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坊百味

时光这东西，说快也快，说慢也慢，孰是孰非，关键在人。

离开老家越久，有些记忆反倒越发清晰起来。它们像藏在心底的种子，平日里不声不响，可一到某个时候，比如闻到酒香，听见雨声，甚至梦里回到那条石板路，它们就悄悄地冒出头来，绿油油的，带着熟悉而远去的味道。

老家隔壁有座老酒坊，那一锅香喷喷的锅巴，那一坛回味悠长的老酒，还有爷爷忙上忙下的身影，掺合成一间百味酒坊。

我们这一代人，说起来也怪，童年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五花八门的补习班，可要问起小时候的事，每个人都能讲出一箩筐。那些记忆像山里的野果，不起眼，但摘下来擦擦灰，放进嘴里一咬，酸酸甜甜的汁水就迸出来，满口都是山间的味道。我的这些记忆，大多就跟这个地方有关，没错，就是老家那座老酒坊。

老家位于桂、湘、黔三省区交界的大山深处。地图上找，就是那么一个点，可这个点，西连贵州，北接湖南，一鸡鸣三省。站在山头喊一嗓子，回声在山谷里滚来滚去，飘到贵州，又散到湖南，最后再返回村里来。小时候不懂什么叫行政区划，只知道山那边的孩子说的话跟我们一样，唱的歌跟我们一样，连待客时敬酒的礼仪都是一样——“高山流水”式的喝法，一桌人端着酒碗层层叠起来，酒从最高处哗哗地流下，客人张嘴接住，喝不及的就顺着嘴角流，流到脖子里，流到衣服上，满屋子都是笑声。美酒这东西，在这片土地上流传了千百年，早已不是酒本身，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点情分，是山里人对日子那点念想。

我就是在这样的绿水青山间长大的。小时候父母在县城做小买卖，时间上顾不上我，我便跟着爷爷奶奶一起在山里住。爷爷常去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离老屋不足两米的旧鼓楼，另一个，就是老屋背后的老酒坊。这两个地方，也就成了我童年记忆的磁盘，存着许多抹不掉的东西。鼓楼那边是热闹，老人们坐在长条凳上抽烟聊天，柴火在火塘里噼啪响，烟雾缭绕中，那些古老的故事一遍遍被讲述。而酒坊这边，却是另一种味道。

老酒坊不大，年头却不小，百年不在话下。整座木楼是栏杆式建筑，柱子是杉木的，年头久了，颜色发黑，摸上去却滑溜溜的，泛着一种暗沉沉的光，那是几代人的手摸出来的包浆。楼板踩上去吱呀作响，每一声都像在诉说着什么，只有走过的人在听得懂脚步的轻重。酒坊中间砌着一口大灶，灶台用黄泥和青砖垒成，砖缝里长出细细的青苔，湿漉漉的。灶上常年盖着一口大铁锅，锅口比八仙桌还大，锅盖用木头做成，厚实得很，要两个人才能抬得动。每次揭开锅盖，白汽轰地冲上房梁，整座木楼瞬间烟雾缭绕。那白汽带着米香，扑面而来，糊得人满脸都是湿漉漉的暖意。等白汽散尽，就能看见锅里的米饭，一粒粒晶莹剔透，油亮亮的，像小珍珠。

可我跟玩伴们对那珍珠般的米饭兴趣不大，对酒坊里流出来的美酒更是索然无味。我们最惦记的，是铁锅底那一层金黄的锅巴，那是我们对老酒坊最朴素也最真诚的热爱。锅巴这东西，说穿了就是烧焦的饭，可它偏偏有一种奇特的香味，焦香里带着米香，米香里又藏着烟火气，咬一口，嘎嘣脆，满嘴都是乐趣。那时候我们几个小鬼，只要听说爷爷要去酒坊，就跟过年似的兴奋，屁颠屁颠地跟在后头，生怕被落下。

爷爷是村里的酿酒高手。这事我小时候并不知道，只知道他常去酒坊，常挑着柴火去煮大锅饭。十里八乡的人都认得他，逢年过节，谁家办酒席，总要来请爷爷去酿酒。后来我读了些书，走了些路，才晓得爷爷在那一带的名气。不管是拦路迎宾酒还是百家宴敬酒，爷爷酿的酒都是村里的首选。那些酒清澈见底，倒在碗里能照见人影，喝进嘴里不辣不冲，有一股绵长的甜，咽下去半天，嘴里还有余香。可那时候我不懂这些，我只知道，爷爷去酒坊，我就有锅巴吃。这便足够了。

