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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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灯在凌晨三点拧干最后一滴光晕，我数着案头第七封退稿信的邮戳。
墨迹未干的“退稿”二字洇开，像一滴凝固的血。
但我早已学会与这种疼痛和解，它不过是创作的胎衣，每一次剥落，都让文字更接近骨骼的硬度。
最初收到退稿时，我会躲进卫生间哭。
信封上的铅字压得人喘不过气，仿佛连邮差的脚步都在嘲笑：“看，又一个妄想者。”
后来渐渐明白，这世间的文字原是一场马拉松，有人抢跑，有人跌倒，有人永远在调整呼吸。
我的抽屉里躺着半人高的退稿笺，有的盖着“风格不符”的钢印，有的写着“市场考量”，最温柔的一封只留一句：“感谢来稿，祝好。”
我把它们分类夹进旧书，《百年孤独》里夹着“叙事冗长”，《飞鸟集》旁躺着“意象陈旧”。
如今再翻这些书，字里行间的批注与退稿信重叠成奇妙的图谱，原来所有的拒绝，都是文学给我的另一种注脚。
我能承受这样的打击。
就像农民承受旱涝，水手承受风暴，写作者的命定，是在否定中重新确认笔的温度。
但有些痛，比退稿信更灼人。
上个月参加青年作家沙龙，有位前辈拍着我肩膀说：“我当年也总被退，后来认识了个编辑，他偷偷留了我的稿子------”他的眼睛亮着，像在回忆一场救赎。
我却听见另一种声音在耳膜炸响，那是无数未被看见的稿纸在尖叫。
编辑案头的台灯，照见的该是文字的重量，而非人情的分量。
若因“怜悯”留一篇资质平平的稿子，便是将千万读者拒之门外，他们可能正等待一篇能刺穿庸常的锐文，可能正渴望一个能重塑认知的故事，可能正需要一段文字，替他们说出喉间哽了十年的话。
编辑的手，该是渡船，不是筛子。
渡船载所有愿意航行的人靠岸，筛子却只留下与掌勺者气味相投的米。
我见过太多被“怜悯”耽误的才华。
邻座的姑娘写了十年儿童文学，每篇都带着露珠般的纯粹，却因从未拜过码头，始终在杂志社门口徘徊；楼下修自行车的师傅，退休后写乡土志，方言里的烟火气能让老墙根的砖块开口说话，可投稿时总被嫌“不够规范”。
他们的稿子或许不够“讨喜”，但文学的魅力，恰恰在于它的参差多态，有人写月亮，有人写尘埃，有人写大海的轰鸣，有人写苔藓的呼吸。
若编辑因“怜悯”只放行熟悉的配方，便是对读者选择权的掠夺，对文学可能性的阉割。
去年冬天，我在旧书店翻到一本泛黄的诗集。
作者是三十年前自杀的女诗人，生前被十七家出版社拒绝，编辑们的退稿理由千奇百怪：“太灰暗”“无市场”“我们只收爱情诗”。
如今她的诗被反复重印，评论家说她“预言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困境”。
那些当年“怜悯”着没留她的编辑，可曾料到？可曾愧疚？读者比编辑更诚实。
他们不会因你认识谁而买账，不会因你有多艰难而宽容，他们会用翻页的速度、用笔记的痕迹、用口口相传的热度，给每篇文字最公正的评分。
编辑的责任，是擦净玻璃橱窗，让所有来稿都有机会被阳光照亮，而不是替读者决定“什么值得看”。
我见过读者在豆瓣为一篇冷门小说吵到凌晨，见过地铁上陌生人因同看一本杂志而攀谈，见过老人把报纸上的文章剪下来贴满墙，这些自发的心跳，才是文学最该敬畏的力量。
若编辑用“怜悯”筑起藩篱，便是切断了文字与土地的联结，让文学变成少数人的私宴，而非千万人的共舞。
此刻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我又铺开一张新稿纸。
墨水瓶里的蓝，是我对抗虚无的武器。
我知道还会有退稿信，它们会像潮水般涌来，又退去，留下沙滩上闪光的贝壳，那是文字在时间里沉淀的证明。
但我依然要大声说：我能承受无数次退稿的打击，却无法容忍编辑对某一个写作者心存“怜悯”。
这不是苛责，而是请求，请把选择的权利还给读者，请让每篇文字都站在公平的旷野里，接受风的检验、光的丈量、时间的审判。
因为每个写作者背后，都站着一群等待被文字击中的读者；每篇未被看见的稿纸里，都藏着可能点亮某个灵魂的火种。
我继续写，为了不辜负那些素未谋面的期待，为了守护文学最珍贵的模样，它该是一场众声喧哗的盛宴，而不是少数人的独角戏。
2025.11.09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