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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记忆，是被一条路轻轻撬开的。
那条路，像一柄沉入大地的青灰色钥匙，沿着山谷的锁孔，缓缓转动。由青石板铺就，一块衔着一块，向山峦深处蜿蜒。石板的颜色，是被无数个晨昏与风雨反复浸染后才有的那种灰青，边缘浑圆如古币，表面光滑如老玉。两块石板并排的宽度，恰好容得下一个挑着担子的身影，不宽不窄，仿佛为某种特定的步态与节奏量身定制。我第一次踏上它，脚掌传来一阵奇异的战栗——光滑、坚硬，却又带着一种被万千血肉之躯焐热后的、沉甸甸的温润。
父亲说，这是老路。以前，驮盐巴的马帮，贩茶叶的客商，都从这上面过。马蹄铁与钉鞋，曾将它的脊背打磨得锃亮。
那时的我，哪里懂得什么盐茶古道。只觉得这条路本身就是一部无字之书，有趣极了。一块接一块的石板，像一串巨大而沉默的琴键，我的脚步是那唯一的、生涩的弹奏者，踢踢踏踏，敲响一支通往未知与欢愉的童年序曲。路两侧的山坡下，被墨绿的山峦温柔环抱，几簇黛瓦木墙的院落，像被仙人信手撒在岚霭与田畴间的棋子，疏朗，安详。那里，有表哥的家，有我整个童年的“司城”，我记忆的渊薮，我情感的“第二故乡”。
许多年后，我才恍然，这条路，不仅通往一个村庄，更通往一片被重重时光覆盖的土地的幽深内核。而我童年所有的嬉戏与探寻，不过是在它最鲜嫩的表皮上轻轻掠过。
司城的山，是沉默的巨人。骨骼是坚硬的青石，常常嶙峋且执拗地裸露在日光下，泛着冷冽而固执的光芒，仿佛拒绝一切柔软的覆盖。田地，便是在这巨人的指缝间、胸膛上，被一代代先民，用汗水与心血，一锄一镐，生生“抠”出来的。它们一片片，一坝坝，镶嵌在山谷的底部，像缀在巨人粗砺衣衫上的锦绣补丁，也像被打碎了的、巨大的镜面，拼凑出一个迷离的倒影世界。镜子里，盛着流云，盛着天光，盛着四季轮回不息的色彩。
一条无名的小溪，从“寨堡”群山的褶皱间悄然醒来，带着山泉特有的清冽与活泼，毫无防备地流过田野。哗哗啦啦的流水声，是这片天地中最古老也最鲜活的韵脚的。
顺着溪流往下，会遇见一座桥，一座有顶、可遮风避雨的廊桥，乡人唤它“风雨桥”。黛色的瓦，木质的桥身，被岁月和无数倚靠的臂膀磨出了一层深沉、近乎琥珀色的光润。它宛如一位饱经风霜却依旧宽厚的长者，默默地张开臂膀，庇护着每一个过客，无论是突如其来的山雨，还是人生旅途中片刻的沉重倦意。
桥头河畔，有一口水井。石砌的井沿，内壁生着茸茸的、墨绿如丝绒的青苔。井水清澈，俯身看去，能望见自己小小的、随波晃动的倒影，以及井底那些被水流抚摸、翻滚了数年的卵石，每一颗都圆润得毫无棱角。盛夏时节，赶路至此，掬一捧井水入口，那股凛冽的甘甜如同一道冰线，直透心扉，仿佛能瞬间涤去骨子里积攒的所有尘嚣与燥热。
东边的山叫凌云山，一座突兀耸立、带着几分孤傲仙气的山峰。山顶有座破败的凌云寺。小时候跟着表哥攀爬，只记得那石阶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延伸，长得仿佛没有尽头。小庙早已倾颓，只剩几个巨大的、仿佛从天外飞来的石礅子，和几块扑倒在地、字迹漫漶如同老人梦呓的石碑，散落在荒草间。那时觉得无甚可看。倒是山顶的风景，开阔得令人心慌。风大得能鼓起单薄的衣衫，猎猎作响。站在那里，整个司城尽收眼底，像一具被精心布置的沙盘模型：错落的黑瓦屋顶升起淡蓝色的炊烟，蜿蜒的小溪如银线穿梭，田野被划分成整齐或不整齐的色块，黄绿相间。那炊烟升起的地方，便是我的世界中心，是我一切温暖、趣味与人间烟火的源头。
