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亚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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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七十多，数学五十多，你这学习，也倒是稳定。”数学老师瞟了一眼学业通知书，失去了耐心，也没有正眼看我。老师的这种语言，让我像一只奔跑在沙漠中的鸵鸟，烈日的灼晒让我一时想将整个脑袋埋进沙子里，不想感受到任何大自然的躁动，外界最好与我无关！
西伯利亚的冷空气让寒冬来得格外凌冽。邻近寒假的班会，选在了期末考试后的第一周星期六上午。语文、数学老师并肩站在讲台上，周身散发的威严，像两具毫无情感的雕像，沉沉地坐落在教室一隅。连同假期作业一起发下来的还有本被叫做《综合评价手册》的红册子。家长和老师基本不看这册子，里面写的尽是客套话：该生品德端正，乐于助人，热爱组织，无私奉献......年年都一样，只是次序做了调整罢了。放学后，数学马老师察觉到了我脸上的深意，安抚宽慰道：“这次考试的确有难度，你不要灰心。”
我读书的县城没有河流，但靠近南头，距离县医院较近的沟渠有座旱桥，桥下常年流着臭水，附近的居民家用污水都往里面排放。有几次，我放学蹲在桥头一侧较矮的石阶上，注视着蚊蝇乱舞、青蛙乱跳，体会秋凉的季节，傍晚将记忆揉碎成粼粼金箔。我没有长吁气短，也不曾感到徒劳的忧郁，眼前仿佛沟壑重叠，山坳深处冒出来的汽车，载着我回到了老家村子。奶奶做了浆水，又从爷爷带锁的柜子里挖出两勺陈年蜂蜜，重重地抹在刚出屉的白面吊馍上。斜亘在村子上空的晚霞，透过树梢，将我童年的回忆染得通红。
每次考卷发下来的时候，我不受控制地从脑袋里跳出一句：以后还有机会。我也时常寻着家，想对母亲说一句：“妈，要不您带我去看看吧？”可我望着满纸陌生得如同外星文字般的题目，早早在心底打起了小算盘，思索着在这场被誉为知识的考验中如何平稳、平安着陆，因为我父亲确实不好对付。我也曾经想过抄袭，转念一想，还得背叛道德，不免心中隐隐作痛，每天清晨到校的《小学生守则》最数我背得认真，老师们也重点培养我，让我争取成为道德标兵，或者学校里有个雏鹰大队长，好像是专门为我设立的。漫长的求学道路上，尽管荆棘密布，但因学业压力而努力提升成绩，我理应被宽恕以待。我独居时，我会喃喃细语，默默念上几遍。
放学后，我漫无目的地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步伐略显沉重。几家甩卖家用电器的店铺放着惊人且狂躁的音乐，喇叭声大的赶走了落在一旁杨树上休憩的鸟儿，远近驶来的车辆也关上了窗户，这种表面的喧嚣和热闹，与我此刻的心境格格不入。学校门口，几处被经过的汽车长年累月磨得掉了皮的街道，汩汩地流着说不清缘由的废水，水里时而冒起欢愉的气泡，废水发出阵阵令人作呕的味道。脚步抬起的同时，不间断地滚来一颗颗小石子，怎么踢也踢不走，让人心境又是一阵无端的烦躁。不同年级打闹嬉戏的同学，此起彼伏的笑声横亘在大街上，他们趁人不备，踩着脚下那层薄薄的冰，哧溜一声划向远方。考试成绩带来的阴霾，始终笼罩在我的上下左右，回家怎么交代也成了一时反复念叨且不解的心结。回家的路，真得好漫长！
农历新年近了，整座城市上空烟雾缭绕，一刻也不停歇。随风飘散的淡淡烟尘，每个人对它的感知和期待不尽相同。
1986年5月，我出生在隔壁县城的人民医院里，过了个把月，母亲紧紧裹着我，一起搬到了父亲单位分到的家属院。父亲参加工作没几年，我们聚在一起，于我和母亲，父亲也好照顾。
开学伊始，学前班人满为患，丝毫没有我的一席之地，于是我跃过学前班，从小学一年级直接读起。父亲不放心地问我，是否跟得上学校的进度。我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既熟悉又陌生的男人，鼓起勇气说：“问题不大！”一般问题不大，就说明问题挺大的，只是彼时可供选择的路只有一条，我措辞坚定一些，对大家都好。这种舍小家顾大家的情怀，幼小的我第一次被动接受。
