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 年

腊月三十早晨，我是在鞭炮声中醒来的。尽管只炸了那么一瞬，还是把我们炸醒了。父亲说，他是洗了一把脸，就在场院边放的鞭炮。他说，这叫“接年”，是把我们将要过的年，接回来。“大人盼种田，小儿盼过年。”盼望过年已经许久，但真正意识到是今天过年，却是受了鞭炮声的引领。

让意识到是今天过年的，还有场院边上的三个黑色锅圈儿。我一边扣衣服，一边打着呵欠往门外走，就看见扫得干干净净的场院边上，除了零碎的鞭炮渣，还有三个黑色锅圈儿。应该是母亲在做饭之前，特意画的三个圈儿。于是我想象，母亲从厨房搬来做饭的锅，倒扣在地上，又用切菜刀，在锅底上细枝密叶地刮呀刮呀，这才用锅底灰，刮出了三个锅圈儿。刮锅底灰的声音有些大，还有些刺耳，“哧啦哧啦”有如在缸沿上擦刀，我虽然睡在前屋，却没有听到。三个锅圈儿圆圆的、黑黑的，不重叠、却相连，浑圆、整齐、好看，既像天上的星阵，又像宣示过年的符号和仪式。

传说这三个圈儿，能祈福、禳灾、驱邪，保佑全家人，在未来一年里，安康、顺遂而吉祥。只是我长大成人后，就离开了家乡，很少回老家过年，便再也没有见到三个锅圈儿。再后来，锅越来越小，也不再烧柴草，锅底没有了柴草灰，也便不再如此祈福。这样的三个锅圈儿，也就几十年没有见过了，但它却一直烙印在我心上，还不时呈现在我梦里。年是年年在过，三个锅圈儿却是再也找不回来了。

吃过早饭，母亲便刷锅打灶开始做团年饭，这是一年里最为最为隆重的一顿饭，是要用半个时日来做的。鱼是昨晚就煎好的，搅碎的鱼肉和鱼汤，已在瓦缽里结成了鱼冻子。母亲在锅里煮米沥饭，父亲则搬来梯子，把猪头、猪肉、猪灌肠从墙上取下来，用热水好一阵洗刷后，才把满筲箕的肉放到厨房的案几上。沥过半熟的米饭后，母亲往锅里添上大半锅水，再把猪头、猪肉、猪灌肠放进锅里煮，直煮得乳白色的汤汁儿在锅里翻滚，猪头和肉块在汤里颠动。煮过一些时间后，母亲便用手去撕猪头上的肉，直到肉能从骨头上撕下来了，这猪头、猪肉、猪灌肠方才起锅。

猪头肉起锅后，母亲会撕一块塞进我嘴里，问：“好吃吧？”我狠劲儿地点头，瓮声瓮气说：“嗯，好吃，太好吃了！”在我老家，猪头肉通常是放冷了吃，其实热的也别有风味，只是有些腻。自从离开家乡后，那种风干的猪头肉，已是好多年没吃过了，就更不用说吃冷猪头肉了。

我走出厨房，父亲已在堂屋的饭桌上裁好了纸，准备写对联，我便去帮父亲牵纸。父亲每写一副对联，都要在农历上先数对联的字数，再把纸折成相应的格，又在格里折出个“米”字来，然后把字写在格子正中间。父亲写字是用手压着纸的，我则牵住纸的另一端，让纸在桌面上展平，以防墨汁流到空白处。父亲写完一张，我就将其摊平放到地上。我与父亲的配合是默契的，从父亲的表情上看，他对我的配合是满意的。

父亲读过私塾，写毛笔字有些功底。有时写着写着，就有人拿着纸找上门来，请他帮助写对联。帮人写完对联，那人会掏出一包烟来，毕恭毕敬地送给父亲。尽管那包烟才值几分钱，但父亲掏出一支衔到嘴里，会把余下的还给那人。那人如果不收，父亲会强行塞进他衣袋里。

请写对联的人走后，父亲把毛笔塞给我，让我也写两幅。我说我的毛笔字不行，丑死八怪的。他说没关系，认得是什么字就行。我便奓着胆子去写，可写出来的字，简直没法看。我执笔写时，父亲会按我所选对联的字数，帮我折“米”字格，还会帮我牵纸。父亲的神态与表情，比我给他牵纸更谦躬。

