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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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父母回了乡下老家，我便头一回去老丈人家过年。说起来，这是不在自己家过的第一个年。腊月二十八那天下午，我收拾好东西坐进车里，心里竟有几分说不清的期待。像小时候盼着走亲戚似的，又像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探险。窗外是灰蒙蒙的城，心里却已经飘起了山里的炊烟。
车过万寨，路就窄了，弯也急了。方向盘在手里转得勤起来，身体随着山路左摇右晃。两边的山却愈发高耸，愈发青黛可爱——不是那种冷冰冰的青，是带着温度的，像有人用毛笔蘸了淡淡的墨，一层层晕染开去。山洼里偶尔露出几栋木房子，黛瓦黄墙，炊烟从烟囱里袅袅地升起来，在夕阳里变成浅金色，看得人心里一阵阵发热。
老丈人打了三个电话来。第一个问出发没，声音里带着笑；第二个问到哪儿了，笑声里多了些催促；第三个电话接起来，那头先传来锅铲碰铁锅的叮当声，然后才是他略带焦急的嗓门：“到哪哒嘛？菜都上桌了！”那语气急吼吼的，仿佛我晚到一刻，这年就缺了什么。我踩油门的脚不由得重了些。
等赶到二叔家，天已擦黑。车子在院坝边停下，熄了火，四周一下子静下来，也不全静，有狗叫声从隔壁院子传来，有孩子的笑闹声从堂屋里漏出来，还有我自己的心跳声，咚咚的，竟有些近乡情怯的意思。
堂屋里灯火通明。那光是暖黄色的，从门缝里挤出来，在冬夜的冷空气中凝成一道道白雾般的柱子。我推门进去，热气扑面而来，带着腊肉的熏香、土鸡的鲜香，还有苞谷酒特有的粮食气息，一下子把我裹住了。满屋子的人，满屋子的笑，满屋子的香。桌上早已摆得满满当当，筷子都摆好了，就等我们一家。
那顿饭吃得热闹。但真正的热闹，从正月初一开始。
大伯家紧挨着老丈人家，两栋房子隔着一块院坝，站在自家门口喊一嗓子，对面听得清清楚楚。到吃饭时，不知谁站在院坝边喊一嗓子“过来吃饭——”，那声音在山谷里荡几个来回，像石子投进水里，波纹一圈圈散开去，对面山上都能听见。
我们到的时候，菜已上齐。两大桌，拼在一起，六个锅子咕嘟咕嘟冒着泡。那咕嘟声是有节奏的，像谁在慢悠悠地敲着小鼓。热气蒸腾上来，在头顶聚成一团白雾，对面人脸都看不清，只能看见影影绰绰的笑脸。女人们还在厨房里忙活，切菜声是“嗒嗒嗒”的，又快又密；炒菜声是“滋啦”一声，接着是锅铲翻动的脆响；说笑声混成一片，高高低低的，偶尔爆出一阵大笑，像炸开的鞭炮。
男人们围着火盆烤火。火盆是生铁铸的，老式样，里面的木炭烧得通红，偶尔“噼啪”一声，溅出几点火星。那热气从脚底升上来，顺着裤腿往上爬，爬到膝盖，爬到腰间，整个人从下往上暖起来。我伸手靠近火盆，手心被烤得发烫，手背却是凉的——那种冷热交织的感觉，让人格外清醒，又格外贪恋这一刻的温暖。
孩子们在院子里追逐。新衣裳穿在身上，跑起来带风。一个小的摔倒了，趴在地上愣了两秒，嘴刚瘪起来要哭，大的跑过去一把拉起他：“快跑快跑，抓到你了！”那小的便忘了疼，咧开嘴笑起来，跟着跑开去。新衣裳沾了泥也不怕，反正还有一身。
开席时，两张桌子坐得满满当当。椅子腿在地上拖出刺耳的声响，碗筷碰撞发出清脆的叮当。老丈人和大伯自然是坐上席，二叔、三叔、幺叔挨着坐下，我们这些小辈依次往下排。菜一道道端上来，热气腾腾，碗叠着碗，盘子摞着盘子，摆不下了就往边上推，推到后来，桌子中间堆起一座小山，热气从山间缝隙里升起来，缭绕着，像山间的晨雾。