星期一，母亲拽着我起了个大早，收拾停当，我恭敬地戴上购来的红领巾，母亲帮我打理衣领的同时，眉眼里被笑容填满，我第一次见母亲的笑容这么饱满而充盈。母亲贴了一下我的脸，我感到异样的舒心，她的眼睛有一条深不见底的隧道，睫毛密的像一床棉被，温暖了我的整个冬天。母亲的瞳孔放大了看，像一个宇宙间巨大的黑洞，能够网罗住我来自童年的各种不确定性。我穿着母亲做的麻制粗布衣服，灰色的上衣掩盖了我记忆里的空虚，有的只是那股仿佛来自地心深处托举的力量。这身衣服，来回水洗，我们母子二人对于爱的拉扯越来越长。只是如今回想起来，母亲对于旧年尘封的往事，说的越来越少，她把爱的力量，尝试给了我的下一代。如今这种沟通次数的减少，却让我对几代人的解读觉知漫长而煎熬。
清晨，朗朗的读书声开启了我到校的第一天。班里的同学，大多已经在学前班学过一年级诸如拼音等内容，陌生的课业，让我仿佛到了异国他乡，一个全新的世界。除了课间和同桌小女孩，有限地聊上几句。课堂上，我规规矩矩地端坐着，任凭老师攥着教鞭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我保持一个姿势，纹丝不动、动辄一坚持就是一整天，孱弱的心，生怕稍微一个小动作，挤坏了桌椅板凳，碰掉了书本里的文字。
父母将我整体丢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培养我独立自主的能力，让我免受外面的干扰，心无旁骛得专心学习，虽然他们也不知道外面是哪里，是不是一定对我就是有害的。我像一颗长在没有杂草的果园里的一株桃树，到了开花的季节，时而芬芳不已，到了结果实的岁月，时而沉甸甸地压弯枝头。相比其他孩子提前将课本知识学了个通透，我最多只是充个班级人数罢了。低龄阶段的班主任教语文课，她是个自北京来的中年女性，老师姓丁，约莫三十多岁，一头乌黑发亮的卷发打理得很别致，看起来很精神。丁老师对我们要求严格，她做事雷厉风行，班里从来没有迟到和早退的现象，学生及家长对丁老师也琢磨透了七八分，同学们来校后对人待物恭恭敬敬、有章法，有规矩。
我习惯了学校的生活后，母亲紧锁着的脸盘，在一声声到家别离问候中逐渐舒展。我每天定点穿梭在街头巷尾，但凡认识我的人都会有的、没的夸奖我几句，成年后我才觉察这是父母积攒下的口碑。说来有趣，大人们总对自己的孩子严厉，碰见上学或者回家路上的我，感觉他们温柔地托不起一株麦穗。他们有的说我面部两侧长得像我爸，浓浓的眉毛又像我妈，还有的说我和弟弟一模一样，单凭这点，我就觉得人的世界真得好复杂，睁眼闭眼间说的都不一定是自己心里想的。人组成的世界，有时候干净的像风吹过的天空，万里无云，瓦蓝瓦蓝的，有时候又像被矿工掏过的煤窑矿坑，浑浊的连我们自己的影子都看不到。
小学语文课程由易到难，从最开始的a o e i u ü，到李白诗歌的写作背景、诗人要表达的意象等等，偶尔老师会叫同学站到讲台前面，朗读自己写的作文。我只记得有个小伙伴在表达狗的忠诚时写道：大黄，它像一座雕像，又仿佛一个忠诚的卫士一样，在太阳斜着洒向大地的傍晚，端坐在家门口，死死地盯着我放学回家的路口......同学和老师都说写得好，我也不例外，但我说不上哪里好，只是不知道雕像、卫士长啥样，太阳一度怎么能斜着洒下来，不都是照在人的身上产生长短不一的影子吗？后来，年龄渐长，我才明白，原来写作文需要一些想象力的，这种奇妙的力量，或者来自书本，或者来自周围环境，总之是我们平时看到、装到脑子里的。也难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县城就一家书店，沿街的商铺也零零散散没几家。县城中心位置不远处，倒是有家卖凉皮的小店生意很好，它隔壁是副食厂，门口有个人卖蜂蜜粽子，听说卖了很多年。
