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清晨,在镜前拿起剃须刀时,心里总会泛起一阵微澜。刀片凉飕飕地贴着皮肤,所过之处,青色褪去,露出底下略显松弛的皮肉。这例行公事,日复一日,竟已做了二十多年。而另一边,梳子从头顶轻轻滑过,总要多停留片刻,像是要数清又比昨日少了几根发丝。这一多一少之间,岁月便悄无声息地溜走了。
我关于胡须的最早记忆,是在小学六年级。那时班上的男孩子们,下巴都还光洁得像剥了壳的鸡蛋,唯独我的上唇与两腮,竟冒出了些茸茸的、却是倔强的青黑色。体育课后,汗水淌过那儿,会有些刺痒;更怕的是同学们那好奇而又带着揶揄的目光,他们像观察一株奇特的植物般打量我。那时我便学会了微微佝偻着背,试图将脸藏起来。这早到的成熟,于我,非但不是骄傲,反成了一种羞赧的负担。
真正的窘迫,发生在十三四岁的光景。有一回去新邵县的大姨家。扑了空,便在门外等着,拍打叫唤了许久,也无人应答。只得悻悻而归。谁知晚上大姨便来了电话,语气里满是疑惑与好笑,说:“邻居告诉我,下午有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来找我,在门口喊大姨,是你么?”我握着听筒,一时语塞,脸上热辣辣的,仿佛那未曾修剪的胡须,瞬间便偷走了我二十多年的光阴,将我扮成一个陌生的、沧桑的中年人。那晚,我对着镜子看了许久,第一次真切地感到,这脸上的须髯,竟是这样不由分说地、霸道地,为我的人生加速了。
到了高一报名,这胡须终于成了“问题”。招生的老师扶一扶眼镜,盯着我的脸,正色道:“这位同学,仪表不整,胡须太长,要刮干净了才好注册。”母亲在一旁,她是懂我的,晓得我心里那点对于“越刮越粗”的畏惧。她连忙笑着替我解围,说:“老师,您莫怪他,他这是学古人‘蓄发明志’呢,发过誓,不考上大学,是不肯剃的。”一句话,引得周围的人都笑了,这才解了围。我心里却是一半感激,一半涩然。这恼人的胡须,竟在母亲的机智里,蒙上了一层悲壮的颜色。后来,自然是刮了。也果然如我所惧,刮过一次,便如雨后春笋,愈发地猖狂起来,再也回不去了。
与胡须的“欣欣向荣”恰恰相反,我的头发,却走着一条背道而驰的路。
我年轻时,是从未为头发忧愁过的。家里父亲虽已是“地中海”的景致,但我总以为那是极遥远的事。少年时的我,顶着一头蓊蓊郁郁的密发,像盛夏的草木,有着使不完的劲儿。每次去理发,总要叮嘱师傅:“剪短些,再短些,平头最好,利落!”觉着那样才显出精神。翻看大学时的旧照,那斑斓的影像里,最惹眼的便是那一头浓密的黑发,被风吹得有些乱,衬着那张无忧无虑的、笑着的脸,仿佛整个青春的飞扬,都寄托在那一片青丝之上。
如今,人到中年,方知“草木摇落”的滋味。鬓角眼见着有了星霜之色,倒还不打紧,最是那头顶,日渐稀疏起来,已能隐约感到头皮的光亮。理发,成了一件需要勇气的事。从前是一月一两次,如今竟拖到一个季度才肯去一趟。坐在那张熟悉的椅子上,总要严格地、近乎固执地吩咐师傅:“只修修鬓角与后颈便好,头顶上的,一丝一缕,都请手下留情。”仿佛那剪刀下去,剪断的不是头发,而是我与那繁茂青春的最后一点联系。
这般情景,在家里却成了儿子眼中的趣事。他受我的影响,小小年纪,竟执意要蓄起长头发,问他缘故,他理直气壮地回答:“现在不多留点,以后像爸爸一样掉了,可就没了!”童言无忌,听得我先是愕然,继而与妻子一同大笑起来。笑过之后,心里却漾开一片淡淡的、无可奈何的涟漪。
前些日子,妻子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劝我:“既然这样在意,不如去买顶时兴的假发戴戴,立时便年轻了。”我摇了摇头。假发固然是好,但那终究是别人的头发,或是人造的繁荣,罩在头上,骗得过别人的眼睛,却骗不过自己的心。我对她说:“有,便珍惜着;真到了无的那一天,大大方方地剃个光头,倒也干净。世间万物,来去有时,强求不得的。”
这话是说给她听,也是说给自己听的。脸上的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头上的发,却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一场“刮”与“蓄”的拉锯,竟成了我半生最直观的注脚。造化便是这样弄人,你孜孜以求的,它悭吝不予;你避之不及的,它却慷慨相赠。
然而,静夜思之,却也释然。草木有荣枯,四时有更替,人生亦然。青春的繁盛固然令人怀念,但秋日的疏朗,也未尝不是一种清减的风致。重要的是,在“刮”与“蓄”之间,我渐渐学会了与这不完美的自己,与这不可抗的自然规律,坦然相处。这或许便是岁月能给予一个人的,最好的礼物了。
于是,每日清晨,我依旧会从容地拿起剃刀,刮去一夜滋长的须髯,也顺便刮去些昨日的疲沓;再用手轻轻理一理那日渐稀疏的头发,将它们安置得妥帖些。镜中人,虽已非少年容颜,眼神却温润,眉宇间,是时光雕刻后的平静。
这般老去,似乎,也还不坏。
首发于2025年11月22日“长沙晚报网”“橘洲”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