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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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胡同，是我故乡的纹路。它不宽阔，也不笔直，就那么静静地、弯弯折折地匍匐在故乡的土地上，像岁月长河里一道深深的、温柔的褶皱。
我的童年，我家族的记忆，便都藏匿在这道褶皱里了。它是我生命的根基，是我无论走出多远，一回首便能望见的那个原点。
故乡是单姓聚居的村落，据说都是明初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来的同一先祖的后代。我们这条胡同，更是这血脉网络中最紧密的一束。
胡同的格局，若从高处看，极像一个方方正正的“回”字。外面那个大“口”，笔画并不规整，右下角那里微微向内收束，留出一个缺口，仿佛美术字里那个大写的“Q”，那便是我们通往外面世界的唯一出口。里面那个小“口”，则严丝合缝地嵌在大“口”的怀抱中。十户人家在大“口”字里繁衍生息，五户人家在小“口”字中经营日月。整个结构，古老而严密，像一个刻印在土地上的家族图腾。
我家，就在这“回”字最里面的左上角，西北的那个角落里。
小时候，和胡同里所有的孩子疯玩，捉迷藏、打尜、撞拐，闹哄哄的声浪能掀翻整个黄昏。然而散场时，我看着伙伴们一个个被各自门楣下的灯火唤回，消失在或近或远的门洞里，便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时，我才独自踏上那条贯穿胡同的青石小道，蹦跳着，向深处跑去。脚步声在两侧石墙间回响，一声声，仿佛敲在时光的琴键上。那一路，要经过玉玲姑家的院墙，经过大奶奶讲故事的那扇后窗，经过那盘沉默的石碾，才能抵达我最深处、也最温暖的家。这条归途，是我童年里最清晰的一条航线。
既是同族聚居，辈分便是一张无形而严谨的网，笼罩着胡同里的每一个人。我在这张网的底端。除了几个同龄的叔伯兄弟，我抬眼所见的，几乎都是我的长辈。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个流着鼻涕、蹒跚学步的娃娃，按辈分，我却得恭恭敬敬地喊他一声“叔叔”；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竟是我的“姑姑”。起初觉得别扭，后来便成了溶在血液里的本能。这看似繁琐的称谓背后，流淌着一种古老的秩序，是对先人的敬重，是对这条血脉之藤的确认与皈依。
一条胡同，就这样把一家一户像藤蔓上的瓜果一样串联起来，它像一条生命的脐带，源源不断地输送着亲情、乡情，以及那相同的、温热的血。
我的家，有爷爷、父亲、母亲、两个叔叔，还有我。奶奶去得早，那时，父亲才十岁，二叔九岁，三叔才五岁。爷爷的一辈子，像一头沉默的老牛，用他单薄的脊背，硬是拉拔着三个幼子，从一片荒芜里，犁出了一个家的形状。
为了帮衬这个摇摇欲坠的家，母亲十八岁就嫁了过来。后来有了我，再后来，两个叔叔相继成家，妹妹和弟弟也先后在这条胡同里降生，家族的枝叶，总算又慢慢地舒展开来。
爷爷极疼我，我是他的长孙。母亲常说，我从六个多月大起，就跟着爷爷睡了。爷爷去看守生产队的饲养院，背着我；去山坡上放猪，背着我；去照料苹果园，还是背着我。他的脊背，是我童年最安稳的摇篮。晚上，他总搂着我，直到我上初中去外地住校。
在我的记忆里，爷爷似乎总在忙碌，看守、放猪、伺弄果园，一刻不得闲。他一辈子仿佛都在为这个家奋力划桨，自己却从未好好停泊下来，享受片刻的安宁。他还不到七十岁，便被一场大病带走了。他走时，我在他乡，未能为他送终、未能见他最后一面，也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我家东隔壁，是二爷爷家。二爷爷和父亲年纪相仿，但腿有残疾，还患有很重的肺气肿，说话总带着嘶嘶的喘音。但他却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肚子里有墨水，打得一手好算盘，是村里多年的会计。他为人极和善，脸上总挂着浅浅的笑。他还会下象棋，楚河汉界，运筹帷幄；字也写得漂亮，逢年过节，胡同里大半人家的春联都出自他手。他自然而然成了我儿时心底的偶像，让我觉得，有知识的人，身上是带着光的。