西边的山麓，则藏着童年的秘境。几株老柏树，姿态奇崛，似在痛苦中挣扎，从一堆灰蓝色、奇形怪状的巨石间，艰难地伸出虬曲的枝干，却依旧郁郁苍苍，生机盎然。大孩子们传授了一个神圣的秘密：捡起一块石头，轻敲巨岩，“咚——嗡——”，那沉雄又清越的回响，自岩石深处传来，在石林间缓缓荡漾，良久方息。我们痴迷于这种与山岩的“对话”，虔诚地相信这山是活的，有灵性，能应答。于是，那片秘境便有了一个响亮而神秘的名字：钟鼓岩。
沿着钟鼓岩往上，石板路引你走进一个安静的院落群——侯家院子。村口的水田里，一根灰扑扑的石柱孤零零地杵着，比我高出一大截，像一个被漫长时光遗忘的、疲惫的哨兵。大人们说，那是旧时的“拴马桩”。也有在黄昏时分，靠着斑驳门框抽旱烟的老人，用烟杆遥遥一点，声音压得低低的，混着烟雾飘来：“那也是根刑柱咧，早年间，土司老爷捆人用的。”我那时并不真懂“土司”是什么，只是被那低沉的语调感染，走近了，怯怯地伸手去摸。触手是粗粝的、冰凉的，一股莫名的森然之气，顺着指尖倏地钻进心里，让我猛地缩回手，转身跑开，仿佛逃离一个无形的磁场。
在田埂边，于荒草丛里，玩耍时偶尔会踢到一些石头墩子，大半截埋在泥土里，沾着露水和泥斑。墩子上简单雕刻着卷草纹或莲瓣纹，线条已模糊。它们沉默着，仿佛一些沉睡了太久、再也醒不过来的梦的残片。
而童年视野里最巨大、最令人敬畏的谜，是离侯家院子不远的山坡边，那座用方正块石砌成的巨墓。它与周遭绿意盎然的耕地和温馨的农舍格格不入，散发着拒人千里的冰冷气息。墓顶，四块巨大的石板紧密无缝地覆盖着，难以想象在没有任何机械的年代，人们是如何将这些庞然大物运上山坡，又如此精准地安放妥当的。墓室前嵌封着四扇石门，高约两米，宽逾两米五，门上浮雕着圆形花瓣和流转的云纹。墓门两端，蹲着一对石鼓，鼓面花纹已模糊。然而，墓前本该竖立墓碑的地方，却空空荡荡，只散落着一些不成形状的碎石。问遍大人，也没有答案，只说“老古老古的时候就有了”，“不晓得埋的哪个”。它庞大而突兀，彻底无言，宛如一个从天外坠落、沉重无比的问号，硬生生地嵌入这片田园牧歌般的风景之中，成为我童年探险地图上令人心悸的边界，神秘感的终极象征。
但孩童的心是海绵做的，敬畏很快便被另一种更鲜活、更具体的快乐冲刷、覆盖了。那快乐的源头，牢牢锚定在表哥家的堂屋里，在灶膛跃动火光的映照下，在夜幕降临后被蛙声统治的、无边神秘的水田之中。
所有关于司城的、带着体温与气味的温暖记忆，都汇聚在表哥家中。姨父是个地道的庄稼汉，话语挺多，脸上总挂着被日头长久晒出来的、憨厚而踏实的笑；姨母则截然不同，嗓门亮，手脚麻利得像一阵风，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她把我这个“小客”看得比自家孩子还重，每次吃饭，我的碗底总会被她偷偷埋进一块油亮的腊肉，或是一只煎得金黄的荷包蛋。
而表哥，则是我童年世界里真正的英雄。他最令我魂牵梦萦的“魔法”，是夏夜带领我去“照黄鳝”。
那是一项充满原始智慧与野趣的夜间劳作，其准备工作本身，就如同一场庄严的仪式。工具全是亲手制作：去屋前的山湾竹林里，挑选一根笔直、老韧的毛竹，斫下，截成尺余长的竹筒，再用细长的铁钎，屏息凝神，小心翼翼地将内部的竹节一一打通，这便是火把的躯干。取三片质地坚韧的楠竹，削薄成片，在关键部位刻上细密的锯齿，再用麻绳紧紧捆扎，做成夹黄鳝的钳子，其形制介于火钳与捕兽夹之间，闪烁着实用的光泽。最称得上“武器”的，莫过于捉泥鳅的“排针”：两片竹板前端对齐，密密地钉上一排做布鞋用的粗长而尖锐的钢针，针尖在月光下泛着幽蓝且危险的光泽。表哥操作时，神情专注，宛如一位打造神兵利器的古代匠人，每个动作都流畅且富有韵律。我则围着他打转，递竹片，拉麻绳，心里涨满了近乎崇拜的喜悦，仿佛参与了一项伟大的秘密工程。
