跑过来找我。远玉什么也没说，便告辞离开我家，到办公室找我。到了办公室，我办公室的门锁着，他又问了值班的，才知道那天是星期天。自那天以后，远玉再没去过那个家。远玉去世时，尽管我已经离开了那个家，但我依然为远玉曾经被人凄落而深感痛心。
远玉那次来找我，是来跟我说做房子的事，他想把父母建的那栋土墙房子撤了，建一栋两层小楼。我问他准备情况，他说他手头有将近六千块钱，还差个三四千，借点儿赊点儿再节省点儿，应该能建得起来。听说他有六千块钱，我大吃一惊！从他第一次来远安到现在，也才过去十来年，就靠一双手，就靠在土里刨，他能攒下这么多钱，如何能不让我感到意外？我那时的月工资是64块钱，六千块钱相当于我八年的工资收入，如何能不让我大吃一惊？听他说完筹备情况，我把我积攒多年的两千多块钱稿费，一分钱不剩地全给了他。建房子是大事，我想帮他一把，也弥补一下我多年来的亏欠。万万没想到的是，房子建了还不到十年，他竟然就与这栋房子诀别，去了房后不远的山上。
远玉来我这里的次数并不多，认真回忆应该还数得清楚。我对远玉在远安的最后印象，是他弄了很多鱼，跟几个朋友一起给我送鱼来。那些鱼的个头有些大，每条都有几斤重。那时我已搬进现在的房子，乘洋也已出生。远玉可能是担心我和她嫂子不会胣（chǐ）鱼，或者胣得不好，也有可能是怕我们受累，因为鱼有几十斤。他跟几个朋友拎着鱼上楼，没到客厅落座，也没喝一口水，就直接把鱼拎进了卫生间，然后便拖砧板拿菜刀干将起来。他们在卫生间里一边胣鱼，一边抽烟，还不住嘴地开玩笑、日白聊款，嘻嘻哈哈的，手舞足蹈的……那是我见过的最为开心也最为洒脱的远玉。
远玉生病前，我最后一次见他，是父亲去世，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父亲患肺癌已经一年多，突然去世我还是有些惊慌失措。我与玉凤、乘洋风风火火地赶回家，父亲还躺在平时睡觉的床上。远玉跟我说，父亲和母亲，我们两弟兄一人安置一个，你看你是安置父亲还是母亲。我见他已经做了很多准备，便说你就安置父亲吧。他说那好，你什么心都不用操，一切都由我来安排，你把孝子当好就行了。就这样，在整个安葬父亲的过程中，我也就下了下跪，磕了磕头，陪客人说了说话，真的什么心也没操，什么事也没做。当时我就想，有个弟弟，有个能干的弟弟真好！只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安葬过父亲，只过去了一年零一天，他竟然就随父亲去了，去屋后面的山上陪他了。
远玉，我想对你说
远玉，你离开我们已经23年了。我不知道，你心里是不是还有委屈、怨怼与愤懑，是不是还在责怪与怨恨我和我们。即使这样，我也不怪你。其实这23年来，我也无时无刻不在责怪和怨恨自己。但我还是想对你说，只怪你生不逢时，只怪那时候太穷。把得现在，你这个病虽然也算是个大病，却是把它有办法的，只要大家同心协力，是可以治疗的，也是可以活下来的。如今的世道和境况，与那时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人世间的变化，你在天上应该也是有所知悉，甚至是能够看到的。
现在你的家，已经不在王家大堰下面的那个地方了，早已搬进了城里——枝江县城，准确的位置是五柳新村。我要强调的是，那不是乡下，是街上，是城里，你的妻子、女儿、儿子，还有你没有见过面的孙子，现在都是城里人了。斯芬在五柳新村买了一栋三层的楼房，装修和布置也搞得很不错，连空调都装了几个，还买了全自动麻将机，那个麻将机我已经用过几回了。过去我们是几个人住一间房，甚至几个人睡一张床，斯芬他们现在，是一个人一层楼啊！这应该是你没有想到的。