酒倒上了。每人面前一杯，苞谷酒泡了野生果子，金黄金黄的，像琥珀，像融化的蜜。举起来对着灯看，那颜色更亮了，能看见杯底细细的纹路。
“来，先走一个！”大伯端起杯，一仰头，下去了小半杯。众人跟着举杯，唏哩呼噜的吞咽声此起彼伏。我抿了一口，酒液刚碰到舌尖，先是一点点甜，是野果子的味道；顺着舌头往喉咙里走，甜味渐渐变淡，苞谷的醇厚上来了；咽下去那一刻，喉咙里忽然烧起来，像有一条火线直直地滑下去；等落到胃里，那火线又变成了暖流，一圈一圈地荡开，从胃里暖回心口，暖到四肢百骸。
酒过三巡，气氛热络起来。不知谁说了句“划两拳”，老丈人的眼睛顿时亮了。那双眼睛平时总是温和的，笑眯眯的，这一刻却像灶膛里的火被人添了把柴，“腾”地一下蹿起来，烧得旺旺的。他把袖子一撸，往桌上“啪”地一拍，那响声脆生生的，震得桌上的酒杯都轻轻跳了一下。他冲大伯喊：“来，我先跟你来三拳！”
大伯也不含糊，撸起袖子，右手一伸，五指张开：“好！三拳就三拳！”
两人身子微微前倾，像两只斗鸡，眼睛盯着对方的手，一眨不眨。那一刻，周围的说笑声似乎都低了下去，只剩下火盆里炭火的噼啪声，和两人粗重的呼吸声。老丈人嘴里念念有词，我听不懂，那些土话的喊法像歌谣，从他嘴里一串一串地蹦出来。
二叔在旁边给我解释：“这是土话的喊法，哥俩好、三多多、四季财、五魁首、六六顺、七个巧、八匹马、九长寿、满堂红。”话音未落，两人同时出手，老丈人伸出三根指头，大伯伸出四根，嘴里喊着各自的数字。老丈人喊的是“三多多”，大伯喊的是“四季财”，加起来是七，谁也没喊中。两人对视一眼，都笑了，那笑里有几分较劲，有几分欣赏，还有几分酒后的酣畅。
我渐渐看出些门道。划拳这事，手势有讲究：零是拳头，攥得紧紧的；一是大拇指，直直地竖起来，像夸人；二是拇指加中指，像个八字；三是拇指、食指、中指齐出，三根指头伸得直直的；四是拇指、中指、无名指、小指，无名指和小拇指要并拢，有点难度；五则是五指全张，像要跟人击掌。
规矩也多。出拳时不能用手指指向对方，那是打架，不是划拳。出拳慢的一方，如果赢了不算，输了却要罚酒一杯。还有，不能出“臭拳”，比如出一根指头，喊的数字却大于六，那是耍赖；也不能喊“高拳”，喊的数字是五，那是犯规。这两种都要罚酒一杯。这些门道，都是后来大伯喝高兴了，一条一条说给我听的，边说边比划，说到得意处，眼睛眯成一条缝。
第二拳，老丈人出二，大伯出三。老丈人喊“五魁首”，声音洪亮，震得我耳朵嗡嗡响，正正好好，中了！他“嘿”的一声，端起杯子就喝，喝完一抹嘴，那抹嘴的动作又快又狠，像要把酒香都留在手上。眼睛亮得吓人，像两盏小灯。
三拳下来，老丈人赢了两拳，大伯喝了三杯。旁边二叔早就等不及了，把大伯往边上一推：“该我了！”两人又斗在一处。
几轮下来，桌上的酒下去半壶。大伯脸上有了酡红，从两颊一直蔓延到耳朵根，说话开始打结，舌头像大了三圈。二叔也好不到哪去，袖子撸得更高了，快撸到肩膀，嗓门也更大了，喊拳的声音震得房梁上的灰都往下掉，在灯光里飘飘扬扬的。老丈人却稳如泰山，脸上只微微泛红，眼睛却愈发亮了，像两盏灯，怎么喝都不灭。
“来，小辈们也来几拳！”老丈人忽然把目光转向我们。那目光扫过来，像探照灯，几个堂兄弟被照得无处可逃，面面相觑，推让了一番。最后还是姐夫哥硬着头皮上阵，他站起来时腿有点软，扶着桌沿才站稳。
他哪是老丈人的对手。一出手就露了怯，手指头伸得犹犹豫豫的，像要出又不敢出，喊声也不响亮，含在嘴里，像含着一颗糖。三拳下来，喝了三杯，脸涨得通红，从脸红到脖子，坐下去时腿彻底软了，椅子差点坐空，“哐当”一声，惹得众人笑得前仰后合。他也不恼，跟着嘿嘿傻笑，摸着后脑勺说：“这酒劲大，上头。”