每当爷爷挑着柴火往酒坊走，我就跟在后头，像条小尾巴。有时候玩伴们也来，几个人排成一串，踩着爷爷的脚印走。爷爷挑着担子，扁担吱呀吱呀响，他的背影宽宽的，脊梁挺得直直的，走起路来稳稳当当。进了酒坊，爷爷忙着生火、淘米、下锅，我们就蹲在灶口前，盯着灶膛里的火苗。火苗呼呼地蹿，舔着锅底，把整个灶口映得通红。那火苗像活的一样，一会儿蹿得老高，一会儿又低下去，呼呼的声音像是在唱歌。我那时候想，这火要是再大些就好了，锅巴就能再厚些。可爷爷说，火候不能乱来，大了锅巴会焦，焦了就有苦味，酒就不好喝了。他说那叫“臭焦”，说的时候皱着眉头，好像那两个字真有一股焦臭味似的。

我嘴上应着，心里却不服气。小孩子的心思就是这样，明知道大人说得对，可偏偏想试一试。有一回，趁爷爷出去解手，我跟几个玩伴使了个眼色，几个人合伙往灶里塞了好几根柴。那柴是干透的松木，见火就着，火轰地一下就蹿起来，比之前火苗大了三倍不止，噼里啪啦响，火星子往外迸，像过年放炮仗。我们几个赶紧往后躲，可眼睛还是盯着灶口，想着热气腾腾的锅巴，兴奋得不行。不一会儿，一股浓烈的焦香味就飘满了整个酒坊。那味道又香又冲，香得人咽口水，冲得人想打喷嚏。我们蹲在灶口，你看我我看你，憋着笑，等着锅巴。心里想，这回锅巴肯定厚得能当鞋底了。

爷爷回来的时候，我们正围着灶口，眼巴巴地等着。他掀开锅盖，一股更浓的焦烟冒出来，他愣了愣，把锅盖放下，没说话。我们几个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脚尖，心跳得咚咚响。爷爷没骂我们，只是一屁股坐在灶口的小板凳上，长长地“哎呀”了一声。那声“哎呀”拖着尾音，在酒坊里转了一圈，又转回来，从楼板的缝隙里钻出去，飘到后面的竹林里。过了好一会儿，爷爷才说：“你们这帮小鬼啊——”话没说完，又停了下来。他从兜里摸出烟杆，装烟，点火，吧嗒吧嗒抽起来。烟雾缭绕中，我看见他的脸，却看不清是什么表情。

那天的锅巴果然很厚，铲下来的时候，黑乎乎的一大块，像块炭。啃起来硬邦邦的，嘎嘣响，可嚼着嚼着，就有一股苦味泛上来，好在香味还在。我们嚼着，谁也不说话，像做错了事的孩子。爷爷没吃，只是低头坐在那里抽烟，不时看一眼我和几个玩伴。

那次以后，爷爷便不再让我们独自看火了。但他也没把我们赶走，只说：“你们这帮小鬼，只要不乱搞，乖乖待着，锅巴肯定是够吃的。”顿了顿，又补充一句，“我想要的好酒，也肯定能酿出来。”我们点点头，觉得这是两全其美的事，何乐而不为呢。后来，我们就老老实实蹲在一边，看爷爷忙活。看他用木铲翻动锅里的米饭，往锅里洒水，盖上锅盖，然后坐在小板凳上抽烟等待。酒坊里的时光就这样慢慢地流过去，从早晨流到晌午，从晌午流到黄昏。

除了锅巴，爷爷还时常带我去吃百家宴。百家宴是村里的老传统，逢年过节，谁家办喜事，就在鼓楼坪上摆开长桌，一家出一道菜，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那场面热闹得很，桌子一张接一张，摆得老长老长，从鼓楼这头摆到那头，有时桌数不够还拐个弯继续接龙。菜也是五花八门，酸鱼、酸鸭、酸肉、腊肉、竹笋，什么都有。爷爷每次带我去，总要笑着说：“那锅巴有什么好吃的，又硬又焦，能有什么味道嘛。”说完，又补一句我当时听不懂的话：“吃锅巴就是吃公粮，喜欢啃硬锅巴的孩子，将来一定能当国家干部。”我没在乎这话，只顾着往嘴里塞菜塞肉。可爷爷的笑容里，总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现在回想起来，那大概是爷爷在锅巴和美酒之间，找到的某种平衡。那个平衡，叫怜爱和期盼。他看着我吃，比自己吃了还高兴。那种眼神，我是在很多年后，自己踏入社会工作后才真正读懂的。