你费九牛二虎之力做的那栋两层楼的房子，因为修从紫荆岭到姚家港的铁路，早就废弃不用了。那栋房子的骨架还在，周围的附属屋全撤了，楼房的窗子和门，也被剜去进了灶膛。楼前的场地已是满地荒草。那栋没有人进出，也没有了门窗的房子，却依然坚强而固执地挺立着，仿佛是在期盼着你的归来。只是，被挖走门窗的墙，露出几个黑黝黝的洞，让人感觉幽深而恐怖。每天都从房子旁边“哐当”而过的火车，倒是为房子增添了一些生气，让那栋废弃的房子不会感觉孤单与空寂。
你在楼房门前栽的那棵白果树也还在，依然生龙活虎、生机勃发地屹立在那里，春夏时节绿意盎然，秋冬里头满树金黄，给人一种葳蕤、繁茂、挺拔之感。那树已长得跟楼房差不多高了，大有继续长高之势，只是一直未见白果。你可能不知道，白果树是不能掉单的，掉单的白果树无心结果。
修铁路时把你和父母的墓地也占了，我们把你们的墓，从王阎岭坡上迁到了坡下，也就是王家大堰旁边你的那块柑桔树田里。你知道，那块田的坎上有几丛山竹，迁墓时我真小瞧了那些山竹。辟为墓地后，山竹的繁衍突飞猛进，只两三年就覆盖了整个墓地，还长得一根比一根火暴。我们拿它们没办法，前年冬天就给墓地和坟头打上了混凝土。打了混凝土的墓地，山竹是长不出来了，但维护依然是个大事，仅去年，我和远凤、远梅，就去做了几次清理。这些你应该知道，不再赘述。
你的家虽然搬到了城里，但你的那些责任田还在。为料理农事，两层小楼不能住了，斯芬便在戴氏堰下面的那块田里建了几间平房。斯芬平时住城里，料理农活时则在这里住。那是斯芬随便建的几间房，功能跟生产队的库房差不多。但那房子却是砖墙的，比被你撤掉的那栋土墙房子强许多。
你们家现在让多好人羡慕嫉妒恨的，是竟然也有了多处房产。王家大堰下面的那个两层楼的老房子，虽然废弃了，却依然耸立着，那是你的故居，我也把它视作故居。戴氏堰下面的房子，尽管你没住过，但斯芬建的自然就是你的。城里的那栋三层小楼，你在天上应该也看见了，那是你们家房子的里程碑。我听说，你们家在白洋高新区还有一套房子，尚未装修，暂时空着，正在待价而沽。
时间真是个高超的魔术师，它能让曾经的想都不敢想，倏忽之间就成为现实。你这个曾经为建房子伤透脑筋、四处奔波，还曾被人凄落的人，现在竟然也有住不完的房子，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
我还想给你说，你和父母的墓还有可能做第二次迁移。你离开以后，白洋镇被划成了宜昌高新区，高新区把白洋、太保场以及长江边和雅畈周边的地全占了，现在已占到我们生产队，对面的闫家屋场，还有舒家嘴学校那片地也被占了。高新区如果再向北发展，你和父母的墓就难于幸免了。你和父母对墓的反复迁移可能会反感，但是我也没办法，我不能阻挡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还请你给父母捎个话，希望你们能从大局出发。我知道，你和父母不是不知轻重的人，应该是能够理解的。
说完了房子，再给你说说你们家。
你离开以后，斯芬一直跟两个孩子过，没有再成家。你离开时，肖筱才十来岁，宇旸还没上学，她孤身一人把两个孩子养大成人，非常不容易，受了很多的累，吃了很多的苦，甚至还流过很多的泪……斯芬是个苦命人，犁地、耖田、挑草头，这些本应该由男人干的活，她没法躲闪，全是自己干，心中的委屈与疲累，可以想得见。斯芬也是个能干人，家里又是建房子，又是买房子的，征地办手续，请人砌墙上梁盖瓦，还有装帧设计之类，她也是自己干，还干得得心应手、烂熟于心的。
我要欣慰地告诉你，你家的刀山火海已经上到顶落到底了，斯芬也熬过来了，已经过上了你和她曾经憧憬过的日子。住进五柳新村后，斯芬一直在城里的餐馆打工，每个月有三四千块钱进账，她手紧，守得住财，账上应该有些养老钱了。你的两个孩子也已长大成人，我们每次到你家，都是宇旸在厨房里操刀执铲，肖筱则穿梭着端茶递水，斯芬的任务是陪我们东扯西拉、日白聊天。我们的笑声，在门外就能听得见，只是我不知道，你在天上听见没有。你如果听见了，我想你也会笑。
