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虎和我是大学同学,同窗四年,后来他去了新西兰,一待就是七八年。他文质彬彬,年过不惑,尚未婚娶。
说起香香,他眼神忽然空了,长叹一口气。
那是在五一路的一家茶厅,人参乌龙在紫砂壶里泡到第三道,汤色转淡。唐小虎点了根烟,眼睛望着高大的落地玻璃窗下车水马龙的街道,跟我讲起了香香的故事……
我以前住在县城,老爹是县里的科级干部。上初中那年,他调到龙潭公社当革委会主任,我便跟着去了龙潭中学。
同桌叫林文香,大家都喊她香香。
她是那种山里养出来的美人坯子,青山绿水浸泡着,皮肤白得晒不黑。一笑,脸上陷下去两个酒窝;笑容一停,酒窝便收了回去,恢复了原先的平整。睫毛很长,底下压着一双明眸,有一种说不清的劲,叫人不敢久视。
报到那天,老师让我站起来自我介绍。我结结巴巴说着,余光瞥见她侧着脸,仰头看我。两个人的目光碰了一下,我脸腾地热了。老师笑,同学也笑。笑完之后,心跳得厉害,一上午的课,黑板上的字个个都认识,连起来却半个字也没进脑子。
同桌近一年多,也许是我这辈子最刻骨铭心的日子。
书包里常出现剥得干干净净的板栗,用作业纸包着,不知何时塞进来的。有时是一只烤红薯,或者是一小包炒熟的豌豆。我给她吃奶糖、猫耳朵之类的,县城家里带来的。我抬头看她,她就笑一下,酒窝浅浅地浮动,又低下头去。我不敢说话,更不敢看她的眼睛。
夏天穿短袖,胳膊偶尔碰到一起。两人都是一僵,对望一下,又各自弹开,触电似的。可我心里总盼着再碰一次。
学校规定午睡,但只能趴在课桌上。有回醒来,才发现自己一直攥着她的一只手,口水湿了一小片桌板。也不知她挣了多久,脸早红到了耳根,头埋得低低的,鼻尖快碰到膝盖了。我吓得差点从椅子上弹起来,羞愧得无处安放。好在教室里静悄悄的,没人抬头。
后来开全校大会,校长点名批评学生谈恋爱,把隔壁高中班一个男生揪到台上。底下鸦雀无声。就在那一瞬间,香香正看着我。她坐在我左侧面,目光瞟过来,只一会儿,我看见她的脸一下子红透了,从脖颈漫上来,像有人往她皮肤底下洒了半杯葡萄酒。
不知什么时候起,同学里突然传出“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说我是“唐小虎点蚊香”。起先只是后排几个男生课间的窃笑,后来像长了腿,没几天就刮遍整个学校。有人当着面喊,我都恨不得钻进桌肚里去,却又隐隐盼着香香听见。有一回课间操回来,教室还没坐稳,后排那个大嗓门突然炸响:“唐小虎,你的蚊香呢?”全班哄笑,我僵在过道里,血往头上涌。却见香香低着头,耳尖红得透亮,嘴角抿着,手里的铅笔在草稿纸上无意识地画着圈,一圈又一圈。
那些调皮的男同学越来越放肆,要么装模作样在自己的胳膊上抓几把,嘴里说“蚊子咬死了”,要么双掌在空中一拍,“好多蚊子呀”,众人又是哄笑。放学时她落在后头,经过我身边,忽然轻轻说了句“唐……虎”,中间那个字轻得像蚊子叫,然后辫子一甩,快步走了。我愣在原地,夕阳把走廊照得很长,长到我以为永远也走不到头。
初二开学不久,她进了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当报幕员,据说能为家里赚工分补助。宣传队常去各大队巡回演出,也在学校大礼堂演过两回。
她走到台前,普通话说得板正:“下面演出——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选段……”辫子垂在腰际,身材抽条了;化的妆有点夸张,脸上局部涂得红通通的。暗淡的灯光底下,少女的身影有些虚幻,有些模糊,却又清晰得像是用炭笔勾勒过。白衬衣,蓝裤子,脖子上围着一条自己织的红围巾,流苏在胸前微微晃着。转身退入幕布时,辫子一甩,屁股一撅一撅的。