我上学总经过凉皮店。夏季，北方的县城多了几分燥热，卖凉皮的西施在巴掌见方的小店里迎合着顾客们的需求翩翩起舞。门口置了一个长脚圆凳，一位老人捋着胡子在歇脚，他的眼睛盯着前面街道上来来回回穿行的人和车辆。老人的脑海仿佛穿越回到了青年时期：那时，他是一个精壮的男子，走到哪里，自家的黄狗跟到哪里。他拥有极好的邻里口碑，源于他乐于助人的品质，而且耐心极好，总是笑眯嘻嘻的和人说话，嘴角眉宇像舒展的云彩，让迟暮之年的老人也有了多活一些时日的勇气。
夏季无风，空气温度也上去了，自由而肆意流动让人躲闪不及，物理课上的老师趁机说：“孩子们，你们能感受到热风流过来，脸上暖烘烘的，空气作用在脸上，你们的皮肤有一种压迫感，你们的脸对空气有反弹作用，这就是流体力学。这时候的力有两种：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它们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物理老师说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终于讲明白了，孩子们也不住地点头。
“哎呀，实在是太热了。”街道两旁的人朝着一块阴凉地跑过去。也是，这种天气，往地上倒一滩水，没一会儿就干成水汽了，找都找不到，再说了，连人喝的水都没有，哪有往地上倒的水。门外飘着一股恶臭，下水道也干了，内嵌的管道泛起一阵阵肮脏、难闻的气体，这时候谁要再往门外泼一盆脏水，不管三七二十一，邻居们纷纷探出头来，真要骂死了！但是人民的公仆啊，无论天气状况多么恶劣，他们总是笔直地站在工作岗位上指挥着稀少的车辆，阳光毒辣地能穿透警帽。街上总共没几辆车，所以交警的哨声异常响亮，远处大商场的服务员都能听见，她们只是低声地说了一句：“交警们真辛苦啊。”空荡荡的人行道上偶尔走过来一个人，好像从村子里来的，不知道这是第几次进城，反正没有表现出对城里丝毫的陌生感。择了一处台阶，这位老伯就舒舒服服地坐下了，顺手将背着的袋子撂在一边，不由分说摘下草帽就扇了起来，这时候应该有人随手递给老伯一杯茶，但是没有，这里终究和家里不能比，也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地方，更没有老伴儿服服帖帖地伺候，老伯仿佛想起了什么，只听见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读小学一至三年的时候，确实是个怪胎，不仅在同学眼里，各科老师也感到好奇。有隔壁班的家长，临走时对其他家长说：“四班有个小朋友，穿戴干净整齐，一看就很聪明，但就是上课直直盯着黑板发呆。这孩子是不是小时候发烧……” 没错，我穿戴整齐，不调皮捣乱，爱护公共财产，不迟到，不早退，尊敬师长，爱护同学，除了学习，其它都好。这是学生评价手册里，老师对我的评价，乍一看很肯定，这种宽泛的肯定让我感到了一丝不安。实际上，我怯懦，尤其是没有任何学业上的长处，让我战战兢兢地在小学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早读时间，语文老师经过我旁边的时候，走过又回头轻轻地嘱咐道：“如果听不懂，提前预习一下，课上还听不懂，课后可以问我。”我感激地点点头。老师离开后，整个过道都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芬芳。不得不承认，彼时的我像窗外的千年古枣林，当最后几片红叶飘落的时候，老师拿手接住了，并叮嘱：花开终有时，结果正当时。
小学跨到四年级，需要升级考试，我最终没有带给老师惊喜，勉强去了一个普通班。丁老师期待的、那股来自我体内的洪荒之力没有爆发，我像一个武侠电影中拜在大师门下的学徒，任凭师父终日如何教导指点，我始终得不到心法，无法开悟和开化。站在庭院门前，师父看着山脚下的弟子不得要领，一个劲地捋须摇头。师父着急，弟子也急！
小学阶段的下半程，我遇到的两位主课老师都是男士。班主任刘老师整日一副深色墨镜，头发耷拉在墨镜边缘，乍一看有点儿小帅，他脚蹬一双尖尖的黑色皮鞋，鞋跟处打了铁掌，在水泥地上走起路来叮叮作响，增加了几分作为班主任的威严感。我们只要听见空气中扬起的铁钉声，嘈杂的教室瞬间安静了下来，我们佯装奋笔疾书，手握笔在纸上莎莎作响，乱写乱画。
