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 年

看见老婆买这买那，忙进忙出，又是灌香肠，又是做鸡蛋糕的，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农村忙年。

农村忙年是从敬慰先祖开始的。要过年了，得把先祖坟墓拾掇整齐、打扫干净，让他们也能过个圆满而爽净的年。拾掇墓地是家中男主的事，他通常会带上家中长子，于阳气正盛时抵达墓地。要做的事情，主要是清除坟头及周边的树柯杂草，清扫空地，疏通排水沟等。坟墓有开裂或塌陷的，还要进行修补或给坟头添土，使之变得庄重、规整、爽净，有个好的看相。清扫、修补和添土前，要先敬香、烧纸，并跪地磕头，讲究的人家，还要燃放鞭炮，以示对先祖的尊重与敬慰。

这些规制和礼节，我是在父母和弟弟亡故后才知道的，此前没见过，更没经历过。因为历史原因，父亲不曾告诉我爷爷和婆婆的安葬之所，因此我家忙年是越过敬慰先祖环节，从修阳沟开始的。

阳沟即屋檐沟，是房屋四周承接屋檐水的沟。我还小时是父亲一个人修，后来是我跟父亲一起修，再后来便是我一个人修了。修阳沟是把阳沟里淤积了一年的碎土、泥渣、树叶、竹叶等清理干净，以利排水。修过的阳沟，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裸露出来的新土，让人感觉爽心悦目、焕然一新，也就为新年的到来营造出些许氛围来，修阳沟的渣土还可以培肥竹园或菜地，也算一举多得。

清理墓地与修阳沟，在时间上是有讲究的，不能随心所欲。“大寒三日进滥水。”只有进了“滥水”，才能在坟地和家宅周围动土。作为二十四节气的大寒，多在每年的腊月，有时在月初，有时在月末，也有在翌年正月的。如果在二十五以后甚至翌年正月的，当年是不能清理墓地和修阳沟的，只能延至翌年的正月上旬或中旬初，倘若错过了这个时节，就只能在下一个大寒节后再择机行事。

忙完了山上的事和屋外面的事，就得忙屋里面的事了。

屋里面要忙的第一件事是“打堂尘”，也就是给屋里屋外、房梁房墙、柜底墙角做一次“大扫除”。把每张床的蚊帐门都关起来，把米缸、水缸、淹菜缸和锅碗瓢盆都盖起来，把杂件小品都用床单蒙起来，再穿上蓑衣，戴起斗笠，攀上梯子，就可以用竹扫帚清理每间屋子的蛛网和房梁、墙面的积尘了，这是一年上头都不曾清理过的。扫完房梁和房墙，再把蚊帐顶部清理干净，把落满蛛网和灰尘的柜子、桌子、椅子抹一遍，把犄角旮旯和房屋四周的阶沿扫一遍，“打堂尘”也便大功告成。

上梯子“打堂尘”，都是父亲亲自动手，他不让我沾梯子的边儿，怕我毛手毛脚从梯子上掉下来，而抹桌子、扫地，父亲是不屑于干的，都是我和弟弟妹妹干。我扫地时，父亲已经拿起竹扫帚去打扫场院了。

打过“堂尘”便是打豆腐。黄豆早几天就泡在缸里了，现在已经泡得有如豌豆般大小。父亲把石磨清洗一遍，再把大盆放到磨底下，磨黄豆也便开始了。喂磨是母亲和大妹的事儿，推磨是力气活儿，由父亲和我轮流着来。磨完黄豆便是滤豆浆。十字形的滤浆架吊在堂屋的搁木上，滤浆布的四角拴在滤浆架上，父亲让我握紧滤浆架，他便把磨过的豆浆与豆渣往滤浆布里舀。父亲一瓢瓢地勺，滤浆布里的豆浆便“哗啦啦”地往大盆里流，那个颜色、流速与声音，竟是那样的美妙和悦耳。

