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饮酒,历史悠久。古有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的美句,“竹林七贤” 托酒展雄姿;刘伶酒后写《酒德颂》妙文;陶潜醉酒“悠然见南山”;李白 “斗酒诗百篇”。今人饮酒,酒乃 “欢伯”,三杯入喉,千愁皆消;饮至酣畅,仿若闻鸥鸟长鸣,天风振袂,飘飘若仙。酒,可品味,可畅饮,可引吭高歌。酒之中国,白酒为首,其佼佼者,莫过于汾酒,以其清香雅致、绵柔甘洌、回味悠长的独特韵味,享誉世界。
2019 年,丈夫前往山西省清徐县的一煤矿工作,一待便是三年。在那里,结识了许多当地朋友,门卫老武是其中之一。老武除了工作,还在吕梁山区养蜂。原本日子不错,一场疫情,蜂蜜销量急剧下滑,大量积存,他为此愁眉不展。丈夫得知后,在回家班车上向工友推销蜂蜜,还带了些给亲朋好友、小区邻居品尝。这一尝,不得了!大家纷纷赞叹,山西真是个好地方,高山厚土孕育出的好物数不胜数,而杏花村的汾酒更是一绝!微信群里预定火爆。丈夫做这事分文不取,凭借着一份真诚,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此后,只要一个电话,卖家便放心发货。
三年过去,他回到原单位,大家依旧找他购买山西特产,他还是有求必应。直至今日,经他手销售的蜂蜜达6千斤,汾酒5 千斤,小米、老陈醋等更是不计其数。
说来也巧,我对山西也不陌生。小时候唱“问我先祖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洪洞距离汾阳不过 200 里,如今,族里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汾阳。我也差一点成了汾阳人,这与父亲的三次汾阳之行有关。
父亲第一次去汾阳,年仅九岁。
家乡阳谷位于黄河北沿,桃花汛期一到,河水泛滥,淹没农田,饥荒随之而来。父亲没钱买车票,就凭着双脚跑向汾阳。实在跑不动了,偷偷钻进拉炭车的篷子下搭一段路。途经荒山隧道时,呼啸而过的车辆令人胆寒,他只能紧紧贴着潮湿的山壁,大气不敢出。一路上,啃干粮,喝野水,天当被,地为床。半个多月后,终于抵达汾阳。此时的他,衣衫褴褛,鞋子百孔,见到叔婶那一刻,身子一软,昏过去。等他缓缓醒来,因嘴口干裂,已说不出话。叔婶心疼得直掉眼泪,赶忙为他褪去破烂衣衫,擦洗身子,处理荆棘划破的伤口。
然而,凭空多个吃饭的孩子,时间一长,婶子难免心生不悦。父亲懂事,主动帮着带孩子,喂鸡鸭,下河摸鱼,挖野菜、割猪草、捡柴火,讨婶子欢心。听到外面小伙伴喊他去玩,也不敢轻易出去。
叔叔下班后,爱喝玻汾。那酒,仿佛是晋地的日光、月光揉碎了五谷的魂魄,在地缸中历经时光沉淀,酿成了甘醇绵柔的琼浆。酒香四溢,轻轻拂过鼻尖,钻进鼻孔,勾得人馋虫大动。父亲的鼻翼不停地扇动,香气直抵喉咙,唾液瞬间溢满口腔。这不是普通的馋,是蛰伏在血脉里的酒魂被唤醒,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渴望着那口醇香。当他再也按捺不住,拿起酒瓶,拧开瓶盖倒了一杯,就着月光一饮而尽,随后沉沉睡去。
为不被叔叔发现,每次喝完酒,父亲都会往瓶中兑上等量的水。可纸终究包不住火,当叔叔疑惑地说“这酒咋淡得跟水似的”!父亲吓得心猛地一沉,低着头快步躲开。
后来我读莫言的《我与酒》,忍不住得笑。原来爱酒之人,从小就对酒有着独特的痴迷。