对联写完，贴对联的糊糊母亲也已打好，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卡准这个当口的。贴对联的方法，是父亲手把手教我的，现在他已撒手不管。父亲进了厨房，去帮母亲做饭，我便开始贴对联。先把旧对联撕掉，再把门框清理干净，这才往门框上刷糊糊。贴对联时，我将对联对折，以门框上沿为基准，先粘结中间部分，再轻抚对联向两端延伸。如此贴对联，能让对联不歪斜、少起皱，贴出来的对联熨帖、周正，仿佛用熨斗熨过。贴完两边再贴横批，一幅对联也就工工整整地呈现在眼前了。

我家要贴七幅对联，分别是大门、前卧室门、后卧室门、厨房门、猪栏屋门、烤火屋门和后门。我把我写的两幅对联，贴在了猪栏屋门和后门上，父亲见了说：“还蛮谦虚的。好好练习，争取明年能贴在大门上。”我嘴里答应着，心里想的却是：怎么可能呢？写毛笔字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

那时过年，每户人家都贴对联，却不是家家都贴年画，不知道是可贴可不贴，还是没钱买。那时买不到尉迟恭和秦叔宝、张飞和关羽等门神画，有的人家就在大门上各贴一幅“样板戏”剧照。我家什么画也没贴过，写完对联如果有多出来的纸，父亲会写两个稍大些的“福”字，端端正正地贴在大门上。写“福”的纸是裁成方形的，不是现在的棱形。“福”是正着贴的，也不是倒过来贴，那时没有“福到了”的说法。

贴好对联，父亲和母亲的团年饭也已做好，鸡、肉、鱼、蛋等好吃的，已经摆了满满一桌。我数了数，有十四碗之多，还全是荤菜。有炒肉、蒸肉、灌肠、石磙蛋、鱼冻子、红烧豆腐，也有风干的鸡、猪心、猪肝、猪大肠，还有从猪脑壳上切下来的猪耳朵、猪脸、猪拱嘴、猪舌头和核桃肉。尽管平时生活艰苦，难得吃一次肉，常年见不着鸡，团年饭却是丰盛的，仿佛是要把平时的损失补回来。

摆好菜和酒杯，父亲便从里屋捧出一截鞭炮来。到了场院边上，他把鞭炮的一端拎在手里，再掏出一支烟，把烟点燃，吸几口，才用烟去点鞭炮的另一端。在“劈啪”作响中，他会扭过来看我们，再向前走几步，才把即将燃尽的鞭炮扔向空中，仿佛是在摒弃一年的辛劳与失意。

那时没有时钟，更没有手表，时间是用太阳在天上的位置来度量的。没有太阳，便靠经验，凭感觉。尽管如此地没有准头，但各家各户放鞭炮的时间，却是相差无几的。只是，各家的鞭炮都不长，只能“辟里啪啦”那么一瞬间，但人们依然每年都“啪啦”几下，也没人感觉有什么不好。

放完鞭炮回到桌边，父亲便在饭桌上方的两角，各点一支蜡烛，又打开酒瓶，在上席和侧席的几个酒杯里各斟半杯酒。母亲则把几个只盛了半碗饭的碗端上桌来，也摆在上席和侧席上，并在饭碗上各横放一双筷子。做完这些，父亲和母亲会在饭桌下方跪下，又“咕噜咕噜”一番，便朝着饭桌磕头作揖。磕头作揖时，他们表情肃穆、情绪低落、眼里无光，眼角还似有泪……磕完头站身来，父亲会把杯里的酒洒到地上，母亲会把已经变凉的半碗饭端进厨房，然后端出全家人的饭来。

做完这些，父亲和母亲的情绪似已恢复正常，便大声招呼我们兄妹上桌吃饭。我们端起碗来呼呼啦啦大口朵颐时，母亲会给父亲斟一杯酒，说：“为了我们这个家，你又辛苦了一年，今天过年，一定要多喝两杯。”看着母亲给他倒酒，父亲脸上的笑会水波一样荡开。他端起酒杯，就听见“嗞”地一声，貌似喝了一大口，酒其实只浅了一点点。看着我们兄妹大口吃肉，大碗吃饭，父亲和母亲脸上的笑，会不约而同地荡开。

