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如灯

读阿滢兄《杂家陈子善》时，书页间那个“高高瘦瘦，戴一眼镜，有魏晋学士风度”的身影，忽然与记忆深处1986年夏的影像重叠。

彼时华东师大函授学习的面授是在泰安二中的教室里进行，清晨的光影里，清瘦的陈子善先生走向讲台，而我尚不知晓，这位温和的授业者，会成为此后半生回望时始终明亮的灯塔。

现代文学面授课安排在阶梯教室里，我提前半小时到场，选了第一排居中的位置。七点刚过，一个瘦高的身影推门而入，白衬衫下摆随意掖在西裤里，腋下夹着蓝布封皮的备课本，手里还摞着几本泛黄的线装书。他把书放在讲台上时，我注意到他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干净整齐——后来才从阿滢文中读到，这双手既能在故纸堆里翻检佚文，也能为猫咪梳理毛发。

“同学，能否帮个忙？”他走下讲台，转过身走向我时，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我慌忙站起，才发现他比想象中更高，需微微仰头才能看清他镜片后的眼睛。他递来一张稿纸，上面是密密麻麻的钢笔字，“这些名词，麻烦抄到黑板上。”

那张纸上的字迹与后来他给我的信如出一辙，洒脱中带着严谨，捺画收笔时总微微上扬，像极了他说话时温和却坚定的语气。我握着粉笔站在黑板前，才发现内容远比预想的丰富：从“鸳鸯蝴蝶派”到“左联五烈士”，从《沉沦》的发表年份到《子夜》的修订版本，甚至还有几行郁达夫在东京留学时的笔名。写到“创造社”三个字时，粉笔突然断了，先生从讲台下递来一支新的，轻声说：“郁达夫当年办刊物，也总断稿呢。”

那天的板书整整写了一黑板。当我擦着汗走下台，他端详着黑板，忽然拍手笑道：“这板书写得好，明天还请你帮忙。”后来才知道，这偶然的“重用”竟持续到了面授结束。

陈先生的课总在笑声中展开。讲周作人时，会说“知堂老人喝苦茶的样子，像极了我家那只不爱动的老猫”；论及徐志摩，便模仿当年新月派诗人西装革履的派头，引得后排传来会心的笑。这种将文学史讲成生活史的智慧，恰如阿滢所言，是他“把文学与人性结合起来”的魔力。

两年后，函授学习即将结束，在毕业论文选题时，我选的课题是《浅谈郁达夫小说的艺术风格》，而我的指导老师正是陈子善先生。

论文初稿完成后，我忐忑地寄往上海。两周后收到回信，信里没有客套，直接用红笔圈出“艺术风格”的定义偏差，旁注“可参考《现代小说技巧史》P47”，末尾却又写道：“你对《迟桂花》的解读很有新意，像这样结合自身经历去读，才是读书的真谛。”

这样的信前后收到三封。最后一封写于1989年4月，他在信中说：“定稿已阅，可提交。”

从课题选题，到论文修改以及最后定稿，陈先生给予我很大的帮助与指导，迄今，我仍然珍藏着先生给我的这三封信。

毕业后的三十多年里，我时常在报刊上读到先生的消息。知道他发掘了张爱玲的《不幸的她》，将这位作家的创作起点提前了四年；知道他编选《猫啊，猫》时，特意收入了丰子恺的《白象》；也知道他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为一本郑振铎相关的旧书"跪在地上扫瞄书脊"。这些碎片式的信息，让记忆中的身影逐渐丰满，却总隔着一层时光的薄雾。

直到去年读到阿滢兄的《杂家陈子善》，那层雾才豁然散去。阿滢兄写先生在布衣书局为一本书“跑回楼上理论”，说要定“书勾引罪”，让我想起他讲课时模仿徐志摩的神态；写他为《董桥文录》题跋时“至今以为文学爱好者不可不读董桥”，让我记起他在信中推荐书籍时的恳切；而那句“对没有兴趣的书，不要去强求”，与当年他鼓励我“结合自身经历去读”的教诲，简直如出一辙。

最触动我的，是阿滢描述他“穿粉红衬衣去听小提琴”的段落。这让我想起面授最后一课，他讲完课后忽然说：“其实郁达夫也写过诗，你们知道吗？”然后竟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吟诵起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阳光穿过窗户照在他清瘦的身上，那一刻，学者的严谨与文人的浪漫在他身上完美融合。

有些缘分，看似中断于岁月洪流，实则早已化作生命的底色。就像陈子善先生在《发现的愉悦》里写的：“文学的传承，从来不是课堂上的照本宣科，而是灵魂与灵魂的相遇。”三十载光阴流转，先生当年在黑板上写下的文学史，早已刻进我的生命史，而他教会我的，远不止那些名词解释，更是如何带着温度去读书、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