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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立冬的宣恩，竟有几分薄薄的、温软的暖意。贡水河清粼粼地流着，仿佛一匹忘了季节的绿绸子，松松地挽在城的腰际。我沿着河岸走，脚步是散漫的，心也是散漫的。风过处，岸边几株零星的银杏，簌簌地抖落些金黄的叶子，打着旋儿，有的飘到水里，被水载着，悠悠地去了；有的落在石阶上，静静地铺着，像一些不小心遗落的、小小的扇形的梦。
我的心，却蓦地被这几点金黄攫住了。不是眼前的这几片。是远在东门关那边，那一大片沉甸甸的、燃烧了千五百年的金黄。那株“九子抱母”。看天气预报，说不久便要有一场绵长的冷雨，气温也要陡然跌下去。这眼前伶仃的几片黄叶，怕是要被那风雨打得零落无踪了。那深山里的千年银杏呢？它的金黄，该是浑厚的、磅礴的，能经得起几番风雨的吧？可这念头一起，便再也按捺不住。仿佛那一片金黄不是在山里，而是在我的心尖上摇曳着，呼唤着。趁着这周末，天光尚好，阳光正暖得像个慈悲的谎言，我便决定去了。去看一看那“九子抱母”，也再看一眼那盘踞在我少年记忆里，如今已换了容颜的东门关。
车，还是沿着老209国道走。这条路，我已熟得不能再熟。窗外的景致，是湘鄂西山地典型的模样：山是连绵的，层层叠叠，由近处的青黛，渐渐晕染成远处的淡蓝，最终融化在天际的灰白里；田畴与屋舍，便依着山势，高高低低地散落着，像一盘凝固了的、安详的棋局。路是极好的柏油路，平坦、光洁，车轮碾过，只有一种低沉的、催眠似的嗡鸣。太顺遂了，顺遂得几乎让人有些怅惘。我的记忆，我那属于80年代中期的、晕车少年的记忆，却顽固地、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拉回到另一条路上去。
那时的路，不叫路，叫“磨难”。从李家河那尘土飞扬的小站上车，车是那种老旧的、漆皮斑驳的客车，发动机的声音像患了痨病的老牛，吭哧吭哧，总叫人担心它下一口气会接不上来。过了高罗，到了板寮，便意味着“爬东门关”这场仪式的正式开始。车头猛地一沉，随即昂起，开始向那堵望不到顶的、墨绿色的巨大屏障发起冲锋。
路是碎石与泥土铺就的，狭窄得堪堪容两车交错，而那样的“盛会”是极少的，多数时候，对面只有沉默的悬崖或深谷。弯道是一个紧挨着一个的，没有缓冲，没有过渡。司机是个神情严肃、嘴角紧抿的中年人，他手中的方向盘，像一个疯狂的陀螺，左旋，右转，再猛地回正。车身随着这剧烈的动作，左倾，右斜，人在车厢里，便成了簸箕里的豆子，身不由己地滚来撞去。胃里刚刚吃下的一点东西，立刻就开始不安分地翻腾、涌动。那是一种从腹腔深处升起的、无可抵御的恶心，混合着恐惧，对脚下万丈深渊的恐惧，和对这无尽盘旋的绝望。
车厢里永远是超载的。坐着的，站着的，人挨着人，人贴着人。各种气味在密不透风的空间里发酵、混合：浓烈的汗酸味，劣质卷烟辛辣的焦油味，或许还有谁箩筐里活禽的腥臊，以及不知谁晕车呕吐后的酸腐气。空气是黏稠的、沉重的，吸进肺里，非但不能缓解恶心，反而像给那翻腾的胃又加了一勺滚油。我常常是蜷缩在靠窗的角落，紧闭着眼，脸色苍白，额上沁出冰冷的虚汗。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那是母亲早上塞给我的，她知道我必定要吐。耳边是引擎的嘶吼，是乘客们因颠簸而发出的短促惊呼或压抑的呻吟，还有售票员用土家方言报站名的、被颠得断断续续的声音。