上体育课的时候，听说隔壁大院今天施工现场挖出了“宝贝”，也不知道是哪位先人被埋在了这里，亦或是古代沙场争战，落败一方的骸骨。在记忆里，被时间和风沙掩埋了。我大脑里只是机器嗡嗡的轰鸣声，仿佛瞄见各种施工设备惊起芦苇丛中休憩的雀鸟。总之，生硬的生活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念书好像也没啥大用，至少现在没用。
教我数学的马老师，质朴的像个农民，他总是一席浅灰色西装，脚上一双条绒黑布鞋，袜子也是黑的。除了上课和去校长办公室，他手里总夹着半支烟，看哪个学生不顺眼，就在走近同学时猛猛地吸上一口，提前震慑一下。他不知道的是，这些被震慑的同学，绝大多数都吸烟，有人还嫌老师吸的烟档次太低，虽然这些同学在校门口都是论支买烟。
马老师讲课很卖力，讲题前总要跟学生打声招呼，他讲题时不允许任何人注意力不集中，或者不允许被叫到时答不上来。马老师像一列被上了发条开往大兴安岭的列车，在天寒地冻的雪国，不畏零下冰冷的环境，呜呜地冒着强悍的白烟。凭此一招，我们班数学成绩在全年级出类拔萃，来自家长群体中以前的不理解，逐渐变成了孩子们读书时的配合，而我暂时排在后面。
我们县城虽小，但五脏俱全。上班地上班，开店地开店。午后的温度降了，街道上逐渐有了人，无规则的聚集像小水滩一般形成了群落。马路上人车嘈杂，清晰的世界变得模糊。隐约听见远处广场上忽高忽低的音乐，不知是广场舞音响电量不足，还是经过的车辆挡住了声音的传播，反正这阵声音丝毫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反而给这个阴沉的天气平添了一些气氛，让人的心情普遍压抑了不少。
县里大旱。干旱持续了一阵子，大人们紧绷着的面部表情始终没有松懈，人们心想，哪怕牛累趴下了，拉的车不能翻。天上的云走得很慢，远远地低头注视着大地上的一草一木。人类和自然的博弈，终其结果，没有定论，反正双方都绷着，谁也没有丝毫退让的意思。无论怎样，束缚不住的永远是孩子，哪怕被滚烫的热浪袭击的只剩下半口气，也阻止不了他们追逐打闹。偶遇几个游手好闲的顽童，趁大人不注意，嗖的一声，推起自行车，一只脚搭在二八大杠上面晃来晃去，另一只脚前后蹬、来回助力，等大人抬头的一瞬间，连人带车已经走远了。大人们懒得管，或者说管不住了，只是煞有介事地嘟囔几句：“孩子大了，让他们自己学吧，是羊都有一把草呢。”
高年级的教室是一排排平房，讲台很矮，中间横着一张课桌。语文和数学课几乎占满了，体育和美术老师也总有事请假。偶尔数学马老师讲累了，就让我们自习。数学老师趴在讲桌上，两只臂膀宛如一张大网，将讲桌盖了个严严实实。他拿出一张白纸，慢腾腾地吸一管红色墨水，用大拇指故意将笔尖掰弯。然后在纸上来来回回无数次写下批改作业要用到的100分，在这个分数下快速地摩擦，顺便多出两横。他对自己的教课质量特别自信，他留的作业、学生们的考试成绩，几乎都是100分。受这种氛围的熏陶，我也极其强烈的渴望那一次次被写在试卷上鲜红而粗壮的100分。
夏至。北半球进入了昼夜平分的一天，我和小伙伴们盼着太阳直射逐渐南移。彼时，温度会慢慢降下来，生活逐渐变得清爽，秋天也就不远了。
“伏天还没完，正热着呢。”几个貌似从田里走出来的老者，打断了这群文化人的思考。老百姓厉害得很，他们虽没有受过系统的天文、地理学科的教育，单凭这些年与土地打交道的经验就能将这些从学校出来的娃娃们撞个满怀。你看脚下黄土大地干燥地起了皮，院子里的四角尘土飞扬，呛得让人不禁捂住了口鼻。黄土啊黄土，你终究放弃了融入山间台地，孕育生命的想法，你也是那般荒凉，风吹过来都不舍得发出声响，悄悄溜走了。出风吹又生，风都不舍得留恋的地方，彻底成了土地和自然界其它生命抗争的疆域。生生不息的人们，偶尔低头看见几株枯草，慵懒地躺在光秃秃的大地上，有的竟然被羊群嫌弃过。荒凉久了，这种孤独与落寞，不知道展现给谁看。
“你来一下。”一个饭后的傍晚，我被马老师叫到了办公室。
