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温

父亲走后的这些天，梦里总有一片簌簌的声响，像是干燥的苇杆在轻轻摩擦，又像是彩纸在风的呼吸里微微震颤。醒来时，四周是城市惯有的寂静，我便知道，那边是父亲的世界。

父亲这一生，虽然干过多年的“生产队长”、“村治保主任”，可在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口中，他永远是那个“手艺人”。这身份，似乎比他那些带着些许“官衔”的名头，更沉，也更暖。

父亲是不曾有机会读书的。奶奶在他十岁的时候就走了，爷爷拖着他们兄弟三个，在粗粝的生活里挣扎。上学对于他，是遥不可及的梦。然而，他有一副好记性，看到的事情过目不忘；他那一双眼睛亮得很，仿佛能把万物运行的纹路都看得分明。我童年的记忆，是被他剪刀下翻飞的红纸点亮的。喜鹊的喙，鸳鸯的羽，尤其是那五角星，棱角分明，每一根光芒线都流畅得像是一笔画就。那时我只觉得神奇，后来才明白，那是他以脑子，以指尖，在与一种无形的“理”对话。

我真正被父亲的手艺所震撼，是在二叔结婚那年。他要亲手为老屋扎一顶天棚。

我们那时的房子，是老旧的平房，一抬头，便是黑黢黢的房梁、檩条，以及挨挨挤挤的黍秸。冬日里，北风从瓦缝钻进，便常常有陈年的灰尘，像时光的碎屑，悄无声息地落下来。

父亲要为我们撑起一片崭新的、体面的天空。他备好了苇子、花纸、麻线和铁钉。那几日，家变成了他的工坊。他先在房檩上拴起无数根细麻绳，如同一位熟练的织工，在布设他看不见的经纬。然后，他用两根芦苇并列，绑成更坚挺的苇杆，这些骨骼被麻绳牵引、固定，渐渐在空中结成一个纵横的、巨大的网格世界。我最爱看的，是他打结。他总是微仰着头，目光专注，左手灵巧地挽住麻线，右手一绕，顺势便从左手挽出的活扣里穿过，随即，他低下头，用牙齿咬住绳头，轻轻一扯，再拿起剪刀“咔”地一声——那个结，便紧紧地、服服帖帖地抱住了苇杆的十字交汇处。那一连串动作，带着一种土地般的朴拙，却又如行云流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准确与利落。麻线在他唇齿间轻吟，那声音，短促而有力，是劳作最动听的乐章。

最后，中间是大红双喜字周边带着细碎花纹的花纸铺了上去，遮住了所有原始的粗糙。而天棚正中央，他留了一个方正的透气孔，并用一个繁复而精美的、套着五星的红色图案覆盖着。当这一切完成，我仰起头，看到的已不是屋顶，而是一片庄严而绚烂的天空。阳光透过窗子，映着那红色的五星图案，满满的温馨与喜庆气氛。那个天棚，不仅隔开了灰土，也仿佛隔开了生活的所有窘迫与寒酸。从那时起，我便知道，我的父亲，有一双能创造“体面”的手。

这双手，同样为乡邻们撑起了许多片这样的天空。他断断续续为好多家乡亲扎了天棚，直到他成为生产队长，整日忙于派工、计分、调解纠纷，那麻线与苇杆的韵律，才渐渐被淹没在更为喧嚣的日常里。

许多年后，当他从干了半辈子的“公家事”上退下来，我们都以为他终于可以歇歇了。他却出人意料地，拾起了另一门更古老、也更复杂的手艺——扎彩。起初，我和妹妹弟弟是有些不理解的，甚至隐隐有些排斥。那终究是与另一个世界打交道的行当，总觉得带着些不那么光彩。我们猜度，他是怕自己老了，成了子女的负累，才非要寻一件“轻省”的事，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抱着让他试试看的心态，未加阻拦。

谁知，他一头扎进去，竟如鱼得水，成了十里八屯有名的扎彩匠。

我后来回家，看到的常是这样的景象：院子里，堆满了成捆的芦苇、黍秸，屋里大桌子上摆了满满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各色彩纸。父亲呢，就坐在那一堆材料的中心，像一只沉默而专注的蜘蛛，在编织一个极其绚烂的梦。他扎的，小至茶壶茶碗，桌椅板凳，大到金山银山、昂首的牛马、披红的花轿、几近通天的库楼，无一不是活灵活现。

这工艺，远比扎天棚繁复。他先要用苇杆扎出精准的骨架，那是作品的魂。母亲便在一旁，用白纸或报纸，仔细地糊裱，衬上里子，赋予它丰满的肉身。最后，再由父亲来完成那画龙点睛的一步。

我见过他为一匹纸马粘贴鬃毛。他先用剪刀将彩纸剪成极细的流苏，然后，用一把小刷子，蘸了稠稀均匀的浆糊，从马颈处开始，一排排，一层层地粘上去。他粘得极慢，极有耐心，手指轻轻地捋过，那些纸做的鬃毛便仿佛被注入了生命，有了迎风飘动的姿态。他再点上眼睛，配上精心剪裁的鞍鞯，一匹栩栩如生的骏马，便赫然立于眼前，似乎下一刻就要扬蹄长嘶。

那种震撼，是奇异的。你明知它最终将付之一炬，归于虚无，却仍会为这短暂而极致的美丽所折服。我曾问他，这手艺是跟谁学的。他淡淡地说，解放初期，十五岁上，给村里一位什么都会的大爷，打过半年下手。

半年的“偷师”，竟成就了他后半生的辉煌。他不仅复原了记忆中的所有式样，还能与时俱进。我见过他扎的电视机，方方正正，屏幕还是用一种亮晶晶的电光纸糊的；甚至还有过小轿车，车窗里，还坐着两个小小的、穿西装的纸人。那一刻，我忽然感到一种深沉的悲哀与敬意。他用他最传统的方式，试图为逝者构建一个能与阳间同步的、圆满的、什么都不缺的世界。这背后，是一种何等朴素而又庄重的慰藉。

他干这行，一直到快八十岁。直到那年，他被查出癌症，去上海切掉了大半个胃。手术后回到老家，我们兄妹三人，态度坚决地让他停下了所有活计。他是不情愿的，像一棵老树，骤然被剥夺了舒展枝叶的权利。但他也确实是熬不动那些长夜了，便只能慢慢地，看着他的苇杆与彩纸，在角落里蒙上灰尘。

他是在手术后的第五个年头走的。他走时，全村的人都出来送他。长长的队伍，沉默地行走在西去的路上。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心里明白，人们来送的，不只是一位老队长，一位老主任，更是一位老匠人。他们是在送别一双温暖的手，送别那双手所创造出的、一个时代最后的精致与体面。

如今，我坐在书桌前，写下这些文字。父亲的那些纸扎，连同他扎的天棚，早已在岁月的烟火中消散无踪。可我却觉得，他毕生经营的那些脆弱而美丽的事物，其实并未真正消失。那指尖的温热，那对“体面”的执着守护，那在有限物质中创造无限尊严的智慧，早已如那些细小的纸屑，飘散在故乡的风里，无声地，落满了我们所有子女的心田，成为我们面对荒凉时，最后的精神底色。

那一片由父亲的手温所缔造的、绚烂而寂静的天空，永远地，悬在了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