父亲第一次在汾阳待了三年,因思乡心切,便回了山东。
第二次去汾阳,是1963年,刚与母亲结婚不久。当时,大跃进运动和自然灾害接踵而至,乡下的树皮剥尽,野菜挖绝,饥饿的阴霾笼罩着整个乡村。有初中文化和绘画技艺的父亲,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中备受煎熬,最终选择再次前往汾阳投奔叔叔。
受大环境影响,当时的汾阳城乡也深陷艰困之中。人们只能在狭小地块上种植土豆等农作物,到了秋里,总算有了勉强糊口的食物。父亲作为农村人,融入当地生活后,不仅参与劳动,分享丰收的喜悦,还学会了哼唱晋剧小调、拉弦子、扭秧歌,更是痴迷于赵树理、马烽等作家的乡土文学书籍。
闲暇时,父亲喜欢漫游山野。当夕阳将黄土高坡染成琥珀色,风也仿佛放慢了脚步,坡上的窑洞、古树在余晖中勾勒出美丽的剪影,让他深深陶醉。他捡拾到打磨光润的陶片,触摸到上面似乎仍残留有烟火的余温,令他惊叹。那黄土脊梁上高高耸立的采煤架,黑黢黢的矿工身影,也总是让他驻足凝视。
一次,在矿车轨道旁,他看到一株被车轮碾压却坚韧不折的草,青绿的叶片形同小船,载满晶莹的露珠,那一刻,他仿佛觉得自己就是那些露珠中的一颗,被命运之车推着前行,对前方既迷茫又期待。
但很快,他便调整好心态,勇气倍增,仿佛将多年的时光碎片重新拼凑,与当地的自然风物融为一体。他拿起笔,在讨来的包装纸上沙沙作画。画面越发明朗,尤其是那棵坚韧的小草,显得格外青绿蓬勃。我想,这蓬勃的生命力,定是借了酒的助兴。
这时,父亲常与叔叔对酌老白汾。叔叔爱酒如命,就像人离不开空气,蜂离不开花,三晋人的日常离不开陈醋、蒜泥、辣椒油拌饭一样。酒,对人们而言,既是劳作后的放松,烦恼时的慰藉,欢乐时的宣泄,更是一种文化与情感的寄托。在汾阳,拜访亲友时,带上当地的汾酒,是表达尊重的必备之礼;主人设宴,桌上摆上汾酒,成待客的最高礼节。
在这样的氛围中,父亲一待又是五年。他本打算在汾阳落户,念及家中父母年迈,最终还是又回了山东。不然,我或许真成了汾阳人。
父亲虽身在山东,心却留在汾阳。多年来,他喝酒只钟情于清新绵柔型的汾酒。“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乘着酒兴,他笔下的绘画越发洒脱。有人说,从他那画里,都能“榨”出酒都的醇香。
父亲一沾酒,话就稠,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汾阳的点点滴滴,全然不顾朋友们是否听腻了。他说那里的山巍峨高大,人站在山下,蚂蚁般渺小,更别提那千山万壑的壮丽景象;那里千年古塔木楼众多,四角翘起,宛如飞鸟的翅膀,在湛蓝如洗的天空下,夕阳为其镀上金边,描上流彩,美得令人心醉;他还讲述“刨神泉”的奇妙故事,听得人津津有味。
还说汾河如一条绿色绸带,蜿蜒流过广阔的土地,浇灌着两岸的庄稼,果园。秋风拂过,谷子金黄,硕果飘香,高粱的颜色由浅黄变桔色,再到褐红,沉甸甸的穗子低垂摇曳,仿佛向土地诉说着感恩。那饱满如红宝石的高粱粒,将薄如蝉翼的外壳撑得快要破裂,轻轻一碰,仿佛就能 “嘭” 地炸开,露出奶白色的果粒,放在指尖一捻,细腻光滑如丝绸;果粒相互摩挲,发出如同轻风吹动树叶、酒曲在地缸发酵时的沙沙声;那微微的湿润感,仿佛藏着汾河千年的润泽,只待酿成醉人的酒香。
朋友们听着他的微醺之语,心也被山西的风物勾走,恨不得立刻奔赴那片神奇的土地。他们这才明白,原来汾阳的酒如此被人喜爱,是因为有着这般优质的原料。