最让我难忘的一次，是某一年的中秋之夜。

那天傍晚，爷爷从酒坊里挑着最后两坛酒往家走。我跟在身后，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在石板路上晃晃悠悠的。爷爷回头跟我说：“今晚村里组织拜月亮，我带你去开开眼界。”我不知道他要怎么看，但从他目光里流露出的神情，我看到了从未有过的自信。那种自信，像酒坊里的火苗，呼呼地往心头上蹿。

那晚，爷爷从老屋吊脚楼三楼的谷仓里扛出一坛米酒。坛子上落满了灰，灰里有谷壳，有碎稻草，还有不知哪年哪月沾上去的蛛网。爷爷用袖子仔细地擦了擦，擦得坛子露出本来的颜色，酱色的釉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光。他说：“这坛酒我藏了五年，是时候拿出来给月亮和长者们尝尝了。”又说，“这坛酒，就是你嫌锅巴最少的那一锅大米酿的。”我愣了一下，想起那次烧焦的锅巴，想起爷爷那声长长的“哎呀”。原来那锅饭，他到底还是酿成了一锅酒，还藏了五年。

等到月挂中天，已是深夜。那月亮真圆，圆得像一块糯米糍粑，挂在天上，把整个寨子都照亮了。鼓楼坪上摆开了长桌宴，家家户户都把自家的粽子、月饼和美酒摆上去。粽子是三角粽，用竹叶包着，煮得透透的，剥开来，糯米里嵌着红豆、板栗、腊肉丁。月饼是买来的，皮薄馅多，芝麻、花生、冰糖、陈皮、肥肉丁拌在一起，咬一口，从此留下了“小时候的味道”。美酒呢，各家有各家的秘方，装在各式各样的坛里、壶里、瓶里，一起摆在桌上，等着人们一一品尝。

一场场芦笙比响过后，全寨子的人开始聚在一起跪拜月亮。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鼓楼下黑压压跪了一地。月光把寨子洗过一遍，银亮亮的，人的脸、树的脸、房子的脸，都格外分明。等到圆月挂到头顶正上方，寨老才站在前方组织仪式，摆好贡品，点上香烛，全村人才一起跟着他念叨一些吉祥的话语，尽管看似庄严神秘，但我跟玩伴们并不在乎，我们惦记的只是面前那些琳琅满目的贡品。

拜完月亮，长者们才开始斗酒。这是每年中秋的重头戏。各家都把最好的米酒摆出来，由村里懂酒的长者逐一品鉴，从色、香、味三个方面打分，最后评出前三名。这对村里爱酒的人来说，是莫大的荣耀。得了第一的人，走路都带风，说话都大声些。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爷爷的酒在那夜败落了。他可是当地口碑最好的酿酒师傅啊。他酿的酒，哪年不是前三？哪年不让那些品酒的长者点头称赞？可这一年，他的酒，连名次都没进。我站在他身边，看着周围的人一拨一拨涌到别的酒坛前，品尝、议论、打分，而他这边，冷冷清清的。有人路过，看一眼，客气地点点头，又走开了。爷爷抱着那个酒坛，站在那里，久久没动。月光照在他脸上，我看见他的嘴角还挂着笑，可那笑，和平时不一样。那笑像是贴上去的，轻轻一撕就能撕下来。

爷爷抬头望了望夜空中的那轮圆月，又伸手抚了抚我的后脑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口气很轻，可在安静的夜里，我听得很清楚。我挨在他身边，闻到他身上有一股味道，不是酒香，也不是烟味，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不像锅巴，也不像美酒。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味道，叫不甘和遗憾。

可爷爷从来不承认那是遗憾。回去的路上，我们走得很慢。月光又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走过老酒坊的时候，爷爷停了下来，站了一会儿。酒坊黑黢黢的，里面什么也看不见，可我知道，那里面有灶和锅，有夜风吹过的声音，有我们烧焦锅巴的那个下午。爷爷站在那里，又叹了口气。这回叹得轻些，像是怕惊动酒坊里的灶神似的。

后来的某一天，我又想起了老酒坊。想起那里一缕缕挥之不去的味道，有爷爷的微笑和叹息，也有我和玩伴的顽皮和嬉闹。那一天，我在县城新买的房子里，一个人喝着从超市买来的酒，喝着喝着，忽然就明白了爷爷那晚为什么没有拿到好名次。