那时的东门关，于我而言，不是“千树峥嵘含野翠，万峰环抱蔚新颜”的形胜之地，而是一座巨大的、有生命的刑具。它用无尽的弯道折磨我的身体，用骇人的峭壁震慑我的心灵。三个多小时，二百里路，每一分钟都被拉长成黏稠的胶状物，缓慢地、令人窒息地流动。我哪有心思看什么“楚天一色锁高关”？我所有的愿望，卑微到只剩下一个：赶紧结束，赶紧下车，双脚踩在坚实的、不再移动的土地上。
这种“磨难”，并非我一人独有。听老辈人说，在更早的、连这碎石班车都没有的年代，人们去县城开会、办事，全靠一双脚板。从李家河出发，翻越东门关，步行到宣恩，要走足足一天多的时间。天不亮就起身，揣上几个冷苞谷粑粑，穿上最耐磨的草鞋，在晨雾中踏上那“一千五百零六级”石梯。汗水浸透衣裳，又被山风吹干，留下一层白花花的盐霜。夜晚或许借宿在山间的农户家，或许就在岩洞里蜷缩一宿。那才是真正的“行路难”。比起他们，我坐在那颠簸的车上，忍受几个小时的晕眩，似乎又算是一种“进步”的奢侈了。
到了90年代初，我参加工作了，竟又回到了家乡李家河。命运仿佛画了一个圈。往来县城，依然是那条路，那趟车。所幸，年岁渐长，晕车的毛病竟不药而愈。身体是适应了，但路途的漫长与不便，并未改变。去县城办点事，往往清晨出发，抵埠已是晌午，匆匆办完，当日是决计回不去的了。那时县城里有家叫“交通旅社”的简陋旅社，成了我们这些乡镇干部常年的“中转站”。夜晚，躺在吱呀作响的木床上，听着窗外陌生的市声，心里盘算着第二天回程又要耗费的半日光阴，东门关那巨大的阴影，不仅横亘在山水之间，也沉沉地压在心头上。直到一种近乎永恒的疲惫。
一切的改变，要等到二十一世纪的钟声敲响之后。那山腹之中传来沉闷而喜悦的轰鸣，不是雷声，是开山的炮响。2005年5月18日，东门关隧道建成通车。消息传来时，我正在李家河的办公室里，心中涌起的竟是一种近乎失重的恍惚。那条折磨了我整个少年、又占据了我青年时代许多光阴的险路，那条让无数先民“肩挑背驮”、让无数筑路者洒下血汗的老路，就这样，被一条幽深的、明亮的隧道，轻轻地“绕过”了。时间被拦腰斩断，路程缩短了一半。天堑，真的成了通途。
我的车，如今走的便是这隧道。几分钟的光景，眼前一片短暂的黑暗与橘黄色的灯光，待重见天日时，已是从前需要艰难攀爬许久才能抵达的山的另一面了。便捷得有些虚幻。我没有径直去东门关旧址，而是先折向了那株千年银杏。
还未近前，已感受到一股不同寻常的热闹。路两旁停满了车，各式各样的，从州城来的越野车到本地的摩托车，挤挤挨挨。人声、笑语、孩子的尖叫，像沸水般扑面而来。我怔了一下，记忆里，这深山的古树，该是静穆的，孤独的，只与风雨鸟兽为伴的。
走过一片缓坡，那庞大而金黄的身影便猛然映入眼帘。霎时间，四周的喧嚣仿佛尽数消散，只余下视觉与心灵的双重冲击。这便是“九子抱母”。母树的主干，怕是十多人都难以环抱，却早已不是我们印象中那般笔直参天的模样。仅剩下一圈苍黑皴裂、厚似铠甲的枯木，其上的纹路深邃凿刻，纵横交错，宛若武陵山脉古老的地形图，又如一部无人能完全破译的、用刀斧镌刻的编年史。
而真正让它获得“九子抱母”这动人名字的，是那九株从母树根部环抱而生的子树。它们已不是幼苗，每一株都有合抱之粗，笔直、健硕、生机勃发，紧紧地、依恋地簇拥着中间苍老的母体。九株子树的树冠与母树残余的枝丫，在空中连成一片巨大无朋的、辉煌灿烂的金色云盖。阳光穿透这层层叠叠的、半透明的扇形叶片，光线被过滤、被柔化，洒落下来，变成无数晃动的、温暖的金色光斑，落在树下厚厚堆积的落叶地毯上。