当夜幕如巨大的黑绒毯般笼罩山野，蛙声便从每一寸水泽、每一丛稻禾根部轰然响起，先是一两声试探性的领唱，旋即汇成一片汹涌澎湃、无边无际的声之海洋，震得人耳膜发麻，心潮随之起伏。我们便赤着脚，高高挽起裤腿，踩进微凉的、柔软而滑腻的稻田泥水里。世界骤然缩小到火把光晕所及的方圆几步之内。这光晕是黑暗深渊里唯一的孤岛，照亮一小片微微晃动的水面，禾苗的影子被火光拉扯得怪诞而修长，像水中摇曳的魅影。水是活的，冰凉的丝滑感缠绕着脚踝，传来大地深沉的脉动。
表哥走在前面，火把举得极稳，那团跃动的光将他专注的侧脸勾勒成一幅明暗分明的剪影。他的眼睛像鹰隼般锐利，扫描着水下任何细微的动静。他屏息凝神，时间仿佛在他周围凝固。手中的竹夹或排针，有时如灵蛇出洞，迅疾一闪，悄无声息；有时则如雷霆下击，稳、准、狠，带着短促的风声。看到黄鳝如一段静止的褐色绸缎静卧水底，竹夹便悄无声息地探入水中，在触及那滑腻身体的刹那猛然合拢；发现泥鳅受惊，如一道黑色闪电般窜动，排针便带着决绝的力度刺下，往往一击即中。
我提着那个口窄腹宽、状似陶瓮的竹篓，跟在他身后，步步紧随。篓中渐渐有了分量，那是生灵在狭小空间里无望而剧烈的抗争，滑溜的身体彼此摩擦、撞击，发出细细碎碎的声响。我的鼻端，弥漫着稻叶被夜露浸润后的清冽香气、火把中煤油燃烧的微呛，以及夏夜本身那种丰盛万物萌发的湿润气息。这一切，交融成一种收获的原始味道。
后来上了中学，也许是冥冥中的缘分，又认识了同班来自司城的同学，偶尔也重访过几次。那时的司城，于我而言，是活的，是热的，是所有感官都能沉浸其中的丰盈现实。它的“历史”，就是表哥鼻尖上那滴晶亮的汗珠，是竹篓传递到掌心那充满生命力的、持续的震颤，是深夜归家时，姨母站在门槛边，手中那盏煤油灯晕染出的、一圈温暖而朦胧的橘黄光晕，将她鬓角的发丝也染成了金色。历史，在那一刻，有了确切的温度和模样。
许多年，弹指而过。我背着行囊向更远的城市求学，而后为生计奔波，再很少有时间重回司城，重温那火把照亮的夏夜。司城的画面，渐渐沉淀为记忆深处一幅色调温暖的淡彩画，美好，却不可避免地有些遥远、模糊，边缘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直至今年盛夏，我随同第四次文物普查队伍，再次踏足这片土地。
我再次攀登凌云山。那八十步石阶还在，只是风雨剥蚀的痕迹更深了，石缝里的野草更显倔强。然而，山顶的一切，在我眼中彻底改变了属性。那些童年时不屑一顾的“破石头墩子”，如今我知道它们标准的名称是“磉礅”，是柱础。它们以沉默而固执的阵列，深深扎入泥土，清晰地标定着清光绪年间那座庙宇的格局与规模，仿佛建筑早已焚毁，但灵魂的坐标仍在。那通我曾认为字迹模糊无用的石碑，我蹲下身，几乎是匍匐在地，用手指轻轻拂去浮尘，仔细辨认着《同结善缘》碑上那些陌生而又无比亲切的名字：田xx、侯xx、向xx……我仿佛能看到，他们——侯家院子某位沉默的先祖，曾在这高山之巅，怀揣着最朴素的愿望，捐出几文带着体温的铜钱、几斗自家舍不得吃的白米，祈求神佛保佑这一方风调雨顺，家宅平安。那三十六点八米长的石梯，每一步，仿佛都重叠着当年香客们虔诚而疲惫的足迹，他们的喘息与祈愿，似乎还萦绕在石阶之上。风从山坳里吹来，穿过残墙的缺口，发出呜咽般的声响。那声音里，我仿佛第一次听出了早已消散的钟磬余音，与低回在时光深处的喃喃祷祝。
向北距此八里路程的山巅，是童年时只存在于传说和遥望中的“寨堡”。穿过比人还高的、肆意生长的茅草和带刺的灌木，手臂被划出细小的血痕。当我们终于气喘吁吁、浑身汗湿地站在那堵巍然耸立的石墙之下时，童年的“神秘”瞬间化作了近乎窒息的震撼。墙体是直接用巨大的、未经精细雕琢的条石垒砌而成，石块与石块之间咬合紧密，几乎不见缝隙，展现着一种原始而强大的力量感。最高的地方达三点八米，厚达一点八米，东墙延伸七十二米，西墙七十九米……冰冷的数字，此刻有了巨石般的重量。这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古时候的砦堡”概念，而是一座确凿的、宋朝丁谓平叛时建立的尖木砦！建砦时为公元1003年，距今已有一千零二十多年。一千多年的疾风暴雨，一千多个寒来暑往，并没能让它彻底跪下。它依然以一种近乎傲慢的倔强姿态，矗立在时间的荒原之上，沉默地对抗着消亡。