滤完豆浆便是煮豆浆。我家黄豆不多，只够打一个豆腐，一个豆腐的浆得用两口锅来煮。豆浆煮熟后，浆面上会生出一层膜，父亲叫它浆皮。浆皮糯糯的、黏黏的、软软的，可以用筷子去挑，挑起来便是长长的一串，转动筷子便会缠在筷子上。父亲先尝一口，咂摸咂摸嘴，会再挑一筷子，让我和母亲也尝尝，看是不是熟透了。那浆皮，有黄豆的腥甜，锅巴的清香，豆筋的口感，让人为之迷恋。见我爱吃，父亲捞起两个锅里的所有浆皮，母亲取来几双筷子，让弟弟妹妹与我一起品尝。

冲豆腐的大瓦缸就放在灶旁边，缸里已经放好用生水冲调过的石膏粉，缸沿上还围了一圈用开水煮过的毛巾。父亲让我用擀面仗不停地搅动石膏水，他便去舀锅里的豆浆。他一瓢一瓢地舀，我一圈一圈地搅，搅着搅着，豆浆就开始结块变成了豆花。舀完豆浆，父亲会把锅盖立即盖到缸沿上，并用重物压住锅盖。揭开锅盖时，星星点点的豆花，就奇迹般地变成了满缸的豆腐。那豆腐又白又嫩，在清清亮亮的淡黄色卤水的浸润中，微微颤动着，仿佛晶莹的白玉，透着纯净、温润的光。

母亲拿出全家人的饭碗，在锅台上摆成长长的一溜，再给每个碗都舀满豆腐，又朝豆腐上撒一汤匙红沙糖。沙糖在豆腐上浸润着、涌流着，流出一条条曼妙的纹，美如凝脂的豆腐，就变成了让人垂涎的美味。母亲喊一声“喝豆腐脑”，我们会应声而至，捧起滚烫的碗，就山呼海啸般地喝将起来。碗已喝空，却意犹未尽，再看大瓦缸，豆腐脑已被舀进簸箕和筛子，父亲正在往筲箕上盖包袱皮。弟弟有些恋恋不舍，父亲便说：“你把我那碗喝了。”弟弟看看那碗豆腐脑，却径直走出了厨屋。

几天以后，簸箕和筛子里的豆腐不再出水，父亲便会掀开包袱皮，把豆腐切成块，再一块块地放进装满清水的大瓦缸里。当天晚上，母亲会烧半锅的豆腐，给每人盛一碗，让我们一次吃个够。

对于打豆腐，好多人家会泡黄豆、磨浆、滤渣，也能掌握好煮浆的火候，却不会掌控石膏粉的添加量。石膏粉下得太轻，豆浆里的蛋白质不能凝结，水滤不出，豆浆便只能成为汤汤水水的豆花，而不能变成一块块的豆腐，这叫“豆腐没打成”。石膏粉下得太重，蛋白质过度凝结，会让打出来的豆腐粗糙、生涩、僵硬，甚至呈蜂窝状，豆腐不仅会变少，还会很难吃，这叫“把豆腐打跑了”。

各家各户都打豆腐的时候，父亲就变成了一个大忙人，不时会有人找上门来，让他去帮助打豆腐。到了别人家，问过黄豆多少斤，成色怎么样，再用手捻捻石膏粉，他抓起石膏粉便就往缸里撒，并不曾用秤称过，却总能恰到好处。平时都叫他“国福哥”，那段时间却改口叫他“豆腐师傅”。

