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台子顶

福鼎山西面的半山腰，有片不算陡的坡地，村里人都叫它“台子顶”。站在这儿往下瞅，能看见一大片林地，密密麻麻立着几百座坟，埋着村里世世代代的先人，就那么静静守着山，守着日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子顶可不是现在这样。几十亩地种着几千棵苹果树，枝枝叶叶缠在一块儿，绿得像片海。这都是村里的宝贝，结的小国光苹果又小又红，酸里带甜，不光在省里有名，还能卖到苏联去。据说，家乡的小国光苹果，还上过中南海的国宴，提起这个，村里谁的腰杆都挺得倍直。

守着这么金贵的果园，得有人日夜盯着。村里用石头在台子顶砌了间小屋，里头盘个土炕，垒个锅台，再摆张小桌和几个木墩子，就满得转不开身了。我爷爷那会儿六十多了，接了这活儿，成了果园唯一的看门人，一守就是好些年。

台子顶离村有三四里地，没电灯没自来水。天一黑，黑得跟泼了墨似的，爷爷就点盏煤油灯，昏黄的光在屋里晃悠，倒也暖烘烘的。吃水得往山沟里挑，一桶水晃晃悠悠上来，洒一半留一半，每滴都金贵。

日子静得能听见风刮树叶的声，爷爷托人从潍坊捎来台收音机。打那以后，台子顶上就常飘着声儿——爷爷最爱听评书，刘兰芳的《杨家将》更是天天不落。歇着的时候，他要么坐在炕沿，要么靠在屋门口，听着收音机里的刀光剑影，嘴角总带着笑，像是自己也钻进了那热闹场面里。

爷爷总扛着杆红缨枪，上坡下坡拄着，稳当；夜里巡园带着，壮胆。他年轻时候练过武，梢子棍耍得最好，虽说年纪大了，脸上刻满了褶子，但走起来腰杆直挺挺的，还有股子利落劲儿。

一个人住在山上，夜里还得在林子里转悠，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有回我放假，吃完晚饭跟着爷爷去台子顶。那晚月亮亮得很，把地照得白花花的。走到后坡那片废弃的饲养院附近，爷爷突然停了，眼睛直勾勾盯着院墙边的树。过了会儿，他轻轻碰我一下，朝树那儿努努嘴。我眼近视，眯着眼瞅半天，就看见一团黑糊糊的影子。爷爷压着嗓子说：“那是只马虎（狼）。” 有爷爷在身边，我竟不咋怕，就一个劲儿想看清那狼长啥样。

看果园的活儿，冬春俩季轻快些，盯着别让人砍树就行。到了夏秋，苹果长起来、熟了，就得绷紧弦。白天防着调皮孩子钻进去瞎折腾，夜里更得勤着巡。尤其秋天，苹果红透了，爷爷一晚上得起好几回，打着手电筒在果园里转，光柱在树影里晃来晃去，生怕有个闪失。

村里让爷爷守果园，是真信得过他。他在村里威望高，谁家有事儿都爱找他合计，为人直爽，见谁都热乎。这上百家的果树，在他眼里跟自家孩子似的，春天开花，夏天长个儿，秋天结果，他都陪着，哪棵树爱生虫，哪棵树结的果最甜，他门儿清。

春天村里人忙着春耕，台子顶也热闹起来。干活累了的人，都爱往爷爷那小屋钻，找个木墩子坐下，喝口他泡的砖茶。茶是最普通的砖茶，可累的时候喝着，比啥都解渴。大家伙儿围着听收音机里的评书，扯扯家常，一身的乏劲儿就散了。

苹果花开的时候，漫山都是粉嘟嘟的，像天边落下来的云彩，香得能引来半山坡的蜜蜂，嗡嗡的跟唱歌似的。家家户户都来给花授粉，爷爷也在花丛里钻，脸上笑成朵花，盼着这花能结出满枝的果。

夏天蝉鸣得欢，爷爷巡园时，顺手就把树枝上的蝉蜕捡起来。这东西能卖钱，一个夏天能攒一大筐，让人捎到公社供销社，能换好几块。每次拿到钱，他都赶紧塞给我：“给咱孙子买铅笔本子，好好念书。” 天擦黑的时候，他就坐在果树底下歇着，收音机里的评书声飘得老远，他眯着眼瞅着枝头的青苹果，一天比一天大，嘴角就没下来过。

秋天最忙，红通通的苹果挂满枝，像挂了满树小灯笼，把山坡都照亮了。村里老老少少都来摘苹果，分拣的、装车的，忙得脚不沾地。台子顶下的大路上，停着好几辆拉苹果的大车，装得满满当当，要运往四面八方。爷爷这时候最舒坦，坐在小屋前，端着茶杯，看着满园子的热闹，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像是自己种的树，自己收的果。

冬天一到，雪下得厚厚的，把台子顶盖得严严实实，有时候好几天见不着个人影。雪封地两三天，正是逮野兔的好时候。爷爷有经验，瞅准野兔常走的道，头天晚上下好扣子，第二天一早去看，十有八九能逮着。逮着了野兔，小屋就热闹了，他那几个老伙计会爬坡上来，凑在一块儿炖肉吃。几个人围着炕桌，就着肉喝酒，说东说西，笑声能传到半山坡，那大概就是爷爷最乐呵的日子了。

可没几年，苹果园说没就没了。不知道因为啥，苹果树全被砍了，改成了庄稼地。爷爷没了果园可守，那间石屋也空了。他回了村，像是丢了魂儿，没几年就走了，走的时候安安静静的。

后来我回村，专门去了趟台子顶。曾经的果园早没了模样，那间石屋只剩个破框子，墙塌了一半，草长得比人高。我站在那儿，看着地上的碎石头，心里头堵得慌。这儿的每块石头，每寸土，都印着爷爷的影子——他扛着红缨枪巡园的背影，他坐在门口听收音机的样子，他给我塞钱时粗糙的手掌……都像是昨天的事儿，可再也摸不着了。

爷爷不在了，台子顶也荒了，但他守着果园的那些日子，就像刻在我骨头里，这辈子都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