这时,父亲嘿嘿一笑。大家一看他笑,就知还藏着好酒,纷纷催促他拿出来。他不紧不慢地走到里屋,从柜子里取出珍藏已久的青花汾酒。光是看酒瓶,造型典雅古朴,蓝白分明的色调,淡雅如水墨画,让人爱不释手。
便再次举杯。轻抿汾酒入口,清冽的酒液,迅速裹挟齿间,味蕾瞬间被唤醒。烈焰般的酒劲越过喉咙,如解冻的春水,化作花蜜般的清甜滑入胸腔后,一股清爽回甘涌上心头,仿佛将杏花瓣上千年的朝露装入杯盏,饮进了身体。
都痛饮过后,父亲提着空酒瓶,嘴里念叨“酒呢,我的汾酒”,随后竟把画笔装进瓶中,摆放在案头,刹那间,整个画案都弥漫着浓浓的酒香。
父亲第三次到汾阳,是在1974年春天。
同行的还有宋保臣。宋保臣曾是《人民铁道报》社的美术编辑。如今回忆起来,在老家泥土院落里,仿佛还能看到一个身影:个子不高,身形偏瘦,头发凌乱,衣装破旧,脸上带着苍老而怅然若失的表情。他走了20里到我家,等父亲收拾好衣物,两人便匆匆出门。那时我年纪尚小,不知道他们竟是结伴前往山西。
而今想来,不禁眼眶湿润。父亲是农民,因会写画,想出门挣些小钱补贴家用,却遭人嫉妒,被迫参加生产队劳动。男劳力出工一天记 10 分,而父亲被给妇女的8分,分粮食瓜蔬,也总是分到的最少。父亲心中愤怒,却不敢言,还年年杀了家里仅有的两只母鸡,喊大队上人来喝酒。我们姐弟几个闻着炒鸡肉的香味,只能眼巴巴地吞咽口水。听着他们在父亲名字前加个“小”字戏耍辱骂,我的心都碎了。
宋保臣的处境更为艰难,他是1951年中央美院的高材生,徐悲鸿、齐白石、李苦禅等人都是他老师。然而,他却如凤凰落入鸡群。从1956年起,长达28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在兰州农场劳动改造、东北北大荒务农,最后回到故里。1974年,一位慧眼识珠的老领导见他赋闲在家,便安排他到河南省台前县文化馆做临时美术工作。1985年,他得以平反,重回《人民铁道报》社,1991年病逝于北京。
在故里期间,宋先生痴迷于发掘美术人才,精心培养了近百名美术积极分子,被人们尊称“美术伯乐”,父亲是其中之一。如今,他们都已离世,至于当年如何相识的,无从考证,只从母亲的口中得知,他与父亲在汾阳共同度过了两年时光。母亲还听父亲说过,这位画家独爱老白汾配花生米和烧鸡。
在当时的困境下,能吃到烧鸡,看似生活不错。可实际上,宋先生与父亲都是被边缘化的人,他们前往汾阳,更像是一场逃难。但在汾阳,父亲有“回家”的感觉,宋先生作为他朋友,同样受到欢迎。可以说,是汾阳的人们张开双臂,给予了他们温暖的接纳。
为了不麻烦叔父一家和族人,父亲和宋先生自力更生。他们住窝棚、当小贩、打零工、拾荒换钱物,除了填饱肚子,剩下的钱都用来购买纸张颜料笔墨。那时,宋先生四十五岁,已是国内知名画家,父亲三十四岁,绘画技艺尚再提高。宋先生不仅指点父亲技艺,还主要教了他画人像。两人便开始用画笔点亮生活。
他们双脚踏遍三晋大地,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便把画作卖到哪里。黄土高原的纵横沟壑、层层山峦、粗粝砂岩,都是天然摹本,挪到纸上,便是一幅幅沧桑画卷;炊烟袅袅的窑洞、飞檐翘角的木楼、佛光寺的斗拱,阳光穿过琉璃瓦洒下的斑斓光影,在他们的画笔下栩栩如生;蜿蜒的汾河、沿岸的枣树古槐、层层梯田,秋天褐红的高粱、金黄的谷穗,满脸皱纹与汗水的老农,都化作生活最本真的色彩流淌在画中。