二奶奶则有一双巧手，她是全村唯一会编苇席和斗笠的人。我总爱跑去看她编席。她坐在小马扎上，身前是泡得发亮的篾条。只见她左手一抬，右手一压，那篾条便在她粗糙的指间上下翻飞，交错纵横，发出“唰唰”的、富有韵律的声响。原本零散柔韧的篾条，在她的编排下，仿佛被施了魔法，渐渐地，一片平整、紧密、带着几何美感的苇席就在她膝下蔓延开来。那场景，像一场沉默而伟大的编织仪式。
二爷爷家的女儿叫玉玲，按辈分，我该叫她“大姑”。她和我同岁，还是我的小学同学。
因两家仅一墙之隔，关系分外亲密。那堵矮墙，从来不是隔阂。闲暇时，母亲和二奶奶会隔着墙头唠家常，从柴米油盐到家长里短，声音不高不低，像温柔的絮语。我也经常会爬上墙头，和那边的玉玲姑聊天，分享在学校里听来的趣事。谁家做了好吃的，一碗饺子，几块年糕，也会从这墙头上递过去。那堵墙，成了我们两家共享的餐桌和客厅。
二爷爷二十多年前就去世了。二奶奶身体却还硬朗，今年已八十多岁，依旧时常拄着拐杖，一步一挪，来找我母亲聊天。前阵子我回老家，赶集回来在路口碰见她，她正坐在街口那块被磨得光滑的石头上乘凉。我递给她几个刚买的桃子，她推辞了半天，最后只拿了一个，攥在手里，反复地说：“够了，够了，一个就够了。”
我家南面，住着没出五服的大爷爷一家。大爷爷家的儿子，叫玉春，是我儿时最铁的伙伴。他和我同岁，生日比我稍小些，按辈分，我得叫他“大叔”。这称呼在我们之间，从不显得滑稽，反而带着一种亲昵的郑重。
玉春大叔很小时，刚记事的年纪，就没了母亲。是他奶奶，也就是我的老奶奶，一口饭一口粥地把他喂养大。
我和玉春大叔的情谊，有一件事足以作证。
七岁那年夏天，我和小伙伴推板车玩，不小心摔下来，腿骨折了，打了厚厚的石膏，动弹不得。整整一个多月，玉春大叔每天放了学，第一件事就是跑来我家，帮我端屎端尿，没有一丝一毫的嫌弃。后来，仿佛是命运的轮回，他的腿也不慎骨折了。那时，我也毫不犹豫地，为他做同样的事。在那种最不堪、最需要帮助的时刻，我们彼此交付了孩童间最朴素的忠诚。
我们既是叔侄，又是同岁，关系还这样“过命”，按理说该形影不离。但我们只做了一年级一年的同学。缘由如今听来，荒诞得像个笑话。一年级升二年级考试时，玉春大叔的算术试卷，被旁边一个调皮的同桌一把抢去，那孩子在所有答案栏里，都画上了大大的“零”。结果，玉春大叔就因此稀里糊涂地留了级。从此，我们便不在同一个年级了。
前年我回家，还特地打听着，到他如今租住养羊的沟里村去看他。见我来了，他站在一群羊中间，身上带着羊膻气和草料的味道，笑着喊我，那笑容，还和小时候一模一样。
胡同的东北角，住着老爷爷一家。老爷爷无疑是整条胡同里最勤快、最爱干净的人。他种地，田垄笔直得像用墨线弹过，地里找不到一根多余的杂草。他家里，更是收拾得一尘不染，所有的物什都各归其位，井然有序。就连那些终日与泥土粪肥打交道的农具——镢头、锄头、铁锨，都被他擦拭得锃亮，木柄光滑，铁刃泛着青辉，整齐地排列在厢房的墙上，像一队随时待命的士兵。
老爷爷的二儿子叫席开，比我大一岁，按辈分，我该叫他“二爷爷”。不过我们小孩子相处，没那么多规矩，都是直呼其名。许是自小耳濡目染，席开也继承了老爷爷的勤快。
我儿时干过的最有意义、也最持之以恒的活儿，就是跟着席开，每天清晨去山上挖苦菜。那时胡同里大多人家都养着几只兔子，喂兔子的野菜，需要每天去挖。
天刚蒙蒙亮，福顶山还笼罩在一片青灰色的晨曦里，席开就喊起我们几个小伙伴，挎着篮子，揉着惺忪的睡眼，跟着他出发。
山上的苦菜很肥嫩，我们每人沿着一道地堰，蹲着身子，用小铲子或镰刀头，一棵一棵地挖。露水打湿了我们的裤脚，泥土沾满了手指。当太阳升起一竿子高，金晃晃地照遍山野时，我们的篮子也差不多装满了。于是，我们便挎着沉甸甸的收获，吹着不成调的口哨，有说有笑地回家。吃完母亲做好的早饭，再去上学，什么都不耽误。那清晨山野间的劳作，赋予了我对生活最初的理解。
胡同小“口”的最北面，住着大奶奶一家。
大奶奶是个故事篓子，她的小女儿淑红和我同龄，是我的小姑。听大奶奶讲故事，是我们所有孩子童年里最盛大、最期待的欢乐。
夜幕降临，蝙蝠在胡同里穿梭，我们这些孩子，便会不约而同地、像被磁石吸引一般，聚到大奶奶家那间总带着点霉味和烟火气的屋子里。大奶奶吃完晚饭，不慌不忙地点亮那盏自制的煤油灯，灯光昏黄，却足以照亮我们一张张渴望的小脸。她会把一小筐带壳的花生倒在屋子中央，给每个孩子分上一小堆。我们围着花生坐下，故事便开始了。我们一边竖着耳朵听，一边认真剥着花生壳。