肖筱出嫁后，已经有了个男孩，名叫董浩博，已是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跟小玲的女儿在同一所学校。肖筱较多地承接了你的基因，是个活泼、乖巧、幽默的孩子，还时常妙语连珠，是家族里最能说的人，她在哪里，哪里就有笑声，那个地方就会热火朝天。连你嫂子都说：肖筱是个开心果。她现在在枝江一家服装店里帮人买服装，时常在微信里发一些穿着各式各样时尚服装的照片。从照片上看，那就是一个妙龄少女，哪像一个中学生的母亲？我想我说到这里，你一定在开心地笑。
董浩博是个听话的宝贝，聪明、机灵、接受能力强，学习成绩也不错，只是很少听见他说话——男人还是少说话的好。按照一代人管一代人的古训，你就不要操心了，还是让他父母去操心吧。
你的儿子宇旸，跟他妈一样，也是个能干人。他没上学后，便到王牌宴餐馆当厨师。我给你说啊，那可是枝江最大也最有名的餐馆，连锁店就有几家，每顿饭都要开几十上百桌。在王牌宴干过几年后，他有野心了，去了武汉——武汉你知道的，那可是个大城市啊——他们几个人合伙在武汉开了几家餐馆，干得都有些风声水起的意思了。炒菜出生的他，现在已经不进厨房了，而是专门当老板，搞餐饮业管理，已是我们家族最能干的男子汉，你应该为他感到自豪。我知道，你又在笑了。
给你说说宇旸做的菜吧。今年正月初三，肖筱和宇旸来给我和远梅拜过年后，本来准备第二天去给你和斯芬拜年的，可在远凤家睡过午觉，我发现自己感冒了，为不传染大家便回了远安。感冒好些后，正月十三，我约了远凤、远梅，跟你嫂子一起，才去给你们拜年。就是这次拜年，我吃到了从未吃过的美味，也享受到了少有的快乐。但我不敢保证，这里面没有“人亲水也甜”的成份。
宇旸做的满桌子的菜，没有哪个不好吃的。就说风干排骨炖萝卜和风干鱼吧，本是两道普通的菜，可宇旸做出来的萝卜汃（pā）而脆，我还从没吃过如此爽口的萝卜。那个排骨炖萝卜的汤，也是特别的鲜美，我一口气连喝了三碗。你嫂子做菜也是挺不错的，她向宇旸取经后回来做给我吃，始终感觉差那么点儿火候。风干鱼是我的最爱。我们常常是煎着吃，而宇旸是抽尽鱼里的刺，撕成鱼丝做给我们吃的，这就让我大开眼界、大饱口福了。宇旸真不愧为大师，大城市的天下他没白打。
这是好吃，还有好笑。我们说哪道菜好吃，肖筱就会舞动着双手说：这是我安排他做的。我们说那道菜很有特色，肖筱又会捏着宇旸的耳朵说：这是我教他做的。肖筱的那个表情、语气和动作，逗得我们开心不已。那次去你家，本来是准备吃过午饭就去远凤家的，因为贪恋美味又舍不得快乐，我们是在你家吃过晚饭，第二天早晨离开的。只可惜，当时你不在，如果你在，我们一定会更开心。
再给你说说我们母亲吧。
你去世后，母亲先跟远凤过了几个月，我就把她接到了远安。我给她租了间房子，又给她添置了日常生活用品，她便一个人住，虽然有些孤单，却也清静自在。我隔几天会去看她，陪她说说话，每个月都给她零花钱。远安的城南商城你应该知道。我给她租的房子就在商城档头，下楼就是解放路和南门桥。远梅当时就在商城开影碟店，她照顾和陪伴母亲比我多。商城离河边公园不远，母亲经常去公园打上大人，藉以打发时日。母亲接受能力比较强，没来几天就把远安的上大人学会了。
母亲来远安只呆了将近两年就去世了，是因为心力衰竭去世的，去世时才73岁零5个月。母亲来远安后，变得有些任性和顽皮，打牌的瘾也越来越大。去世前一段时间，她的心功能越来越弱，有时还要到医院急救。我和远梅都不能专门看护她，心功能有所恢复后，便把她交给护士。可我们和护士一走，她又溜到公园打牌去了，连针也不打，直到再打急救电话，再一次到医院急救……
