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度沪行记

1985年的四月，春风刚拂过鲁地的田野，二十岁的我已握了两年教鞭，作为矿办学校的年轻教师，攥着那张去往上海的临时列车票，心像揣了团跳动的火苗——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出省，去大上海参加教师培训，连风里都裹着憧憬的甜。

从学校驻地辗转两个多小时，才到了京沪铁路线上的磁窑火车站。傍晚的站台上，蒸汽机车的煤烟混着人群的喧闹，我挤上那列临时增开的绿皮火车，刚踏进门就被裹挟着的人潮推到过道里。车厢像被塞满的沙丁鱼罐头，座位上、行李架下、甚至座椅间隙，都挤满了带着大包小包的旅客。我踮着脚才能勉强站稳，胳膊肘抵着旁人的背包，呼吸里满是汗味、泡面味与劣质烟草的混合气息。

年轻的劲头起初还撑着，我盯着窗外掠过的昏黄路灯，幻想着过几站就能腾出个座位。可这列临客像个慢性子的老人，每站必停，还时常在不知名的区间临时停车，给正点列车让行。

夜色渐深，车厢里的喧闹慢慢沉下去，有座的旅客歪着头靠在椅背上打盹，站着的人也耷拉着脑袋，有的干脆蜷在过道里，头枕着行李，连呼噜声都透着疲惫。我的兴奋劲早被磨没了，双腿像灌了铅，脚踝肿得发紧，眼皮重得抬不起来，只能靠着座椅背眯一会儿，稍有晃动就猛地惊醒——生怕被挤倒或挡住过道。

我学着旁人的样子，挨个轻声问坐着的旅客“您到哪站下呀”，大多时候只换来一声含糊的回应，有的甚至连眼皮都不抬。问了十几个人，心一点点往下沉，直到遇到一位要在蚌埠下车的大叔，我带着恳求的语气说“我到上海，等您下车，我坐会儿”，他点了点头，我才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在他旁边守着。

火车抵达蚌埠时，天已经亮了，从磁窑出发已过了十多个小时。当我终于坐到座位上，长长舒出一口气，疲惫瞬间席卷而来，头一低就睡死过去，直到南京站的广播声才把我吵醒。又晃了四五个小时，傍晚时分，火车才缓缓驶进上海站，全程860公里，我站了十多个小时，又坐了十多个小时，小腿控肿了，浑身像散了架，可看着上海街头的霓虹，那份煎熬又成了难忘的印记——那是属于那个年代的、带着烟火气的“行路难”。

再赴上海，已是三十年后的2015年。女儿在上海工作了，我去看她。利用假期，我收拾好简单的行李，从泰安站登上了高铁。站台上，银灰色的高铁列车像一条蓄势待发的巨龙，锃亮的车身反射着阳光，与记忆里绿皮车的斑驳锈迹判若云泥。走进车厢，我忍不住放慢脚步：宽敞的过道能轻松容下行李箱，座椅是柔和的浅色调，伸手就能摸到调节靠背的按钮，连小桌板都光滑平整。坐下的瞬间，臀部传来的柔软触感让我愣了愣——这哪是坐车，分明是一种享受。

列车启动时，我下意识屏住呼吸，却只听到轻微的平稳声响，没有了绿皮车“哐当哐当”的铁轨撞击声，也没有了人挤人的嘈杂。窗外的风景像被按下了快进键，农田、河流、城镇飞速掠过，透过宽大明亮的车窗，连远处的树梢都看得清晰。邻座的年轻人在笔记本电脑上敲着键盘，后排的老人带着孙子看窗外的风景，偶尔传来几声轻声的交谈，整个车厢安静又惬意。

当车厢前方的屏幕显示时速超过300公里时，我的心猛地一跳，眼眶竟有些发热。300公里的时速，不仅是数字的飞跃，更是一个时代的跨越！

记得1985年那次，火车到上海开了漫长的二十多个小时；如今，一个多小时就驶出山东，进入江苏。当列车抵达南京南站时，我还没来得及好好欣赏沿途的风景。只见站台上，一列列高铁有序停靠，电子屏滚动着清晰的车次信息，穿着整洁制服的工作人员指引着客流，一切都井然有序，充满了现代气息。

列车再次缓缓启动，瞬间时速就达到了300公里。还没等我从感慨中回过神，广播里就传来了“终点站上海虹桥站马上就要到了”的提示。

四个小时，仅仅四个小时，就走完了当年二十多个小时的路程！

步出车厢，虹桥火车站的开阔感瞬间包裹了我：挑高的穹顶让天空仿佛就在头顶，流线型的吊顶配着暖光，自动售票机、换乘指引牌、随处可见的充电口，每一处细节都透着贴心。我慢慢走着，看着拖着行李箱的人们沿着标识有序分流，没有了当年的拥挤混乱，倒像走进了一座精致的“交通艺术馆”。

站在虹桥站的大厅里，我想起1985年挤在绿皮车里的疲惫，再想想三十年后坐在高铁上的舒适，两相对比，心中满是感慨。三十年的时间，于人生是弹指一挥间，于祖国却是翻天覆地的巨变。从绿皮车的“行路难”到高铁的“千里江陵一日还”，从简陋的火车站到现代化的交通枢纽，这不仅是铁路建设的进步，更是祖国发展的缩影。

如今，我每年都要数次乘坐高铁往返于泰安和上海之间，第一次去上海的那份痛苦的经历早已被现在高铁的舒适便捷所取代。

如今再想起那两次特别的上海之行，心中早已没有了当年的煎熬，只剩满满的自豪与感动。我知道，这飞驰的高铁，与华夏大地上的每一项建设成就，背后都是祖国日复一日的奋斗与拼搏。

看着眼前川流不息的人群，看着远方延伸的铁轨，我由衷地为祖国骄傲——这日新月异的变化，这蓬勃发展的力量，正是社会主义祖国最生动的写照，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最温暖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