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波音777的起落架掠过大西洋上空时,我终于明白“遥远”二字的另一种写法——不是地图上的经纬度,是舷窗外突然铺展的蓝,从浅碧到墨黑,像被上帝打翻的染缸,一路泼洒到非洲大陆的南端。这座被称作“南非母亲城”的开普敦正裹着海雾,在桌山的阴影里静静等候。
机舱里的黑白交响
两百个座位的机舱塞得满当,空气里飘着南非航空特有的柑橘香。第一个撞入眼帘的,是穿宝蓝色制服的南非空姐——她们像从热带雨林里飞出的黑蝴蝶,皮肤是晒透的檀木色,穿梭在狭窄甬道时,裙角扫过乘客的行李架,留下一串轻快的声响。“Welcome aboard, dear.”她弯下腰时,两排牙齿在灯光下亮得像碎钻,祖鲁语腔调的英语黏着暖意,我虽听不真切每个词,却忍不住回赠了一个微笑。
这微笑像一粒石子,在机舱里漾开了一圈圈涟漪。斜前方的英国绅士正用银勺搅着红茶,见我望过去,抬手举了举杯;后排的日本家庭里,扎羊角辫的小女孩举着彩色铅笔,纸上画着歪歪扭扭的桌山;过道对面的非洲大叔抱着藤编篮,里面装着晒干的南非红茶,见我好奇,竟掏出一小包塞到我手里,用生硬的中文说:“好喝,朋友。”肤色在舷窗透进的阳光下分不出界限——金发的光泽、棕肤的肌理、黄种人指尖的薄茧,都被同一束光温柔包裹。原来语言从不是隔阂,当眼神相遇时,一句“Hello”的尾音,就能牵起跨越洲界的暖意。
上帝的餐桌——桌山:六亿年的石与云
大巴车沿着大西洋海岸线行驶时,桌山突然从雾里钻了出来。不是寻常山脉的蜿蜒起伏,是平得像被刀削过的山顶,横亘在海天之间,青灰色的岩石层层叠叠,像上帝用积木堆起的长桌,一放就是6亿年。导游说,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山脉之一,石灰岩与花岗岩在岁月里拧成绳,硬得能接住雷电。
48个座的旋转索道像挂在山壁上的珍珠,缓缓向上时,开普敦的轮廓在脚下慢慢展开。起初是海边的彩色别墅,红瓦白墙嵌在绿树里,像撒在绿绒布上的糖果;再往上,大西洋的浪涌成了银色的线,远处的罗本岛像一片枯叶浮在海上;等索道升到山顶,风突然裹着海的咸味扑过来——所谓“上帝的餐桌”,竟真的能容下万人共坐:没有人工铺就的石阶,没有刻意雕琢的亭台,只有奇形怪状的岩石散落在平顶上,有的像蜷缩的狮子,有的像展翅的海鸟,石缝里钻出的多肉植物开着淡紫色的花,沾着清晨的露水。
同行的南非老人约瑟夫指着一块凹陷的岩石说:“这是上帝的酒杯。”我凑过去看,岩坑里积着雨水,倒映着天上的云,风一吹,云在水里碎成星子。远处的狮子头山披着薄雾,十二神女峰像列阵的少女,都在朝着这张“餐桌”颔首。约瑟夫说,桌山是开普敦的根,6亿年来,它看着大西洋的浪拍碎礁石,看着土著人的篝火在山脚明灭,看着殖民者的船帆从海平面升起,又看着曼德拉走出罗本岛的牢房——它什么都不说,只把所有故事刻进岩石的纹路里。
日落:大西洋的火焰与温情
傍晚的风开始转凉时,观景台渐渐挤满了人。太阳像被烧红的铜盘,悬在大西洋的尽头,把海水染成金红色,远处的船帆成了跳动的火苗。我找了块平整的岩石坐下,旁边是一对白发夫妇,儿子正从保温盒里拿出烤得金黄的鳕鱼块,还有装在玻璃罐里的南非白葡萄酒。“我们每年都来这里看日落,”老妇人裹紧了格子披肩,“年轻时在伦敦工作,退休后就回了开普敦——哪里的日落都不如这里暖。”