我想特别要给你说的是，母亲的后事我办得非常简单，远没有你给父亲办的葬礼正式和隆重。母亲去世时，远凤也在远安，那段时间，她一直陪着母亲。母亲是先火葬再土葬的，远安县城是火葬区，我又是公职人员，不火化不行。母亲去世后，我便请人在山上准备墓穴，并把棺木放到墓穴里，待我们把骨灰盒送到，再把骨灰盒放进棺木里，然后圆个坟，烧些纸钱磕些头，也就算安葬了。
安葬母亲，我没有设灵堂，没有请客，也没有打丧鼓。山上的事情处理完毕后，是不是请人吃了饭，在哪里吃的，我已不记得了。可能是头天夜里没休息好，我抱着骨灰盒刚下车，才走到方为平屋旁边的沟渠上，就感觉头晕，浑身发抖，还冒虚汗，都有些站不稳的感觉。我强撑着把丧事办完，到村卫生室看医生时，测量血压180……我的高血压就是那时患上的，那时我还不到47岁。
母亲的后事办得如此简单，我是应该给你和所有亲戚朋友作检讨的。父亲去世时，你我就有约定，无论你在与不在，母亲的后事都应该由我操办，而我却办得如此寒酸，做得如此唐突，甚至还有些大不敬，是非常对不起母亲，也对不起你和亲戚朋友们的。母亲去世后，二舅曾专门给我打电话，问母亲是得的什么病，是什么时间去世的。启明哥也曾当面问过这些，并有责怪之意，二舅拦他，他才没把责怪的话说不口。我不怪二舅，也不怪启明哥，是我确实做得不好，甚至有些没道理。
说完母亲，再给你说说你姐远凤。
远凤已经不在青河乡下住了，搬到了姚家港的三宁新村，住进了以前小玲和小黄住的地方。那是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条件还不错。她不种地了，无须栽秧割谷，也没有柑桔园要忙了，连鸡都没养，只种了两间房子那么大的一块菜园。她已退休多年，靠养老金和小玲小黄的孝敬过日子，多数时间在家看电视，有时也到茶馆打打花牌，过得清闲、自在、健康。我和你嫂子还有远梅，经常跑她家里玩，她烧的菜还是那么好吃，也还像以前一样谦和、随性、无争，还特别顾及兄弟姐妹之情。
远凤特别喜欢唱歌，而且喝得还不错，我以前没发现，不知你是不是晓得。她经常在抖音上唱，因为唱得好，已有不少粉丝，还有人愿意专门为她写歌、编曲，并为她做录制、音效和宣传推广，是她没同意，对方才放弃，她担心那些人是以谋利为目的的。有一年来远安过年，我们在国酒吃过团年饭，晚上到歌厅唱歌，听我唱过歌后，她还专门指导我说：哥，唱歌不是靠吼的，要讲技巧。
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远凤的小名叫“xì”（戏），其实应该叫“suì”（岁），遂心的“遂”。父母先有了我，再有了远凤，儿女双全，遂了父母的心，所以取名“遂”。你或许知道，我们那一带把“遂”念作“xì”。某家生了几个女儿，终于生了个儿子，有人便会说：这次“xì”您的心哒，其实应该是“遂心”。在弄懂这些前，我一直对父母给远凤起名“戏”，很是不理解。因为这个字的误读，我多次听明哲大叔，也就是方为保的父亲，对你姐说：你叫戏，怎么不演个戏给我看？他还经常叫远凤“细颈项（kàng亢）。因此我想给明哲大叔说：远凤会不会演戏我不知道，却是会唱戏的。
远凤给小玲找的老公叫黄会勇，他们都在三宁化工上班，小黄是机修工，小玲是看线工，也就是坐在那里看仪器仪表，小玲还负责为车间出黑板报。他们都是实诚内敛话不多还孝顺的孩子。她们有个女儿叫黄思晨（音），读初三，是个喜欢看手机还个头特别高的丫头。小玲和小黄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已经过上了很不错的日子，姚家港、董市和县城都有他们的房子，县城的房子还特别大，面积两百多，宽大的阳台就有几个。他们去年下半年搬进去，搬进去后，我和你嫂子，还有远凤和远梅，在他们家玩了几天。在他们家玩时，小黄还专门轮休在家买菜做饭，小玲是个享福的孩子。