树下，是人的海洋。孩子们最是欢腾，他们捧起大把大把金黄的落叶，用力抛向空中，然后在那一片纷纷扬扬落下的“金雨”中，蹦跳着，尖叫着，小脸笑得像绽放的太阳。爱美的妇人们，穿着鲜亮的衣裙，红的、蓝的、紫的，在那一地金黄里格外醒目。她们或倚着树干，或坐在落叶上，或扬起手臂作飞翔状，对着手机镜头，绽开各种灿烂的笑容。摄影爱好者们则显得沉稳许多，他们举着长枪短炮，时而仰拍那遮天蔽日的金色华盖，时而捕捉孩子们天真的笑靥，时而又将镜头对准那苍劲的树干，试图在光影中凝固下这千年生命的风骨。
银杏树旁，是一个修缮过的土家院落，飞檐翘角，木质的板壁泛着温润的光泽，与这古树相映，倒添了几分人间烟火的古朴。院墙外，更是热闹。炸土豆的小摊前排起了长队，滚油“滋啦”作响，混合着椒盐的焦香，一阵阵勾人馋虫。加工泡米花的机器，“轰隆轰隆”地转个不停，白色的米花像喷泉般涌出，散发出谷物特有的、温暖的甜香。
我站在人群的边缘，静静地看着。心里是复杂的。我为这古树感到高兴，它不再寂寞，它的美被更多人看见、欣赏、记录。这热闹，是时代的馈赠，是生活富足安宁的写照。然而，在某一瞬间，我又感到一丝淡淡的失落。我记忆里，或者说我想象中，那该是属于这千年灵物的、宗教般的静穆与孤独，似乎被这人间的喧腾冲淡了些许。它像一个从漫长的历史沉睡中忽然被推至舞台中央的尊者，温和地、宽容地接纳着这一切，用它无言的璀璨，抚慰着每一颗慕名而来的心。它的静，是内里的，是那空了的心，是那看尽一千五百年云卷云舒、人来人往的瞳孔深处的静。这外在的喧闹，或许并不能真正侵扰它。
我弯腰，拾起一片完整的落叶。叶脉清晰，宛如掌纹。一千五百年前，当它还是一片嫩绿的新叶时，这东门关下，走过的是谁的队伍？是唐宋的戍卒，还是土司的兵丁？它听过盐巴背夫沉重的喘息，也听过苗歌唱晚的悠扬吧。它见证过“分疆划界”的森严壁垒，也见证过“化洽邮边”的慢慢融合。它荫蔽过无数代在此歇脚的行人，如今，又荫蔽着我们这些坐着汽车轻松而来的游客。这片小小的叶子，便是它写给时光的一封金色的信笺，轻轻飘落在我手里。
辞别了喧闹的银杏，我重新驱车，拐上了那条如今已降为乡道、却声名大噪的“王板线”——即原G209国道的东门关险段。这条路，已完全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路面拓宽了，铺着平整的沥青，险峻处都立着坚固的护栏。路旁的山壁上，偶尔还能看到当年开凿时留下的、狰狞的岩石断面，像未曾愈合的伤疤，诉说着另一段艰辛。
车在“之”字形的山路上盘旋上升，每一个回头弯，都像一个巨大的观景台。停下车，凭栏远眺。群山如海，波涛般在脚下铺展，直至天际。深秋的山色是丰富的，墨绿的松杉，淡黄的灌木，间或有一树树猩红的乌桕或枫香，像跳动的火焰。山风浩荡，带着深谷的凉意，呼啸而过，刮得人衣袂飞扬。站在这“壁立万仞”之巅，乾隆年间宣恩知县贾思谟的诗句，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
晓岚霭障耸尘寰，目极山光景物间。
千树峥嵘含野翠，万峰环抱蔚新颜。
门留垒迹成今隘，化洽邮边辑古蛮。
驻足欣观形胜地，楚天一色锁高关。
好一个“楚天一色锁高关”！这是文人墨客的豪情与审美。然而，对于生活在此地的人们，对于南来北往的商旅，“锁”字背后的意味，却是实实在在的阻隔与艰难。这里是“土司割据，分疆划界”的关隘，是“扼来凤、鹤峰两县往来咽喉”的锁钥。北面是清江县（今恩施市），南面是羁縻州（土司管辖之地），一道关墙，隔开的是不同的管辖，不同的赋税，甚至不同的风声。
“改土归流”之后，中央政令直达，这关隘的军事意义稍减，而交通孔道的作用凸显。那条著名的“盐花大道”便从此经过。我试图在荒草与灌木间，寻找那“一千五百零六级”石梯的遗迹。它们或许已残破，或许已被新的路基覆盖，但那曾经的光滑与凹陷，是无数双脚板、无数个背篓、无数滴汗水磨砺出来的。在人力畜力的时代，一篓盐巴，一卷布匹，从山脚背到山顶，需要的不仅是力气，更是对生活的全部渴望与忍耐。山间仿佛还回荡着背夫们沉重的号子，混合着骡马脖颈上铜铃的叮当，在空谷中传响，又被岁月吸取得无声无息。