我们穿过那道保存得出奇完好的石门。门洞高一点八米，宽二点二米，顶部过梁的石板长达二点八米，令人惊叹。我伸手，触摸门臼里那个被称作“门豆”的石质轴窝。内侧被经年累月的门轴反复摩擦，已光滑如釉，温润如玉。刹那间，指尖传来的不仅是石头的冰凉，更有一道电流般的感觉窜过脊椎，我仿佛听到了沉重木门在某个烽火连天的深夜，被猛然推开或关闭时，那沉闷而惊心的“吱呀——”一声。那声响里，混杂着铁甲叶片轻微的撞击声，戍卒压低的喘息，或许还有远方隐隐传来的、不祥的号角。
站在遗址中部那片微微隆起的、可能是指挥台的土丘上，北面是令人眩晕的天然绝壁，东、南、西三面是绵延不绝的、高大而封闭的石墙。一种强烈的被围困、与世隔绝之感，以及戍守者特有的高度警惕、无边孤独与沉重使命感交织的复杂情绪，如冰冷海水般将我紧紧包裹、淹没。脚下，破碎的板瓦、筒瓦残片，它们可是戍卒们简陋营房屋顶的遗骸？那个东北角幽深黑暗的石洞，在烽烟骤起的生死关头，是存放珍贵粮秣兵器的地窖，还是守军最后的、绝望的避难所？历史在这里，陡然变得可触、可感、可置身其中。它不再是教科书上扁平的、一行行枯燥的叙述，而是化作了这冰冷石头的重量、这巍峨墙体的尺度与压迫感，以及站在这里便能切身感受到的、穿堂而过、带着哨音的山风，与那吞噬一切的、宇宙般的无边寂寥。
普查中，我们拜访了退休在家的头庄坪田老师。他是我小学教师，头发花白，但目光仍清澈。在那间堆满书稿的堂屋，我们翻阅了他多年穿山越岭、遍访老人搜集的关于木册土司与散落古墓碑的资料。他娓娓道来：“田定楚、田定秦、田定齐、田定卫四兄弟，清朝中期号为‘四老爷’，原施南府准许‘四老爷’在头庄坪建庄院，设公堂治理南片区，‘四老爷’公正断案，赏罚严明，县府大人亲赐匾额。”他的叙述，使那些朦胧的名字鲜活起来。确实，在我儿时记忆中，田老师现居之处，也曾有许多古旧遗迹，有雕工精细的石柱与宏伟的门楼。只是岁月如洪流般冲刷，许多已消逝无踪，唯余传说萦绕。跟随田老师，我们还考察了头庄坪的古墓群。那里有保存较好的清代古墓数座，有的碑楼精致，有的已倾颓成墟。碑上字迹，有的清晰可辨，有的则模糊如水印，需细细揣摩、拼凑。
在普查间隙，我不由得独自走到侯家院前。那根石柱依然伫立，如同一座被遗弃的时间标记，执拗地、孤寂地指向一个已然远去的年代。现在我已得知，不远处的山边，便是木册土司衙署的旧址，那里存有“众多磉礅”和另一根“旧为土司的刑具”、高约一点五米的石柱。这根石柱，或许便是那张无形权力之网中一个细微的支点，它象征着律法、惩戒与威慑，曾如藤蔓般悄然蔓延，渗透至这最底层的乡野田头，缠绕进每一位村民的日常生活与心底的恐惧之中。那些散布在草丛间、田埂下的磉礅，又曾承载起怎样或威严显赫或朴素寻常的屋舍？是土司的厅堂，是属官的廨舍，还是储存粮赋的仓廪？