再说你妹远梅吧。
远梅后来跟一个叫吴展文的，重新组建了一个家，只是没过几年老吴就去世了。远梅现在住在远安外校对面，房子有六七间，不仅够她住，还出租。前几年，远梅在石头店的楚林陶瓷公司五金仓库上班，这家公司是隔壁青河大队的闫友平在远安办的，闫还曾是枝江助力水泥公司的老板。远梅也已退休，天天在家里养花种菜，有时也打打牌，算是老有所养、清闲自在吧。她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拍抖音，还是那种比较专业的。我不刷抖音，你嫂子经常给我说，又看到了远梅拍的什么什么。
远梅的儿子胡星，后来改名胡枭，是个胖乎乎还白白净净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已在湖南辗转了几家企业，一直做技术性工作，还忙得很，去年过年都没回来。胡枭是个尽管话不算少却也有些内敛的孩子，但心地良善，对远梅很孝顺，经常给她打电话，还尽心尽力关照着他的父亲胡继尧。吴展文去世时，他奉若亲父，专门从湖南赶回来，为他披麻戴孝，受到了吴展文女儿女婿以及亲友们的交口称赞。
只剩我们家没说了。
我2011年去了花林建材集团，县里派去的，以党建指导员身份。花林集团是我们县比较大的民营企业，老板是青河大队的闫友平。我在那工作了13年零8个月，去年才没去了，先后任过党群办主任、工会主席、党委副书记。我加入了省作家协会，已写文章300多篇将近百万字，出版了散文集《意味人生》，还有两本书正在编纂。退休后主要是看书和写文章，偶尔出去旅游，去年跟你嫂子去了青海湖和敦煌。身体也还可以，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尿酸也有些高，服药后都趋于正常。
你嫂子也已退休，但身体还不错。你也知道，嫂子是个勤劳而顾家的人，退休后主要是做家务、种菜，偶尔也打打牌和乒乓球。她从酱园厂下岗在家带了几年乘洋，乘洋上幼儿园后，在枝江老乡关照下，到县中医院工作了几年，在药房里熬了几个月药，又当了几年导医，现在靠养老金生活。
小月高中毕业后，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学法学专业。毕业后又考了省里的选调生，先分配到枝江法院工作，后来调到了宜昌市法院，现在是法院中层干部，做审判管理方面工作。她2010年成家，女婿是枝江马家店人，曾在宜昌交运集团工作，因感染新冠又继发急性白血病，于2023年初去世。他们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孩，叫王珺琢，已上初一；小的是男孩，叫王凌岳，今年下半年上学。
你去世时乘洋才两岁多，现在已经二十五，是个身高一米八几，体重九十公斤的大块头。他高中毕业后，就读于武汉理工大学车辆工程专业，现在在浙江春风动力武汉分公司做市场端设计与推广工作。读高中时一直当班长，业余爱好是做活动主持人和打篮球，读大学时也是学校国旗班成员。
最后简要说说我们的长辈和老表们。
父亲这边的长辈都已离世。你在世时彭姑爹就不在了。你去世后，幺姑、李姑爹和三姑也相继去世。三姑去世最晚，也已好些年了。家海哥和金秀姐身体还不错，不是在外面做零工，就是在田里忙，是一对闲不住的人。他们的两个女儿和女婿都在宜昌做生意，我已多年没见。李英和张武在雅畈做生意多年，主要是食品制作与销售，我初到花林集团时，还给他们介绍过一单几万块钱的月饼生意。家喜主要是搞贩运，闫友平开办的楚林陶瓷、九林陶瓷和楚园春酒业的废旧品，基本上都是他负责收储与贩运。他还做农产品贩运，柑桔采摘时节是他最忙的时候。家喜和方琴的儿子奎娃子已长大成人，早已娶了媳妇，几年前就生了小孩。家海哥和家喜的小日子都过得不错，早已是小康生活了。每年的清明节，我都去他们家，与他们在一起时，那种其乐融融的感觉特别好。