饭后我问母亲：“您盛的半碗饭，父亲斟的半杯酒，是给谁的？”母亲说：“当然是给你们的祖先啦！”我问：“是不是包括婆婆和爷爷？”母亲说：“当然包括啦！”我这才知道，他们不告诉我婆婆和爷爷的墓地，也不曾给婆婆和爷爷插过青、送过灯，但他们心里，其实是敬着婆婆和爷爷的。

我问母亲：“您和父亲跪在地上，嘴里‘唠叨’的是什么。母亲说：“是想对先人说的话和希望先人保佑的事。”我问：“您保佑的是什么？”母亲说：“保佑什么是不能说告诉别人的，告诉别人就不灵验了。”我说：“我不是别人哪？”母亲嗔怪地看我一眼：“在先人面前，你也是别人。”我又问：“您和父亲对先人说的话，是不是一样的？”母亲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当然是一样的啦！”“您和父亲商量过了？”母亲在我肩上擂一拳：“我和你父亲的心是相通的，不需要商量！”

鞭炮放了，头磕了，愿许了，团年饭也吃了，年也便是过了。接下来的事，便是烤火、吃过年货、洗澡、看别人家送灯、看母亲做鞋，然后便是守岁、宵夜、除伈、拜年。

“三十的火，十五的灯。”我家堂屋后面有个小房间，平时用来存猪草、剁猪草，过年前把猪草挪到猪栏屋里，用土砖临墙围个拦灰的圈子，把房梁上挂炊壶的铁钩放下来，再搬些平时挖的树蔸子，随手拣回来的弃木烂柴，这间房就成了烤火屋，又叫“火笼”。吃过团年饭，母亲打一壶水挂到钩子上，父亲拿个草把子做引火柴，尽管平时没有烤火的习惯，腊月三十的火还是燃起来了。

父亲在火笼边抽烟、发愣，母亲在煤油灯下做过年鞋，我们兄妹则在火笼边吃花生和苕筋馃，嘻嘻哈哈地说笑，蹦蹦跳跳地撒欢，出出进进地疯闹，没兴趣了便去看别人家怎么过年，还能尝尝别人家的花生、豌豆和苕筋馃，或到田埂上、堰堤上、屋后山上歇斯底里地跑，直跑得气喘咻咻、汗流浃背、筋疲力尽。回到烤火屋，母亲说：“炊壶的水开了，赶快洗澡，可以换上过年的衣服了。”我们便轮流着去洗澡。我和弟弟脱光了衣服就在烤火屋里洗，两个妹妹则端了水藏到睡屋里洗，父亲则拨旺了火，在那里一壶接一壶地烧水，母亲依然戴着老花镜，在一丝不苟地为我们做鞋子。

洗完了澡，换上了过年的衣服，因为怕把衣服弄脏，我们也就安静了，不再跑进跑出、打打闹闹。那时一年难得做一件衣服，过年才穿的衣服多半也不是新的，只是看上去还比较周正、体面而已。穿上了过年的衣服，又收拾得整整齐齐、清清爽爽，我们兄妹就变得体面了，有看相了，举止也变得斯文起来，不再随地乱坐、随处乱靠，吃饭、喝水、洗脸、净手，还生怕把衣服弄脏，一个个儿像变了一个人。这身衣服要一直穿到把年过完，是没有第二套衣服可以换的。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会因为有一套体面衣服，而感到幸福和快乐。

尽管是“十五的灯”，但吃完晚饭，母亲还是会说：“今天过年，把每间屋子都点上灯，让它们也过个年，讲究一回。”我们兄妹便分头去点灯。那时煤油紧张，一个月才一斤，有钱也买不到。我不知道别人家是什么情况，在我们家，除了做饭、吃饭、喂猪、做家务，整个晚上是只能点一盏灯的，还不准捻得太亮，点得太晚，卧室也便很少能看见灯的。进卧室睡觉，都是打着瞎摸上的床。

点完家里的灯，便到大门外面去看灯，那是点给亡故之人的灯。在我老家，腊月三十晚上，是必须给亡故之人送灯的。我站在场院边，先是看见路上有星星点点的灯在移动，然后便是看见漫山遍野都是灯。我知道，有一盏灯，就有一座坟墓，一个亡灵。这盏灯，是给亡者送去一份安慰，也为生者找到一种寄托。因为历史原因，我家不能给亡故之人送灯，父亲和母亲也便不看别人家送灯。我想，他们不看别人家送灯，是因为他们心里，本就有一盏早已点亮且更为明媚的灯。