我心里想,那条围巾要是能送我就好了。
有天下课,教室里空了。她的围巾落在座位上,红得扎眼。我四下看看,伸手去摸,毛线柔软,一直柔软到我的心里。一股说不清的劲从指尖爬上来,我看四下无人,把围巾凑到嘴边,亲了亲。一股清澈的、少女才有的体香沁入肺腑。
初二没上完,老爹评了省劳模,提了副县长。走的那天,香香去最偏远的西垅大队演出了。
我在学校操场上等到日落。篮球架的影子越拉越长,最后和围墙连成一片。终不见她的人影。
二十多年过去。我上大学,出国,再没见过香香。
在国外摸爬滚打,在商圈里周旋,见过、也拥有过无数女人,中式的、西式的,形形色色。可眼前总闪动着那双眼睛,水汪汪的,睫毛压得很低。那条红围巾常常钻进梦里,带着她的体香,挥之不去。梦里她的身影从雾里头飘过来,白衬衣,蓝裤子,辫子一甩一甩的,近得几乎能抓住。可每次伸手,总只有一把空气。
多少次想去龙潭。那地方像一根刺,扎在肉里,不碰的时候忘了,一碰就疼。
上个月,我专程开车三百多公里去了一趟。
进了龙潭地界,心就怦怦直跳。问了大半天,问了十几号人,终于在半山腰找到她的夫家。一座简陋的瓦屋,坐东朝西。太阳开始偏西,正好照进厅房,门框很矮,里头窜出些炊烟。一只黄狗和几只芦花鸡被人驱赶,从门口蹿出来,鸡飞狗跳。
一会儿,门口出来一个妇人。
她手持一把砍柴的弯刀,水桶似的腰上系着一块斑斑点点的围布,正往外赶牲畜,嘴里骂骂咧咧。橘黄色的夕阳照在她脸上,怕有六十来岁了,皱纹如沟壑,目光混浊麻木。只有眼睛深处,还残存着当年的一点轮廓,碎碎的,像打碎的瓷片嵌在泥里。
她瞟了我一眼,轻描淡写地,像看一根电线杆子。
她没有认出我,转身进屋了。
我站在原地,望着那个空洞的门框,不记得木了多久。门框里黑漆漆的,什么也没有了。
我脑袋里顿时一片空白,深一脚浅一脚回到车上。我喝醉了似的,一路开回省城。
回到省城,已是凌晨四点,我大病一场,直接去了医院挂了急诊,高烧三十九度五,整个人像被抽了骨头,软在蓝色塑料椅上,连吊了五瓶盐水。急诊室日光灯惨白,照得人睁不开眼。
我盯着盐水瓶,看药液一滴一滴落下来,脑子里全是那个门框,黑漆漆的,像一张吞掉一切的嘴。迷迷糊糊间,那条红围巾又从雾里飘出来,香香还是二十多年前少女的样子,白衬衣,蓝裤子,辫子一甩一甩地走近。我伸手去抓,抓到一把冰凉的空气。惊醒时,护士正给我换第五瓶盐水,窗外天还是黑的。
然后,我瘦了七八斤,西装穿在身上空荡荡的。
我知道,有些东西跟着这场病一起烧掉了,连灰烬都没留下……
唐小虎说到这儿,停住了。茶厅里放着轻音乐,弦乐的声音像水一样淌过去。
他长叹一口气,一脸苦笑,眼睛望着空中某个无形的点,目光空茫。领带结上有一道规整的皱褶,像一颗酒窝。
“这辈子,”他说,“再也找不到那个梦了。”
他猛吸一口烟,夹烟的那只手悬在半空,很久没动。烟灰积了半寸,颤巍巍地,像一根将断未断的线。
我忽然发现,他头发根处,斑白得十分有力。眼角的皱纹里有些湿润,沉积着,像旧墙皮上返潮的痕迹。而他的另一只手一直压在膝盖上,五指并拢,紧紧地握着,仿佛许多年前攥住的那只手,到今天仍攥着。
直到刚才——讲到那个黑漆漆的门框——我看见他的手指忽然松了一下。像一根绷了二十年的弦,终于断了。而此刻,他的两只手垂落在身体两侧,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抓住。
茶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