《施南府志》上那段我曾觉得枯燥如嚼蜡的沿革记载：“木册土司，元置安抚司，明玉珍改长官司，洪武六年归明置长官司，寻判，永乐四年复置。”此刻在心头默诵，每一个字都重若千钧，砸在历史的回音壁上。我仿佛看见，在元末明初那个天下鼎沸、群雄逐鹿的大时代夹缝中，这个僻处鄂西万山丛中的“木册”，如何在“安抚司”“长官司”的名号变换间，小心翼翼地辗转、权衡、归附又叛离，在地方豪强（高罗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双重挤压下，艰难地寻求着一方土地的生存缝隙与延续之道。直到1735年，末代土司田应鼎，在“改土归流”的历史大潮中，迁往遥远的孝感县，世袭一个卑微的把总之职。一个延续了数百年的家族统治，一个曾经在方圆百里内拥有生杀予夺之权的“小小王国”，就这样静默地、几乎无波无澜地，消融在了国家大一统体系的末梢，宛如一条山溪，最终汇入了浩瀚无垠的大海。衙署的梁柱化为荒草中沉默的磉礅，曾经的威严凝结为这根孤立的石柱，所有的纷争、权谋、荣耀与哀伤，都化作山间无形而呜咽的风。
那个童年最大的谜，山坡上的巨墓，在我们的普查表格上，终于有了一个确凿而冰冷的名称：“司城土司墓（清）”。尽管碑毁无文，主人成谜，但其全石结构、巨型盖板（每块长三点六米，宽二点八米，厚零点二米）、雕花石门与石鼓的形制，无不昭示着墓主人身份的极端显赫。它极有可能就是某位田姓土司，或其至亲的长眠之所。再次站在墓前，仰望那四块估算重达数吨的盖板石，我忽然理解了一种“极致”的意味。这不仅仅是财富与权力的夸耀性展示，更是一种面对时间洪流时，近乎悲壮的奢望与绝望挣扎，用最坚硬、最庞大、最不易腐朽的物质，试图对抗最无情、最彻底、最终将吞噬一切的虚无。然而，“碑已毁，无任何文字记载”。极致的建造，最终败给了极致的遗忘。它成了一个辉煌的空壳，一个没有谜底的谜面，盛满的只有后世凭吊者无尽的唏嘘与徒劳的猜想。
然而，真正让我心神激荡、仿佛在时光的深水中猛然触碰到冰冷河床的发现，并非这些地上的实物，而是在查阅那些更古老、更边缘的地方志与史籍时，陆续浮现的断简残章。它们像一直隐伏在幽暗水底的巨石，被普查的探照灯偶然照亮，猛然撞响了我的心钟，余音轰鸣。
原来，在“木册”这个名字出现之前很久很久，这片被我唤作“司城”的土地，有一个更古老、更富传奇色彩与边陲气息的名字——七女栅。
《宋史》与地方志的碎片，像散落的拼图，被史学家记录着这样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北宋天禧年间（约公元1020年前后），富州、顺州一带的“蛮酋”田彦晏起兵，寇掠施州，甚至焚毁了名为“暗利砦”的寨堡，边陲震动。朝廷派遣将领史方率兵征讨。这位史将军一路进击，直捣腹地，穷追田彦晏至“七女栅”。在这里，叛乱的蛮酋力竭势穷，被迫投降。史方平定事态后，在边界处竖立石柱，作为朝廷管辖与少数民族地域的分界标志。这根石柱，因其树立于宋仁宗天圣年间，被后世称作“天圣石柱”。志书上冷静地补充了它的结局：“至明时石断。”一根石柱，从树立到最终断裂，默默伫立了四百余年。它是一道冰冷的物理界线，更是一个灼热的文化与政治符号，见证着边界两侧的烽火与和平，生息与摩擦，对峙与融合。
“七女栅”，这个名字本身，就散发着浓烈的、荒野的气息与故事性。它为何叫“七女”？是源于某个凄美或壮烈的地名传说，还是某种母系部落组织的遥远遗痕？已湮没无考，只留下一个充满遐想空间的名号。但“栅”字，无疑点明了其性质：一个设有防御木栅的聚居点、关隘或堡垒。而这“七女栅”的所在地，正是后来的木册土司治所，也就是我今天脚下的司城。
更令人惊讶的是，关于这一带的军事布防记录，可追溯至北宋咸平年间（约公元1003年）。时任夔州路转运使的丁谓在治理西南边防时，为防范"高州蛮"的侵扰，特意在施州设立了尖木寨，以便有效掌控该区域，此后，该地的寇盗行为逐渐减少。这一军事布防举措在《武经总要》等早期军事地理书籍中有所记录，其位置说明与后世所称的“羊角尖砦堡”（即我们普查的寨堡古屯兵哨卡遗址）高度一致。
