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荣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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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六年，26岁的苏轼携文坛盛名赴凤翔任签判，与知府陈希亮的相遇，成了他官场第一课的开端。这位同乡长辈的“冷遇”，比关中的寒风更让他刺骨——首次登门，苏轼在府衙外候了两个时辰才得见；他精心撰写的公文，被陈希亮用朱笔改得密密麻麻，连句读都不放过；下属私下称他“苏贤良”，竟被陈希亮以“妄议上官”为由杖责吏员，还冷言：“一个初入官场的判官，谈何贤良？”年轻气盛的苏轼羞愤交加，暗自发誓“不与公弼多言”，却不知这只是“磨砺”的开始。
不久，中元节祭祀活动，苏轼因赌气称病缺席，本以为只是小过，怎料陈希亮竟直接上奏朝廷，弹劾他“擅离职守，不敬上官”。朝廷下旨罚铜八斤，消息传遍凤翔官场，苏轼成了众人议论的焦点。他窝在住处，写下“顾我迂愚分，初无左右先”的诗句，满纸都是委屈与不甘，甚至想上书请辞，逃离这让他颜面尽失的地方。可当他握着写好的辞呈，想起欧阳修“需在官场磨其心性”的叮嘱，终究还是把纸揉碎，压下了冲动。
真正的交锋在“凌虚台”筑成之日。陈希亮命苏轼作《凌虚台记》，苏轼憋了一肚子气，决意借文讽喻。他在文中写道“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转而话锋突转，以“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暗指陈希亮筑台是“劳民伤财”，又以“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预言高台终将倾颓，暗嘲其好大喜功。写罢，他带着“看你如何发作”的心思呈上去，可陈希亮读罢，不仅没怒，反而拍案叫绝：“子瞻此文，写尽世事兴衰，是真才子！”当即命人刻石立碑，还特意召来苏轼，沉声道：“你有才华，却锋芒太露，若不磨去棱角，日后必遭祸端。”苏轼虽嘴上不服，心里却第一次对这位“铁面太守”生出了一丝疑惑。
转机出现在东湖修建的困境中。当时苏轼因豪强阻扰渠道施工，束手无策，甚至被对方诬陷“强占民田”。正当他焦头烂额时，陈希亮竟亲自带着府衙的地契档案来到工地，当着众人的面，一一核对土地归属，戳破了豪强的谎言。苏轼又惊又愧，刚想道谢，陈希亮却转身就走，只留下一句：“修湖是为百姓，莫因私怨误了公事。”后来暴雨冲垮堤坝，苏轼连夜守在湖边，第二天一早竟看到陈希亮已调派好工匠和物料在岸边等候，那一刻，他终于懂了——那些看似严苛的“刁难”，都是这位长辈藏在铁面下的保护。
多年后，苏轼历经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在“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中，愈发感念陈希亮的苦心。陈希亮去世十四年后，他主动提笔，为这位曾让他“恨之入骨”的太守写下《陈公弼传》，文中坦承：“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公未尝有愠色……今思之，公之严，实乃爱我之深也。”
凤翔的风早已吹散了当年的意气之争，唯有凌虚台的碑刻与东湖的柳丝记得：一位铁面太守，以最“狠”的方式，磨出了一位才子的旷达，也留下了一段官场师徒的千古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