这“不通公路”的困局，严重阻碍着这片土地的呼吸。改变，始于1958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宣沙公路开建，东门关段是其中最硬的骨头。县长陈志一亲任指挥长，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战争”。1959年寒冬，一千五百多名民工，汇聚在这绝壁之下。没有大型机械，只有钢钎、铁锤、炸药，和一双双布满老茧的手。他们腰系绳索，悬在半空，一锤一錾，与似乎不可撼动的山岩搏斗。那是何等壮阔而又悲怆的画面！炮声隆隆，石屑纷飞，汗水和血水，一起渗进即将成为公路的岩缝里。1960年底，东门关段基本建成；1963年，宣沙公路全线通车。昔日的盐花大道，终于结束了“肩挑背驮”的历史，迎来了汽车的马达声。
然而，这条“硬生生凿出”的碎石路，其通行之难，我辈已有切身体会。“路窄弯多坡长，晴雨难行、雪凌更难行。”它是一条生命线，也是一条依然布满坎坷的险途。直到1981年，它被正式确定为G209国道的一部分，它的重要性被国家确认，改善的期望也在人们心中愈发强烈。
转机出现在1984年的春天。一位老人驻足于此，他并非墨客，却有着诗人般的眼光与政治家的远见。他望着这险峻的关山，说：“将来在山下打一条隧道穿过去就好了。”这句话，像一粒种子，落在了宣恩干群的心田里。此后经年，争取隧道项目，成了几届县委、县政府不懈努力的目标。改善在逐年进行：1999年底，路达到了山岭重丘三级标准，铺成了油路。脚下的路，变得稍微平顺了些。但真正的飞跃，要等到新世纪钟声敲响，国家西部大开发的东风吹拂武陵山腹地。项目争取成功，勘探启动，工程上马……时间表清晰地记载着人们的期盼与奋斗：2002年11月，改线及隧道工程正式启动；2005年5月18日，隧道通车。那一刻，东门关的历史，真正被改写了。
如今，我脚下的这条“网红路”，正是当年那条令人色变的险路“变身”而来。2017年按旅游路标准改扩建，2020年全面完工。护栏是安全的，观景台是体贴的，沿途甚至有了介绍人文历史的标牌。险峻依然在，但已从一种恐怖的体验，转化为一种可欣赏、可感叹的壮美风景。历史的层理在这里清晰可辨：最幽深的地下，是承载当下快捷生活的隧道；山腰盘旋的，是铭记着艰苦奋斗岁月的“网红”老路；而山巅那已漫漶不清的石梯遗址和关隘残迹，则沉默地诉说着更加悠远的、人力时代的艰辛与智慧。
沿着老路继续向上，快到旧时关口所在，便听见了水声。初时隐隐，如远处闷雷；愈行愈近，则变成万马奔腾般的轰鸣。转过一个山嘴，“东关飞瀑”便豁然悬于眼前。
二仙岩的峭壁，仿佛被一柄巨斧劈开了一道狭长的缝隙。一道白练，不，那不是白练，那是一股凝聚了整座山岩精魂的、奔腾不息的力量，从极高处的观音洞口喷涌而出。它没有丝毫犹豫，没有丝毫留恋，径直朝着百丈之下的深潭，义无反顾地纵身跃下。李太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奇句，用在这里，竟是如此贴切，仿佛这诗句本就是为这瀑布而生的。下落的过程，是惊心动魄的。水流在空中被扯成缕缕素绢，又被山风撕成蒙蒙水雾，阳光照射过来，便幻化出一道若隐若现的虹霓，像给这刚猛的瀑布系上了一条柔美的纱巾。最终，它重重地砸在潭底的巨石上，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激起千堆雪浪，万斛珠玉。