千年时光。守寨的军士，或许不过百人。他们就驻扎在山下，平日里亦兵亦农，屯垦自给；烽烟起时，则执戈登墙，戍守这险峻的绝壁。他们警惕防范的，或许就包括山那边“七女栅”及其周边那些“叛服无常”的势力。宋人的笔记里，甚至还提到尖木寨附近曾有“招抚蛮人盟誓碑”，刻着当地首领表示归顺的“誓状”，立于天圣五年（1027年）。碑今已无存，如同那根断裂的“天圣石柱”，一同消散在历史的浓雾与尘埃里，只剩文字记载，像一个缥缈的幽灵。
这些信息如潮水般涌入，像一道无比强烈的探照灯光，猛然刺穿了司城既往在我认知中那片朦胧的、混沌的历史帷幕。光柱所及，尘埃飞舞，景象森然。我童年的乐园，表哥的家乡，侯家院子炊烟升起的地方，它的故事并非始于我已知的元明时期的土司，而是更早、更早……早到北宋的边塞烽烟，早到那些连姓名都未曾留下的戍卒与“蛮酋”。
我们可以尝试勾勒这样一幅漫长的时间图景，像地质学家还原地壳运动：
第一层，距今约一千年（北宋初期）：这里被中原王朝的文献称作“七女栅”，是一个活跃的、具有一定防御自保能力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或关隘。北宋朝廷为了经略西南，控制像“七女栅”这样难以驯服的“蛮夷”地区，在其周边战略险要处（如寨堡山顶）修筑了“尖木寨”（即后来的羊角尖砦堡），屯驻兵丁，实施军事威慑与控扼。寨堡的士兵与“七女栅”的居民，可能长期处于一种微妙的、时紧时松的对峙与观望状态。彼此是敌人，是防范的对象，或许也是偶尔交易、互通有无的沉默邻居。
第二层，公元1020年左右（北宋天禧、天圣年间）：“七女栅”的势力（或与其密切相关的势力）卷入了一场较大的区域性叛乱（田彦晏之乱）。宋将史方领兵深入征讨，直抵“七女栅”并迫使首领投降。事后，立“天圣石柱”为界，可能还有“盟誓碑”的树立。此石柱，乃中央王朝于此地留下的深刻地理与政治印记，亦是武力征服后秩序的重申。同时，亦象征着一种基于武力威慑的形式归顺与约定，一种脆弱的平衡。
第三层，宋、元漫长岁月：“七女栅”作为一个地名和聚落延续下来。或许是因为“栅”字本身带有明显的防御性、封闭性，甚至可能被后来的统治者认为隐含着“蛮夷未化”的歧视色彩，在元明之际，当本地豪强覃启送被朝廷授予土司职衔时，他进行了一次巧妙的“文字手术”：将“栅”字拆分为“木”与“册”。以此作为这个新生土司政权的名称——“木册”。一字之改，既保留了古老的地缘联系与发音近似，又巧妙地赋予了新的、合乎规范的文书、册封的合法意味，可谓用心良苦。于是，“木册长官司”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元、明、清三代的羁縻与土司体系中，随着中央政策的松紧而浮沉兴衰，直至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最终汇入宣恩县的版图。而“司城”之名，自然是因其曾为土司衙署所在之城而得，并沿用至今，覆盖了更古老的“七女栅”。
我豁然开朗，随后一种深切的战栗从脊背蔓延开来。司城，我脑海中那炊烟缭绕、蛙鸣如雷、充满人情味的乡村，从来就不只是纯粹的田园。它是一个庞大的、活生生的时间累积体，一部由岩石、土壤、地名与回忆构成的、沉默的史诗。
童年时，我的脚、我的手、我的全部感官，所接触到的，仅仅是它最表层、最鲜活、最芬芳的“当下”：亲人毫无保留的关爱，按部就班的农事，充满冒险的玩乐，以及周而复始的四季风物。而这一次，文物普查赋予了我类似于考古学家的“透视”能力。我仿佛手持一把无形却锋利的探铲，轻轻而决绝地，一层层掀开这温情脉脉的表土，窥见下面令人震撼的、层层累积的“历史文化堆积”：
最底层，距今约一千年，是北宋“七女栅”的烽烟与模糊传说，是“尖木寨”戍卒在冰冷石墙上向远方瞭望的、孤独而警惕的目光，是史方立下的“天圣石柱”那一道冰冷而清晰的政治边界线。那是中央王朝与边疆族群最初剧烈碰撞与艰难磨合的年代，是武力征伐与脆弱盟誓交织留下的原始印记。