小一辈里有个堂弟，在山东安家，看着文文静静的，戴个眼镜，像个书生。谁知一上场竟是块料。他出手不快，喊声也不大，却极少输，每次都掐得准准的，像心里有杆秤，对方出几根指头，他那边早就称好了。老丈人连输两拳，眼睛瞪得溜圆，端起杯来一口气喝了，喝完“啪”地一拍桌子，那响声比刚才还大：“好小子！再来！”
这回他认真了。眼睛盯着堂弟的手，一眨不眨，嘴里念念有词，出手时竟有几分迟疑，这在他是从未有过的。堂弟还是那副不紧不慢的样子，出手、喊拳，稳得很，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笑，像早就算准了这一切。又三拳，老丈人输了两拳。他喝完了酒，非但不恼，反倒哈哈大笑，那笑声洪亮得很，震得窗户都嗡嗡响。他拍着堂弟的肩膀，拍得“啪啪”响：“好！好！我老田家后继有人！脑壳灵光！”
我看着这一幕，心里忽然涌上一股热流。老丈人平时话不多，对儿女的爱都藏在心里，从不挂在嘴边。他给儿女夹菜，只是默默地夹，放到碗里，不说一句话；他看儿女的眼神，是温和的，但也只是温和，从不见波澜。只有喝了酒，划了拳，赢了也笑输了也笑的时候，那些被平日内敛掩盖的情感，才会像这满桌的热气一样，蒸腾出来，挡都挡不住。
二叔后来悄悄告诉我，划拳也有技巧。“快准狠”是基础，出手要快，喊得要准，气势要狠；还有“四深一浅”“快慢结合法”，可以打乱对方节奏。老丈人那一辈人，从十几岁就开始划，划了几十年，手上有准头，心里有分寸，输赢都是乐子。果然，几轮下来，有人输了也不恼，赢了也不骄，倒像是借着划拳把一年的闷气都喊了出来，把一年的心事都倒了出来。
酒至半酣，二叔站起来敬酒。他端着杯子，挨个碰过去，碰一个说一句吉利话，“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步步高升”，一套一套的。到了我这儿，他停下来，拍着我的肩膀，拍得我肩膀都矮了半截：“今年第一次来，明年可要学会划拳哟！不然光看着，多没意思！”老丈人在旁边笑呵呵地看着，那眼神，竟是前所未有的温柔，像看自家孩子似的，看得我心里暖暖的。
厨房里的女人们忙完了，也端着碗出来凑热闹。她们挤挤挨挨地坐下，碗里的饭冒着热气。丈母娘看着老丈人红通通的脸，嗔怪道：“少喝点，明天还要喝呢，莫把身体搞坏了。”那语气是埋怨的，眼神却是关切的，像看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老丈人一摆手，那手势又大又夸张：“大过年的，高兴！一年到头就这几天，不喝咋行？”说着又端起杯，冲二叔喊：“来，再走一个！这回我喊四季财，你莫跟我抢！”
我不知道他们喝了多少，只知道那壶酒见了底，又开了一壶。二叔舌头大了，说话含含糊糊的，像嘴里含着热豆腐，还非要拉着人划拳。手势也乱了，明明出的是三根指头，嘴里喊的却是“八匹马”，喊完了自己先愣住，然后哈哈大笑，笑得直不起腰。惹得众人也跟着笑，笑得前仰后合，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只有老丈人还精神着，他端着最后一杯酒，站在桌子边，对着满屋子的醉汉，忽然高声说：
“今年好！明年更好！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
说完，一饮而尽。
那声音在堂屋里回荡，穿过酒气，穿过热气，穿过满屋子的喧哗，直直地撞进我心里。那一刻，我的眼眶竟有些发热。我忽然明白，这划拳、这喝酒、这所有的热闹，说到底不过是为了这一句话：一家人，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划拳的输赢是假的，喝酒的多少也是假的，只有这份平安，这份团圆，是真的。