看过别人家送灯，回到火笼边，我们便开始“守岁”。在我老家，腊月三十晚上，不能早睡，不能串门，全家人必须聚在一起守岁，直至放过除伈鞭炮。父亲依然在抽烟、发愣，母亲仍在做鞋子，我在看一本书，弟弟在拨弄火笼里的火，大妹呆呆地看着火，不知在想什么，小妹歪在椅子上，早已呵欠连连。为给我们提神，母亲一边做鞋子，一边给我们讲她自己的故事。

外公家是做水上搬运的，以船为家，母亲是在船上长大的。她便给我们讲长江、湘江、洞庭湖，讲长沙、湘潭、岳阳，讲外公如何撑船划船，外婆如何颠着小脚做饭，讲幺舅好玩水掉进湖里，又如何被救起来，讲她如何跟着外婆学做针线活儿，跟着读私塾的二舅学认字写字，讲她嫁给父亲后学栽秧割谷，如何省着花每一分钱，然后便讲金钟寺、歇钟坑、滚钟坡、系鱼嘴、武魁场的故事。

我和大妹、弟弟听得津津有味，父亲却在打瞌睡，这些故事他应该不是第一次听了。再看小妹，她在父亲怀里早已进入梦乡。母亲于是改弦更张，让我们猜谜语。她先说字谜：一直一钩儿，两个猴儿在打搝（小）；两个猴儿抬根杠，一个猴儿在杠上望（六）；拐了拐了，肠子出来了（张）。再打物谜：棒头大，棒头大，发起威来簸箕大（伞）；床面前一个坑，掉下去齐腰深（裤子）。

在我们争抢着报出谜底的喧嚣声中，父亲醒了，小妹也醒了。小妹拉着母亲的衣角问：“猴儿在哪里？”又问：“床面前怎么会有那么大个坑？”大家一阵哄笑，瞌睡也就被赶到了爪哇国。

母亲放下正在做的鞋子说：“我去包汤圆，给大家做宵夜。”我随母亲走进厨房，和好的汤圆面像一块银白的玉石卧在案几上，圆圆的，扁扁的，盛砂糖的碗就在面团旁边，原来母亲早已做好准备。母亲揪一块面在手里，把面块搓圆，压扁后包糖，再搓。我也跟着揪和搓，可母亲搓出来的汤圆是圆的，我搓出来的却是扁的，而且越搓越扁。母亲说：“少搓几下就是圆的了。”我一试，果然。

吃过汤圆，父亲说：“你们可以去睡了，我一会儿就去除伈。”小妹问：“除伈是干什么？”父亲说：“就是放鞭炮。”小妹说：“我要看放鞭炮。”弟弟突然“轰”一声，问：“你不怕。”小妹吓得一哆嗦，嘴里依然说：“不怕。”没过多长时间，听见有人放鞭炮，父亲便打开门，拎着鞭炮往场院里走，那是一条早晨和中午就已被各自揪去了一截的鞭炮。我们紧随父亲来到大门外，或许因为刚刚烤过火，我感觉特别冷，身子有些打哆嗦。

“啪啪啪……轰！”别人家的鞭炮声已经响成一片，还不时有冲天炮飞向天空。小妹早就捂住了耳朵，父亲站在场院边，却总也不见他点鞭炮。他大约是想，等别人都放完了自己再放，让孩子们能够独享自家鞭炮声的悦耳与美妙。小妹却站在门槛上大喊：“爹，你放啊！”父亲这才点燃了鞭炮。只几分钟，自家鞭炮就放完了，别家鞭炮却还在炸响，大家就都有些怅然若失——期待了一年的除伈鞭炮，竟然就倏忽即逝了。走进大门，我有些怨怪小妹，为什么不能让期待变得更长一些呢？

我们兄妹起身去睡觉，父亲也准备去睡，母亲却还在往火笼里添柴，她会不会又做一夜鞋子？父亲曾经埋怨母亲，不该通宵达旦做鞋子，会影响身体。母亲却说：“影响就影响吧，过年没有新鞋穿，像什么样子？”还说：“这都是平时没抓紧造成的。”我们心疼母亲，不忍见她彻夜做鞋，却又希望能跟往年一样，大年初一早晨起来，床前会有一又新鞋在等着。

小时候总是盼过年，盼自己尽快长大。可盼了一年的年，也就这样过了。虽有不舍，却也无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