我站在观瀑台上，似乎水汽随风扑面，带来沁入骨髓的凉意。这瀑布，看了多少年？它看着关隘兴起，看着石梯被足迹磨亮，看着背夫的身影在它面前如蚁般挪动。它听过土司兵丁的刀剑碰撞，也听过筑路民工开山的炮响与号子。清代宣恩知县苏于洛为它留诗：
壁立万仞山，险要扼东关；洞口有飞瀑，高悬碧落间。
又有不知名的诗人写道：“洞口飞瀑天半响，澎湃下落前百丈。夏有积雪不可融，古木虬蟠生莽苍。” 这后两句，点出了此地的奇景：即使在盛夏，岩壁背阴处仍有积雪未融，与飞瀑的奔腾、古木的苍翠并存，构成一幅跨越季节的、永恒的自然画卷。
瀑布是时间的另一种形态。它永在流动，永在更新，每一秒的水流都不是上一秒的水流。然而，它又是恒常的，千年以来，就在那里，以几乎不变的姿态轰鸣着。它不像那棵银杏，用一圈圈年轮积累时间；它是用不间断地坠落与粉碎，来诠释时间的绵延与力量。它和银杏，一动一静，一垂一立，共同守护着这东门关的魂魄。它们都是历史的目击者，但瀑布更像个激情的歌者，将它所见的一切，都化作了永不停歇的轰鸣与叹息。
下山时，已是日影西斜。我没有再走隧道，而是顺着这条“王板线”蜿蜒而下，算是完成一次对旧日时光的、缓慢的告别。夕阳给群峰镀上了一层温暖的、橘红色的金边，晚岚渐渐从谷底升腾起来，丝丝缕缕，缠绕在山腰。关山越发显得苍茫、静穆。
我想起清代宣恩知县张廷烜的《东门关》：
巍巍东门关，远望云端峙，
连山尽陡绝，一径披榛始。
蛮峒十八司，设险实在此。
负固今谁存？荒烟剩遗址。
闻言三太息，斯语富且旨。
众志贵成城，土崩城斯圮。
寄语守土人，雄关不足恃。
“众志贵成城，土崩城斯圮。” “雄关不足恃。” 这真是穿透历史的金石之言。再险要的关隘，再坚固的屏障，若人心离散，也不过是顷刻可破的土墙。而真正的“城”，是众志成城的意志，是向往美好生活、并愿意为之奋斗的民心。东门关的变迁史，正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从隔绝到打通，从天险到通途，依靠的不是关隘本身的坚固，而是一代又一代人“改天换地”的“众志”。那绝壁上的公路，那山腹中的隧道，那如今平坦美丽的旅游路，哪一样不是这“众志”所凝结的“城”？
而“雄关不足恃”，还有另一层意味。地理的关隘可以被征服，但心灵的关隘、发展的关隘呢？隧道通了，路好了，人们便捷地进来，又便捷地出去。如何让这古老的关山，不仅是一条通道，更是一个值得停留、能够滋养人的地方？那棵“九子抱母”的热闹，或许是一个开始。人们来看的，不仅仅是树，更是那树下沉积的时光，是那“九子抱母”意象中蕴含的生命传承与依恋的温情。这关，这瀑，这无数的历史遗迹与传说，都是独一无二的财富。它们需要的，不是被“恃”为屏障，而是被理解、被珍视、被活化为当下生活的一部分。
车行至山脚，暮色四合。回望东门关，它已化作一道巨大的、深蓝色的剪影，沉默地镶嵌在璀璨起来的星空之下。那千年的银杏，此刻该已送走最后一批游客，重归于山夜的静谧了吧？那瀑布，该还在不息地轰鸣，那声音被夜晚的山峦吸收，化作更低沉的、大地脉搏般的律动。
银杏记得所有。它记得每一片叶子由绿转黄、飘然落下的轨迹，记得树下每一个瞬间的悲欢。关山知道一切。它知道石梯上每一个脚印的重量，知道炮声里每一份改变的决心。
而路，在脚下，也在心上，继续向着灯火可亲的烟火人间，温柔而坚定地延伸下去。这便是我此行，穿越一片金黄、聆听满山轰鸣后，所领悟的，关于时间、记忆与生活的最朴素也最悠长的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