散席时已是下午五点。阳光斜斜地照进院子，暖洋洋的，晒得人骨头都酥了。那光是金色的，像蜜一样浓稠，涂在院墙上，涂在柿子树上，涂在每个人的身上。大家站在院子里，腾出地方让女人们收拾，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说话声懒懒的，像也被太阳晒软了。
大伯靠着墙根打盹，鼾声均匀，一起一伏的，像拉风箱。三叔坐在门槛上抽烟，眯着眼看山，烟圈从他嘴里吐出来，慢悠悠地升上去，在阳光里变成淡蓝色，然后散开。姐夫哥蹲在墙角，说是醒酒，其实已经睡着了，头一点一点的，像小鸡啄米。
女人们收拾着碗筷，叮叮当当的声音从堂屋里传出来，像一首热闹的曲子。那声音有高有低，有急有缓。碗碰碗是脆的，筷子掉在地上是闷的，水龙头哗哗地响，说话声断断续续地传来。孩子们又跑起来，追逐着，笑闹着，惊飞了墙头的麻雀。麻雀扑棱棱飞出去，翅膀扇动的声音“扑扑”的，落在远处的柿子树上。树上还挂着几个没摘的柿子，红彤彤的，在夕阳里像小灯笼，像要照亮这个年。
收拾完毕，大家又围成一大桌，玩起了“干瞪眼”。那是一种扑克牌的玩法，老丈人玩这个也厉害，手气好，算得准，赢了就笑，露出几颗豁牙；输了就骂牌不好，骂完了自己先笑，像个小孩子。灯光照在他脸上，那笑容是舒展的，是满足的，是平日里见不到的。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这一切。暮色渐渐深了，远处的山变成了一抹黛青色，像剪影。近处的房子里，灯光一盏一盏亮起来，暖暖的，黄黄的，把窗户变成一个个发光的格子。狗叫声从远处传来，一声两声，懒懒的。偶尔有鞭炮声响起，“噼里啪啦”一阵，然后又归于平静。
我忽然想起城里的年。城里的年总是安静的，偶尔有几声烟花响，也是疏疏落落的，像怕打扰了谁。饭桌上也喝酒，却是斯斯文文的，碰杯时小心翼翼的，说些客套话，喝完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没有划拳的喊声，没有醉后的憨态，一切都恰到好处，一切都保持着距离。
而这里的年，是豪放的，是热烈的，是肆无忌惮的。鞭炮炸得震天响，酒喝得酣畅淋漓，划拳的喊声能传出二里地，把对面山上的狗都惹得汪汪叫。醉了就睡，醒了再喝，没有人端着架子，没有人藏着掖着。这年味儿，就像那苞谷酒一样，烈，醇，烫人，一口下去，从嗓子眼暖到脚底板。
正月初二的晚上，我开车回城。车子发动的那一刻，老丈人站在院门口，挥着手。后视镜里，他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夜色里。但他挥手的姿势还在我脑子里，一下一下的，像在说：明年再来，明年再来。
山路上没有灯，只有车灯照着前面弯弯曲曲的路，像一条发光的河，蜿蜒着向前流去。远处村庄里，还有零星的鞭炮声传来，闷闷的，像大地的呼吸，又像年的心跳。那心跳声一下一下的，隔着夜色，隔着山峦，传到我耳朵里。
我想起这几天的热闹，想起那些划拳的喊声，想起老丈人红通通的脸，想起满桌的菜、满屋的人。城里的年，大约不会有这些了。但也好，有这样的年在心里存着，回到城里，再安静的年，也不会觉得冷清。想他们了，就把这画面在心里过一遍，跟放电影似的，放完了，心就暖了。
车窗外，偶尔有烟花升起，在夜空中炸开，五彩缤纷的，然后慢慢消散。那些光点落下来，像流星，像雨，像一切美好的东西。我想起老丈人最后那句话：一家人，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
这大约就是年的全部意义了。这大约就是乡下的年，为什么总让人念念不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