我想专门给你说说幺姑和彭姑爹。不知是1997年还1998年，那时你还在，我和父亲、李姑爹还有你嫂子，去过一次神农架。当时姑爹已去世，幺姑瘫痪在床，是坐在床上跟我们说的话。我们见到了彭政和彭权，没见到彭纲，还去给姑爹上了坟。幺姑去世后，不知是彭政打的电话，还是他幺爹转过来的口信，我们家和家海哥家都没去人，自那以后便与他们失去了联系。去年我给家海哥说，让他到荣河大队打听打听，看能不能弄到彭政的电话。今年清明节前，家海哥给我说，他找到了彭政幺爹，但他幺爹不愿意给我们联系方式。家海哥猜测，可能是彭政的意思，也可能是他幺爹的小九九，担心我们跟彭政亲密了，彭政会疏远了他们。我让家海哥再去找一次，给就给，不给就算了，尽人事，听天命，心尽到了就行。我们有错在先，没理由责怪人家。远玉，你说呢？
我和远凤远梅，每年都会去给三姑和李姑爹插青，家海哥和金秀姐，家喜和方琴，每年也都来给你和父母插青，这个你是知道的。只是苦了幺姑，她去世后，她娘家的人，还从没给她插过青。
母亲娘家的十个长辈，现在只剩下幺舅妈了，她的腰依然是九十度地弯着。江陵的大舅和大舅妈，宜都的姨妈和姨爹，还有三舅和二舅妈，你在世时他们就去世了，这你知道。幺舅去世也有几年了，去世前我和远凤专门去宜都他家里看望过他，去世后我和远凤远梅也去奔了丧。二舅是2023年初因新冠疫情去世的，享年94岁，是个很有福报的人。二舅去世前，我和远凤远梅几乎每年都去看他，除最后一次看他外，他一直耳聪目明，还能喝点儿小酒，与我们打打花牌。二舅的葬礼，我和远凤、远梅、小玲小黄、肖筱，还有远梅的朋友李绪东都去了。三舅妈是今年初在宜昌去世的，去世后她的儿女没跟我们给信，我是后来听远梅说的，远梅说是她女儿魏燕妮事后告诉她的。
母亲娘家的老表共有19人，大舅是四儿四女，姨妈是一个女儿，二舅是一个儿子，三舅是四儿两女，幺舅是两儿一女。这些老表已有三人去世，他们是大舅的大儿子魏启鹏和大女儿魏启英，幺舅的小儿子魏启斌。魏启斌接幺舅的班在轮船公司上班，是在一次轮船水下事故中去世时，去世时才四十来岁。在二舅的葬礼上，我还见到了大舅的三儿子魏启全，姨妈的女儿万德芬，三舅的大儿子启林哥，幺舅的长子汤为国。或许也见过三舅的其他儿女，只是我没认出来。二舅去世前，我和远凤远梅与启明哥来往比较频繁，每次去看二舅，都吃他做的饭。还在他家多次见过三舅的大女儿启珍姐，我们还带着礼物去过她家，只是没在她家吃饭。二舅去世后，启明哥一直在宜昌带孙子。
前年清明节前，启明哥和汤为国来为父母和你插过青后，我和远凤远梅也去给外公外婆和二舅、二舅妈、三舅插了青，也是在启明哥家吃的饭，还见到了启珍姐。去年我们又去给他们插了青，当时启明哥在宜昌，远凤说看见启珍姐在堰里洗衣服，远凤叫她，她只望了一眼，却没应答，因此我们没有弄到饭吃，是回到雅畈街上吃的饭。去年我们还到宜都给幺舅和魏启斌插了青，并在汤为国家吃了饭，还见到了幺舅妈。因为启明哥和汤为国都在宜昌，我们今年就没去给舅舅舅妈们插青。
因为怀念儿时玩耍过的地方，前年春节前，我和远凤远梅，去了外公外婆家的老屋旧址。地处长江边的那个地方，已是草深林密、一片荒芜、面目全非，菜园转角处的那棵皂荚树也没有了，当年的形迹已是荡然无存。我们还到儿时玩耍过、疯闹过的江边看了看，江滩依旧，那个航标灯重建了，比过去的规模大了许多，江里还多了一座白洋长江大桥。是启明哥带的路，也是在他家吃的饭。
暂且就说这些，以后有了新情况，再给你说。
我们都过得很好，希望你在那边也是好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