其上，覆盖着元、明、清约六百年的“木册”土司岁月。覃氏、田氏等家族在此建衙署，立刑柱，治百姓，纳贡赋，在帝国的边缘经营着小小的、高度自治的王国。这里有承平时代的建设（如可能始建于明代的衙署“皇城”），有内部与外部的权力斗争（如史料记载的与高罗安抚司的土地纠纷，土舍谭文寿的“凶暴”与最终被禁锢），也有在“改土归流”历史大潮席卷下的无奈迁徙与黯然落幕。寨堡的遗址，可能在这个时期被重新修缮、利用，纳入土司自家的防御体系。那几座无名巨墓，或许是这个时代某位权倾朝野者，试图超越生死、追寻永恒的具象体现；同时，也是这个时代落幕之际，被新史官有意或无意隐去姓名的、静默的象征。
再往上，是清中后期以来，直至近现代。土司制度消亡后，普通的乡民、佃户，乃至后来的移民，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他们砍伐竹木，制作耕具，在昔日的“皇城”遗址旁开垦耕种，在衙署的磉礅边牧牛歇息。他们集资修建了凌云寺，将精神的寄托从世俗的土司权威，转向虚无缥缈的神佛。他们将那条古老的盐茶古道走得更加光滑、坚实，直到某一天，被更高效、更平整的现代公路取代、遗忘。侯家院子在此生根、繁衍，我的表哥在这里出生、成长，最后又像我一样，背起行囊，走向山外更广阔，也更陌生的世界。
而覆盖在所有这一切之上的，最鲜活、最柔软，也最生动的一层，才是我的童年：是姨母唤我吃饭时那拖长尾音的、独特的乡音，是表哥在火把跃动的光晕下，那专注如雕塑般的侧脸，是竹篓里鳝鱼扭动时，传递到手臂那滑腻而有力的生命触感，是夏夜混合着新鲜泥土腥气、稻叶清香、煤油微呛，以及万物勃发气息的复杂而迷人的味道。我小小的、稚嫩的足迹，重叠在无数代盐茶商旅、戍边士卒、土司属民、寻常农夫的足迹之上。我浑然不觉。
这些层次，并非彼此隔绝、老死不相往来的地质断层。它们更像是在漫长的地质运动中形成的沉积岩，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相互渗透、彼此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宋代的戍卒，在口渴难耐时，或许曾俯身饮用过与后世一样的、那口凉水井里清冽的甘泉；土司立下的那根刑柱，其石料可能就取材于附近某座青石山，与宋代寨堡城墙的巨石，本就同出一脉；清代乡民集资修建凌云寺时，是否会就地取材，用到更早期建筑遗留下来的残砖断瓦？而我和表哥赤脚踩入、捕捉黄鳝的那片水田，其灌溉的沟渠水系，也许千百年来的基本形态就未曾有过根本的改变，始终依循着山势与水源最原始的引导。
历史，从未真正“死去”或彻底“过去”。它只是换了一种物质形态，换了一种存在方式，继续活着。它活在青石板的痕迹与温度里，活在道路固执的走向与地名更迭的密码里；活在方志中那些蝇头小楷记录的冰冷事件里，也活在乡野老人口耳相传的、那些半真半假的模糊记忆里；它更活在我们这些后来者无意识延续的、某种生活方式、情感结构与人际伦理的深处。它是一片土地无法祛除的“基因”。
普查结束时，已近黄昏，我独自走向河边。那条青石板路，风雨桥已不复存在，只留下河岸两边几座孤零零的、爬满藤蔓的桥墩。我望向寨堡所在的远山。夕阳缓缓西沉，为墨青色的山峦披上了一袭悲壮而辉煌的金红华服，宛如在为一段千年传奇举行最后的加冕盛典。小溪依旧不知疲倦地闪着碎银般的光，不舍昼夜，兀自流向远方，对岸上的兴衰荣辱漠不关心。蛙声准时响起，先是一两声犹疑的领唱，旋即连成一片，轰轰然，铺天盖地，仿佛是从大地最深处涌出的、永恒的生命浪潮，任何王朝更迭、人事代谢都无法将其打断。