“你为什么在学习上不使劲？”马老师表情轻柔，但言语的穿透力飘在空气中，足够击碎南极洲的冰山。我一时支支吾吾答不上来，这是第一次我被老师一眼看透。我躲闪不及，被马老师父亲般的大手拍打了后背，他随即让我回去了。此后，我在班里被提问的次数逐渐增多。一天课间，班长说我的名字被老师添加到数学竞赛的名单中去了，他露出一脸的羡慕，还怂恿周围同学对我发出啧啧声。马老师宽阔的像一匹骏马，正如他的姓一样：我老马出马，就没有搞不定的事情。
以后破晓的清晨，我像一个被设定好的程序，还没到点就自动醒来。通往小学的路上，我边走边在脑海中列出了一天的学习计划，甚至夸张到语文课上被提问了几次，数学课上帮助同学解围迎来几次掌声等，都清晰在目。
岁月如此美好，我看到路边的花，民居上趴着的壁虎，都是那么含情脉脉。每日的晨光和暮晓，仿佛都是为了带给我新生而陪伴左右。
六年级上学期，班主任病了。快到学校的十字路口，拐弯处班主任家开的五金商店也看不到老师的影子，只有师娘终日坐在门口卖她家的炉子、苕帚、洒水壶等商品。
这学期的数学课多的让人窒息，隔壁班的老师代上每周仅有的几节语文课。数学马老师对我们说：“新来的语文老师，有责任上课，没义务管人！”于是，语文课上，大家听得比以往都认真。
燥热的夏季，我仿照电视上成年人的动作，干脆光着膀子，为自己和班级荣誉，彻底努力一段时间。夜幕下，台灯投出我的影子，在屋外星星和月亮的注视下，仿佛那时的岁月是为了迎接我的未来而不懈守望。
升学考试前，我们像往常一样，过了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操场上喇叭声音很大，清脆的音乐暂时消散了同学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庆祝大会最后的表彰环节，“雏鹰大队长”、“优秀少先队员”、“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等，一字排开站在主席台中央的位置，奖品被封装在透明袋子里，鼓鼓的一大包，引得台下的同学发出一阵阵赞叹声。我们列队整齐，倾耳聆听年级主任宣读受表彰的学生名单。当名单被宣读完毕，我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内时，人群中爆发出巨大的惊叹。在班主任缺席的学期，我竟然荣获了优秀班干部的称号。
记忆的场景创作了精彩的画卷，童年的笔触连同水彩点缀出了唯美的故事情节。童年，俨然成了旧时岁月残影中的符号。那些或痴迷懈怠或懂得奋斗的日子，终究在获得了老师、同学的肯定声中，犹如洪水猛兽，合着脆弱的情感，咆哮着奔流到远方。
时间到了初秋，倒是没那么热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早早地光顾了，簌簌的风裹挟着树叶，一股脑地扑向县城，瞬时听见噼里啪啦的雨，夹杂着冰雹打在大街小巷。茶余饭后的一群妇女，惊慌失措，拼命地呼喊巷道里疯玩的孩子们赶紧往家跑。一时间，家里的大人收衣服地收衣服，老人们一瘸一拐，大步流星走到堆着粮食的麦垛前，扯来一大块篷布赶紧盖起来。人们顾不上被风吹雨打，麻溜地用铁锹把院子里连通水窖的水渠杂物掏走，混着泥土的雨水被急速地收集到水窖里，连泥带水溅起的水花，飘来一阵阵厚重的泥土味。待到雨过天晴时，水窖里的雨水，经沉淀后也变得清晰明朗起来。
揭榜的日子还是来了。我不情愿地跟在母亲后面，学校外墙被密密的人群围得飞不出一只萤虫，母亲抱着我，喘着大气催我：“快仔细找找，你在哪里。”我紧张地屏住呼吸，在几百个名字附着的名单后面，眼神来来回回扫了几遍，终究没有发现自己。
母亲抱不动了，放下我，埋怨地问：“莫不是真没学上了吧？”
“妈，让我再试试。”我望着母亲额上渗出的汗珠，试探性地说。
母亲又一次抱起我，我换了个自己不太相信的角度，从前到后在名单上试图找到我。
“妈，妈，妈......”
一瞬间，我的心脏仿佛失去了跳动，而后被心内科的医生用除颤仪电击灌满全身。
我出现在红榜第三的位置，成绩旁的括号里写道：语文单科成绩，全县第一。
1998年，小升初是一场大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