爷爷酿造的那坛老酒，不是技术不好，也不是不够用心。而是在酿那锅酒的过程中，被我和同伴折腾了不少，他却依旧乐在其中。煮大锅饭那天，他为了给我们吃上可口的锅巴，特意往灶里添了好几次柴。他说过大锅饭的火候不好把控，过火了锅巴会焦，火不够又烧不成锅巴。可他忍不住还是往火堆里添了几把柴火。他索性一屁股坐到灶口边上，一边盯着火苗，一边逗着我们玩耍。他的心思，哪里全在酿酒上呢？

到了封坛酿酒时，我又跟爷爷闹着要吃甜酒。整个人趴到火塘边的土缸上，伸手就往发酵的酒糟缸口打捞。酒糟正在发酵，咕嘟咕嘟冒着泡，一股酒香扑鼻而来。爷爷看着无奈，却还是笑呵呵地解开密封的尼龙套盖，用瓷碗往酒糟里一压，捞出一碗飘满曲香的甜酒。那甜酒白白的，稠稠的，酒糟和米粒混在一起，闻着又甜又香。我刚要张嘴，爷爷又把碗挪开，说：“这可不是锅巴，小孩子不能吃生甜酒，会醉人的。等起火热了，加个鸡蛋再吃。”说着，爷爷真的生了火，又打了土鸡蛋，给我煮了一碗热腾腾的甜酒鸡蛋。我吃得满头大汗，他在旁边看着笑，仿佛是他自己正在品尝一碗纯正的米酒。

现在想来，爷爷想要的滋味，早就不是他自己引以为豪的美酒了。而是他生命中另一番正在体验的东西。那东西，叫深情，也叫亲情。他把对我的疼爱，日复一日一点一点酿进了老酒坊里。那酒里有焦糊的锅巴味，有我趴着捞酒糟的痕迹，也有他一次又一次的纵容和迁就。这样的酒，怎么比得过那些心无旁骛、专心致志的酿酒人的酒呢？可爷爷酿的酒，又岂是那些酒所能比的？

那晚的长桌宴上，我趁着夜色把嘴靠近爷爷的耳边，问：“爷爷，你的酒为什么没有得奖？你是不是不开心呀？”

爷爷把头靠过来，往我嘴里塞了半块柴火烤制的芝麻月饼，咧开嘴笑呵呵地说：“臭小子，除了锅巴和甜酒，你还懂啥？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我们还有比锅巴更香、比甜酒更甜的好东西咧。”

那夜，我没在意爷爷的这番话。这番话不就跟酒坊里流淌出来的酒一样清澈厚重吗？那是爷爷用一辈子守护的流淌人生。他们那一代人，不善于表达感情，不会说什么“我爱你”“我想你”之类的话。他们把所有的疼爱都藏在锅巴里，藏在甜酒中，藏在每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里。等你长大，等你走远，等你回过头来，才发现那些岁月早已酿成了一坛老酒，越陈越香，越品越有味。

爷爷年近九旬，可他并没有向岁月服老，腰板依然挺直，眼睛还亮着，说话也硬朗，只是酒量减了不少。至今他酿的酒，从来没有自己独享。每逢佳节，他还是会把酒拎出来，跟座上宾客一起分享，等到客人夸他酒好时，他才像个孩子一样呵呵笑起来，露出一脸布满皱纹的谦虚。爷爷用最朴实的待客之道，演绎着他守护老酒坊的执着。家里人劝他，年纪大了，别折腾了，好好待在鼓楼里烤火聊天多好呀。爷爷不听，还说：“都这般岁数了，酒不酿，人就没味道了。”

今年春节，我回了一趟老家。爷爷还像从前那样，从谷仓里扛出一坛米酒。这坛米酒，是他去年新酿的。他说：“这坛酒，是你小时候烧焦锅巴的那锅饭的子孙。”我笑了，他也笑了。那晚的月亮，和多年前一样圆。我们坐在老酒坊门口，喝着酒，看着月亮，谁也不说话。滴到地面上的酒滴不时在响，一滴，一滴，不紧不慢，像是从前早已流逝的时光，却又在家门口继续流淌。

爷爷平时话不多，但他多年来的习惯告诉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个人的记忆终将逝去，一代人的怀念也终将远离。不管什么样的回味，只要美美与共，有生之年，多与家人一起分享，哪怕对素不相识的人回眸一笑，这何尝不是一种善待人间烟火的情怀呢。

而这，也是爷爷教会我品尝人间百味的秘密所在吧。无色无味纵然是一种境界，像爷爷这样的过来人早已看破，而苦尽甘来却又让人对生活多了一份期待。这个没有答案的秘密就藏在老酒坊里，以及我和爷爷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