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里的星辰

如花的年季如那春日里的一缕烟，袅袅地升上去，又悄悄地散了。

我每每想起，总觉得它分明还在眼前，伸手去抓，却又杳无踪迹了。

我认识一个少年，姑且叫他阿明罢。

他生得瘦小，眼睛却大，黑而亮，像是两颗浸在清水里的黑石子。

他住在城东的一条陋巷里，家中有个常年咳嗽的母亲，和一个酗酒的父亲。

阿明每日清晨便起来，先到巷口的井边打水，然后生火煮粥。

粥是极稀的，米粒可数，他却吃得香甜。

阿明十五岁那年，学校里来了个新的国文教员。

姓陈，是个刚从省城毕业的年轻人。

陈教员戴一副圆框眼镜，说话时总喜欢用手指推一推镜架。

他教我们读诗，讲《离骚》，说《史记》，声音不高，却字字分明。

阿明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眼睛亮得出奇，仿佛要把每一个字都吞下去似的。

有一回，陈教员讲到李白的 “天生我材必有用”。

阿明忽然站起来嘴唇发抖，问道：“先生，若是天生我材，为何偏生在这般人家？”

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陈教员愣了一下，随即笑道：“材之为材，不在出处，而在用舍。

譬如山间野树，未必不如园中名花。”

阿明听后，眼睛更加明亮了。

从此他愈发用功，常常灯下读书到深夜。

他母亲咳嗽着催他睡觉，他便假装躺下，待母亲睡熟，又悄悄爬起来。

如此数月，他的眼睛下面便显出两片青黑来。

那年冬天特别冷，阿明的父亲因醉酒跌进河里，捞上来时已经僵了。

出殡那日，飘着细雪，阿明穿着单薄的棉袄。

他跟在棺材后面，脸冻得发青，却没有一滴泪。

陈教员也来了，默默地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后。

事后，他塞给阿明几本书和几块钱，阿明不要。

陈教员便说：“借给你的，将来还我。” 阿明这才收下。

开春后，阿明越发瘦了，颧骨高高地凸出来，显得眼睛更大。

他常常站在教室外的梧桐树下背书，声音很低，却极认真。

有时陈教员路过，便站住听一会儿，然后点点头走开。

同学们大多笑阿明痴，说他这般用功，莫非想中状元不成？

阿明也不恼，只是笑笑，依旧每日读书到深夜。

五月里，学校要选派一名学生去省城参加会考。

阿明报了名，考试那天，他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口袋里装着母亲煮的两个鸡蛋。

临行前，陈教员把他叫到办公室，给了他一支钢笔，说：“好好考。”

阿明点点头，眼睛亮得惊人。

放榜那日，阿明竟得了头名。消息传来，整个学校都轰动了。

校长亲自到阿明家道贺，陋巷里的邻居们也都来看这个 “文曲星”。

阿明的母亲一边咳嗽一边笑，脸上泛着病态的红晕。

陈教员也来了，站在人群外围，远远地望着，嘴角含笑。

省城的中学愿意免去阿明的一切费用，还答应给他母亲安排治病。

阿明收拾行李那日，天刚蒙蒙亮，陈教员来送他。

两人站在晨雾里，一时无话。

最后陈教员说：“去吧。” 阿明深深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我站在远处，看见他的背影在雾中渐渐模糊，终于消失不见。

后来听说阿明在省城读书极好，考上了北京的大学。

再后来，又听说他去了外国留学。

而陈教员依旧在那所中学教书，只是眼镜换了一副，镜片更厚了。

阿明的母亲在他出国前就去世了，葬在城外的山坡上，坟前有一块小石碑，上面刻着 “慈母之墓” 四个字，是阿明亲手写的。

去年我回乡，偶然路过那条陋巷，发现早已面目全非，成了宽阔的马路。

站在曾经是阿明家的位置上，我忽然想起他那双亮得出奇的眼睛。

问起陈教员，才知道他已经退休，住在城郊的一所小院里。

我去拜访陈教员，他双鬓发白，背也有些驼，但说话时还是会不自觉地推一推眼镜。

提起阿明，他摇摇头，说已经多年没有联系了。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路要走。” 他说着，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旧书。

打开书，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是当年阿明参加会考前的全班合影。

照片上的阿明站在最后一排，瘦小的身影几乎要被淹没。

只有那双眼睛，隔着岁月，依然亮得惊人。

离开陈教员家时，已是黄昏。

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我忽然想起阿明当年问的那个问题：“若是天生我材，为何偏生在这般人家？”

如今二十年过去，不知他是否已经找到了答案。

青春如一场大梦，醒来时，只余些零星的碎片。

有些人抓住了，便成了前行的灯火；有些人错过了，便成了永远的遗憾。

而阿明那双明亮的眼睛，却始终在我记忆深处闪烁着，像是黑夜里的星辰，虽远犹亮。

人生在世，谁不曾是阿明？谁又不曾是陈教员？

只是时光荏苒，我们都成了彼此的过客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