“七里不炒，八里不闹，三十炒了逗强盗。”那时候过年，没什么好吃的，但苕筋馃是有的，花生有时候也是有的。炒苕筋馃和炒花生，是腊月二十七以前，必须要做的事。

苕筋馃是用红薯做成的，那时候红薯也不够吃，却是要留些来做的。秋日太阳好的时候，把红薯煮熟，待其半干紧缩，再把红薯切成条，那条切得细，也切得工整，用簸箕、箩筛、篾席子盛了，放到太阳底下晒，晒到折而不断嚼而不烂时，再用透气良好的布包袱包了，吊到房梁上或是挂到墙壁的高处贮藏。过一段时间，抑或连续阴雨之后，还要取下来看看，拿出去晒晒，以防受潮霉变。

花生多半是生产队分的，自家菜地种菜都不够吃，很少有人自家种。把生产队分的花生，经初步筛选并淘洗干净后，用簸箕、箩筛盛了，放到自家能够看见，却不易被别人看见，看见了也轻易拿不着的地方晒，这个地方多是屋顶上，有时也会是门前的树枝杈上。待花生嚼在嘴里“嘎嘣”脆，再剔除干瘪的颗粒，用蛇皮袋装了，放到不易发现或不易取食的地方贮藏，直至炒花生的这一天。

苕筋馃和花生，通常用砂炒，叫做炒过年货。砂，是前几年用过的，干净，粒大，棕黑色，面上有一层油，经年装在墙角的瓦罐里。炒年货前先炒砂。灶里起火后，把砂倒进锅里，初炒时声音有些沉闷。待砂炒热，冒过一阵烟后，砂的潮气退去，操动砂的时候，会发出“咯咯”的声响，那声音脆嘣嘣的，有些碜人，这时便可以把苕筋馃或是花生倒进锅里了。炒好的苕筋馃和花生，初起锅时，是软软的、糯糯的，待余热退尽，会变得香香的、脆脆的，让人吃了还想吃，完全停不下来。

炒完过年货，母亲会给我们兄妹，各捧一捧苕筋馃和花生。我和弟弟，会把这些过年货一口气吃完，直至把满地的花生壳翻过来捯过去，再也找不到一丁点儿可以入口的东西。两个妹妹，则会把过年货装进衣兜，偶尔吃一根或一粒，以至几天以后，苕筋馃和花生已经不再酥脆，她们还在吃。见我和弟弟眼馋，她们偶尔会掰半截苕筋馃或递一粒花生米，放到我们嘴里。在我们埋头吃苕筋馃和花生的时候，母亲已经把过年货藏起来了，直到腊月三十的晚上，才能有缘再次一饱口福。

凡事都有例外。有一年炒完苕筋馃，父亲搬来装花生的木箱，打开箱子看时，箱子空空如也，花生不翼而飞，只有四角尚有极少的花生，加起来不过三四捧而已。母亲傻了眼，父亲正要发作，母亲却说，算了算了，吃了就吃了，反正留到过年也是他们吃。父亲这才长叹一声，一言未发。装花生的木箱放在衣柜顶上，虽是有些高，却并未上锁。我也纳闷，箱子放到柜顶不久，家里没人时，我曾站在椅子上抓过几次，每次也就几粒，加起来不过一捧两捧而已，也不致过年没花生吃啊！

第二年生产队也分了花生，花生淘净晒干去杂后，依然装在那口木箱里，木箱依然放在柜顶上，也没上锁，我没敢再私自拿过一颗。炒花生时也是父亲搬来木箱，木箱里的花生却是一颗也没少。

数十年过去了，父母和弟弟都已亡故，我这个不知先祖葬于何地的人，每年进了“滥水”，都会去为他们清理墓地。我住进了小镇一栋四层小楼，下水道有物业打理，过年已无阳沟可修。“堂尘”是要打的，不只在腊月，是在每个想得起来的日子。豆腐经常吃，却不是自家打的。花生也没亲手炒过，全是从街上买的。苕筋馃已是好多年没吃了，香甜可口、五花八门的零嘴，却是每天都在吃。

随着时代的迁越，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好，好多过去在过年前必须做的事已无须再做，好多过去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到的东西，已是想吃就能买来吃。我们在创造着时代，时代也在重塑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