说话间,太阳突然往下一沉,像调皮的孩子躲进了地平线。天边的云瞬间燃了起来,从绛红到橘粉,再到浅紫,像上帝在桌山上铺了块不断变换颜色的桌布。观景台突然爆发出欢呼,有人举起啤酒罐碰杯,有人跟着非洲鼓的节奏拍手,穿红色连衣裙的小女孩抱着气球,在岩石间追着自己的影子跑。刚才递我红茶的非洲大叔,正用手机给远方的家人直播日落,镜头里的云,在他黝黑的手掌边流动。
老妇人的儿子给母亲倒了半杯葡萄酒,又给父亲递了块鳕鱼。“尝尝,这是我妻子早上刚烤的,”他笑着说,“桌山的风,配家里的菜,才是最好的味道。”风卷着海的咸味吹过来,老妇人的披肩被吹起一角,儿子伸手帮她拢了拢,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时光。我突然想起机舱里的微笑,想起约瑟夫指给我看的“上帝酒杯”——原来开普敦的暖,从不是单一的风景,是陌生人递来的红茶,是家人间的举动,是不同肤色的人,在同一片日落里,共享着同一份安宁。
夜与昼:两洋的私语与生命的欢歌
夜幕降临时,桌山成了黑色的剪影,山下的开普敦却亮了起来。码头的塔吊像巨人的手臂,举着流光溢彩的灯;足球体育馆的椭圆形轮廓里,隐约传来球迷的呐喊——2010年世界杯时,这里曾沸腾过全世界的欢呼。约瑟夫说,开普敦是全球第二大宜居城市,不是因为它的繁华,是因为它懂得把自然与生活缝在一起:早上在桌山看日出,中午去克利夫顿海滩踩沙子,下午到罗本岛听历史,晚上在沙滩餐厅吃龙虾——日子像大西洋的浪,慢得能接住所有美好。
第二天清晨,我和夫人去了好望角。站在悬崖边时,左手是大西洋的怒涛,浪头拍在礁石上,碎成白色的泡沫,声音像低吼的巨兽;右手是印度洋的微波,海水泛着淡蓝的光,温柔得能托起船帆。两洋的水在脚下交汇,却泾渭分明,像两个性格迥异的朋友,手牵手站在非洲的南端。礁石上爬着小螃蟹,贝壳里藏着退潮时留下的海水,阳光照在上面,闪着细碎的光。
午后的企鹅湾更像个童话世界。黑白相间的非洲企鹅摇摇摆摆地从海里走上沙滩,小短腿陷在细沙里,像穿着燕尾服的绅士。它们不怕人,有的凑到游客脚边啄沙子,有的趴在岩石上晒太阳,肚皮露在外面,圆滚滚的像个小皮球。导游说,这些企鹅是开普敦的宝贝,当地人每天都会来给它们清理沙滩,连游客的脚步声都要放轻——在这座城市里,人与自然从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依偎的家人。
海狮岛的喧闹则是另一种风情。礁石上挤满了海狮,有的四脚朝天晒肚皮,有的甩着尾巴拍水,叫声像憨厚的笑。游艇慢慢靠近时,一只小海狮突然跳进海里,跟着船尾游了一会儿,又猛地跃出水面,像在跟我们打招呼。船长说,每年冬天,鲸鱼会从南极游到这里,运气好的话,能看到它们喷出十几米高的水柱——那是大西洋写给开普敦的情书。
离别:风里的余温
离开开普敦的那天,我又去了桌山脚下的咖啡馆。点了杯南非咖啡,配着刚烤好的杏仁饼干,看着远处的索道缓缓上升,像在把人的思念拉向云端。穿宝蓝色制服的空姐刚好也在这里,她认出了我,笑着走过来:“要回去了吗?”
我点头,她递来一张明信片,上面是桌山的日落,“下次再来,开普敦的风会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