但画得最多的,还是那些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事物:节庆时人们载歌载舞的场景、庄户人喜爱的钟馗、镇宅猛虎、灶王爷神马,寓意吉祥如意的仙鹤、寿桃、石榴、鲤鱼,充满烟火气的白菜、萝卜、蒜头、虫虾等。每一幅画作,都饱含深情,从中飘散出汾酒的醇香。
宋先生绘画时,汾酒是必不可少的。他喜欢小酌慢品,这样既能保持头脑一定清醒,又能激发灵感。酒,不仅是他绘画灵感的催化剂,更是他宣泄情感的出口,是他心灵的避风港。他一生太过坎坷,只有在微醺的艺术创作中,才能挣脱现实的枷锁,触碰内心深处的本真。否则,他或许也会像梵高一样,在痛苦中迷失自我。
为节省时间,两个大男人常常饮酒就着花生米,偶尔买只烧鸡改善伙食。可以说,在宋先生苦难的28年里,汾阳的这两年,是他身心最为自由和欢快的时光。
我见过宋先生送给父亲的画。一幅画着两棵墨绿白菜和三只蝈蝈,一幅是浓墨重彩的芭蕉和一群毛绒绒的小黄鸡,还有一幅是书写着《长歌行》的诗行。
1985年暑假,我将这些画作从柜子取出,贴在西屋墙上,正对门,进出时都能看到。画中小鸡呆萌可爱,有的藏在芭蕉棵下露出半身;白菜以淡绿水墨勾勒,三只蝈蝈栩栩如生,一只正啃咬白菜,另外两只在下方似在打架;《长歌行》诗行“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说是写给我的,可又何尝不是先生自己心境的写照?在困苦面前他没有退缩,坚信真理如同千百条江河,终将向东奔腾入海。
可惜,这些珍贵的画作没能保存下来。一次,我们下地干活了,家里老牛因饥饿挣开缰绳闯进屋内,把墙上的画咬扯得面目全非。父亲见了,整个人都傻了,一下子瘫坐地上,仿佛失了魂。不知老牛是不是也闻到了画里酒香,才咬嚼品尝?个中缘由,不解。
为写这篇文章,前不久,我拨通了汾阳堂叔的电话,想了解父亲和宋先生当年在汾阳的更多事情。堂叔说,1978年冬,当两人得知国家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激动不已。那一晚,他们各自喝了一瓶老白汾,醉得一塌糊涂。时间太久,其他细节,堂叔也忘了。
小时候,父亲教我背诵《清明》,总觉得诗中的牧童骑在牛背上的画面十分有趣。谁家的孩子?下雨了还不回家。想象中,牧童亮晶晶的眼睛好奇地四处张望,雨丝如织,他摸摸牛屁股,湿漉漉的。这时,一股香气袭来,原以为是牛蹄踩碎水洼时,溅起的湿泥块裹着落下的杏花瓣散发的清香,而风中也仿佛飘着酒香。牧童一时分辨不清究竟是何种香气,虽未饮酒,却也有些迷糊。
所以,当诗人问他何处有酒家时,他随手一指,丝毫没留意诗人脸上的愁苦表情,青衫也早被雨水打湿。好在前方粉白的烟雾中,酒旗若隐若现。诗人甩着湿漉漉的衣袖行走。我想,他同时甩掉的,一定还有满腹的惆怅。
沉浸在这些想象中,我常常心驰神往,恨不得长出翅膀,立刻飞到汾阳。去看看父亲曾经仰视过的古塔木楼……
通往杏花村的青石板道,岁月中早已磨得温润如玉;石缝间的青苔历经风雨浸润也愈发苍翠,似是把时光都染成碧色。风拂过古村口,几瓣杏花轻盈飘落,却难以撼动老杏遒劲的枝干——岁月在其皲裂的纹路里,藏着唐时的光阴。恍惚间,仿佛又见那骑牛的牧童,将问路的旅人,指向袅袅炊烟的幽深处。每逢雨天,潮湿的气息弥漫,千年的墨香似在空气中晕染,从未干涸。
梦中,我将眼前的美好酿成了带着清甜味的月光。时而伏案疾书,将这份诗意镌刻于纸上;时而低吟浅唱,让思绪随韵律流淌。此刻,仿佛醉倒在这杏花烟雨、古韵悠长的汾阳,不知是醉于这如梦似幻的美景,还是醉于心中那方诗意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