远处，侯家院子的灯火，次第亮起，一点，两点，继而一片。那灯光温暖，宁静，昏黄，与千百年前任何一个寻常的、没有战事的夜晚，某个“七女栅”民居或“木册”土司治下寻常百姓家窗棂透出的灯火，似乎并无本质的不同。光，是人类对抗黑夜与恐惧最古老的武器，也是最恒久的慰藉。
我知道，许多具体的人和事，已经永远改变了。姨父早已故去，化作后山某处坟茔前年年荣枯的青草；姨母尚在，身体还算硬朗，但腰身已佝偻，记忆也开始像她老屋的墙壁一样，缓缓剥落；表哥和同学都已年过半百，鬓角染霜，他们的孩子在城市长大，早已不再知晓“照黄鳝”这种古老的、与夜晚和水田相关的捕食方法，那对于他们，将是另一个世界的神话；那条被我童年脚步反复叩响、谱写过无数快乐音符的青石板路，大部分已被坚硬平整的水泥覆盖，只有少数几个曲折的段落，还倔强地残存着，像一部巨著被撕碎后，侥幸留下的几页散佚的残章，供偶然的过客凭吊与猜想。
但有些东西，似乎穿越了所有这些具体的、琐碎的变迁与消亡，顽强地存续着，如同河床底的基石。青石山依旧以沉默的、亘古不变的臂膀环抱这片土地，提供着最原始的庇护与界限；小溪依旧不知疲倦地歌唱，运送着时间与生命。而那些深嵌在时间地层中的实物证据，有名或无名的巨墓、散落的磉礅、寨堡巍峨的残墙、寺庙前荒芜的石阶，它们从我童年眼中神秘模糊的“背景”或“谜题”，终于变成了我此刻认知中清晰可辨的“年轮”与“坐标”。它们是时间的刻度，是历史的物证，是这片土地记忆的坚硬内核。
我的乡土情感，在这场重返与“发现”的旅程中，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蜕变与痛苦的升华。它不再仅仅是舌尖对姨母家腊肉那独特咸香的顽固记忆，皮肤对夏夜稻田凉风那细腻触感的深切怀念，耳朵对如鼓蛙声与钟鼓岩那神秘回响的单纯迷恋。它更是眼睛对历史复杂层理的艰难辨认，心灵对时间浩瀚重量的卑微感知。是理性的历史认知，与感性的生命记忆，最终在故土熟悉的山水间，经过激烈的碰撞、摩擦与渗透后，所达成的那份艰难而美妙的和解。和解之后，是一种深沉的宁静，与豁然开朗的澄明。
司城，我记忆的故土。在这里，我曾被最淳朴、最深厚的人间亲情，如春日的雨露一般，温柔地滋养、笼罩；也在此处，于多年以后，以不同的视角、相异的身份，亲手触及了时光尘埃之下，它真实而峥嵘的脉络与年轮。这份迟到的‘察觉’，并未冲淡或取代最初的温情与美好。恰恰相反，它如同我自幼便在其中玩耍、熟悉其每一处却从未理解的建筑，突然照亮了所有隐匿的梁柱、拱顶、翘檐与斗拱。让我真切感受到它的雄伟、深邃与沉厚，以及在这宏大深邃之中，那份让我心灵安宁的细致入微的亲切与温暖。历史不曾吞没生活，它只是让生活的根基，扎得更深，更稳。
离开前，我最后去了一次钟鼓岩。暮色四合，山岩变成更深的墨蓝。我俯身，拾起一块曾被溪水磨圆的鹅卵石，像童年时那样，用力敲击那巨大而冰冷的岩体。
“咚——嗡——”
那浑厚清越的回响，依旧如初，未有丝毫改变。它从岩石的脏腑深处传来，沉稳，悠长，在山谷与渐浓的暮霭间缓缓荡漾开去，仿佛一声跨越千年的深沉叹息，又似大地本身永恒无言的问候。
我知道，无论我此生的脚步将迈向何方，城市的霓虹如何闪烁，司城的蛙声与磐石的回响，青山的永恒沉默与溪流的不息喧哗，都将是我精神版图上不可磨灭的、最坚实而丰饶的坐标。在那里，时间的洪流冲刷过王侯将相、成败荣辱、爱恨情仇，最终沉淀出更本质的东西：亲人间无条件的爱，个体鲜活的记忆，日复一日的沉默劳作，以及生命在土地上绵延不息的卑微而伟大的力量。是如同这漫山青石一般，沉默不语，却又不容置疑地矗立着的，关于故土与时间的，全部真相。
它曾叫七女栅，后来叫木册，现在，我们叫它司城。
而在我心里，它有一个更简单，也更复杂的名字：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