大奶奶的故事包罗万象，从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的神话，到我们本地“秃尾巴老李”的传说；从隋唐演义、水浒英雄的段子，到狼外婆、田螺姑娘的童话。她讲得绘声绘色，时而压低声音，制造悬念，时而提高嗓门，摹仿人物。尤其是那些神狐鬼怪的故事，常常让我们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又怕又爱，听到紧要处，恨不得挤作一团，连大气都不敢喘。那昏黄的灯光，剥花生的“噼啪”声，以及大奶奶那略带沙哑的嗓音，共同编织成了一个无比瑰丽奇幻的童年梦工厂。
谁能想到，这样开朗乐观、给我们贫瘠童年带来无数色彩与欢乐的大奶奶，竟会很早就离开了人世。
胡同小“口”的中间，住着另一个二爷爷家。他家的大女儿玉红姑，也和我同岁，也是我的小学同学。后来，他们一家闯关东去了遥远的东北。从此，几十年音信全无，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再无踪迹可寻。
我对他们家印象最深的，是窗前一棵高大的香椿树，以及树下那盘大石磨。香椿发芽的季节，整个小院都弥漫着一股奇异的香气。那盘石磨，是我和母亲常去光顾的地方。我们推着磨棍，绕着磨道，一圈，一圈，仿佛永远也走不完。磨得最多的是地瓜干，晒干的地瓜干被磨成粗糙的糊状，母亲再用它来烙煎饼。石磨发出“嗡嗡”的、沉重的轰鸣，混合着地瓜干甜丝丝的气味，构成了我对“劳作”二字最初始的、混合着疲惫与满足的感官记忆。
在胡同靠南端的一间孤零零的土房子里，住着唯一一户外姓人——王足。爷爷让我也叫他“爷爷”。听爷爷说，他原本是从北边山里来的长工，后来就在村里住下了，给生产队看门。他住的那间土房子，其实就是生产队的仓库。他孑然一身，没有任何亲人。我小时候，爷爷常让我端着饭碗给他送去。有时，他自己做了饭，也会拉着我一起吃。我记得有一次，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几条小鱼，和地瓜一起炖在锅里。那混合着鱼腥味和地瓜甜味的、糊糊状的食物，可能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奇怪的东西了。他看着我吃，眼里有种小心翼翼的期盼。
最终，王足爷爷也在那间冰冷的土房子里，静悄悄地走完了他孤独的一生。
我们那条胡同，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有十几个，光同一年出生的就有六七个。这么多半大小子聚在一起，自然会发生许多故事，也免不了搞些无伤大雅的小恶作剧。
胡同口斜对着的，就是生产队的饲养院，院里养着几匹高头大马。我们为了用马尾毛做套子去粘知了，会偷偷溜进饲养院。分工是明确的：一个人在马头前，假装抚摸它，跟它说话，吸引它的注意力；另一个人则蹑手蹑脚地转到马屁股后，找根小树枝，小心翼翼地插进马尾里，轻轻挑出一两根，然后，趁马不备，猛地一拽，转身就跑！手里攥着那几根珍贵的马尾毛，心脏“咚咚”直跳，像打鼓一样，既有冒险的刺激，又有得手的狂喜。
饲养院底下有一条横穿东西的阳沟，几百米长，即使是大白天，阳沟里也是黑咕隆咚的，只能看到远处出口处的一点亮光，这条阳沟是我们小伙伴英雄或狗熊的试金石，不时穿越阳沟就成为小伙伴炫耀的壮举。
有一次，我们几个嘴馋的伙伴，摸到西南角大爷爷家的菜园里，去偷那顶花带刺的嫩黄瓜。刚摘下来，还没来得及在衣襟上擦擦泥，就听见大爷爷一声怒吼。我们吓得魂飞魄散，像一群受惊的兔子，在胡同间仓皇逃窜……
我八岁那年，家里的境况发生了变化。两个叔叔都已成家，爷爷主持了分家。父母带着我们兄妹，离开了老胡同的老屋，先暂住在知青回城后空出的房子里，后来又短暂租住在大爷家一段时间，不久后，终于搬进了父母和爷爷一起辛苦盖起的新家。而我记忆中的那条胡同，也随着后来村里的规划、改建，渐渐地，一点点地，从故乡的土地上消失不见了。
如今，岁月流转，我离开故乡已经多年。但那条胡同的模样，非但没有在记忆中模糊，反而愈发清晰地浮雕般凸显出来。它是我生命的起点，是我灵魂的襁褓。无论我行走在怎样繁华的都市，穿越怎样喧嚣的人海，只要一闭上眼，我就能回到那条“回”字形的胡同里，听见那一声声呼唤我回家的乡音，看见那个在青石路上蹦跳着跑向最深处灯火的小小身影。那一道褶皱里，藏着我所有的来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