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鲁西南一座不知名小县的村镇里,这地方的归属像走马灯似的换过 —— 曾属河北,归过平原省,划给过河南,直到 1963 年才最终划归山东。这里算不上富庶,2015 年之前,村里除了村支书家那栋扎眼的小别墅,家家户户都是灰扑扑的小平房,坑洼的土路一到雨天就泥泞得难以下脚。年轻人大多扛着铺盖外出打工,村子里留着的,多是守着老屋的孩子、妇女和年过五旬的老人。老人们守着几亩薄田过活,农闲时就去村镇附近的小工厂打零工,挣点零散的生活费贴补家用。
玉姑家就和我家隔一堵墙,她是我发小的奶奶,比我奶奶小几岁。邻里街坊都喊她 “玉姐”,连我父亲也跟着这么叫,论辈分,我该喊她一声 “姑姑”。玉姑走的时候我正在上高三,算起来,她那时也才六十五岁左右。玉姑的丈夫是外乡人,当年是倒插门进了她家。人到中年,一场脑梗把他撂成了半身不遂,可日子总要过下去,他就靠着蹬三轮捡破烂谋生。关于他,我记忆里总定格着一个画面:两只手蜷曲着像枯瘦的鸡爪,一条腿使不上劲,蹬三轮车时只能先把车轴蹬半圈,再费力地把脚收回来重新蹬。无论酷暑寒冬,他头上总扣着一顶洗得发白的灰帽子,每次从外面回来,三轮车斗里都堆得满满当当的废品。那时候我们这群孩子不懂事,总爱在背地里偷偷学他一瘸一拐的走路姿势,引得同伴们哈哈大笑。我记不清他具体是哪年走的了,只记得他脾气怪得很,虽是出门就能碰见的邻居,我却从没和他说过一句话。
玉姑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二儿子和我父亲年纪差不多,大儿子住在后街,女儿则嫁到了西边的邻村。大儿子娶了媳妇分了家,心就变了,不愿和弟弟轮流赡养母亲,玉姑没办法,只好跟着小儿子一家过活。小儿媳嫌家里穷,撇下两个年幼的男孩,头也不回地走了。二儿子常年在外打工,丈夫残疾了很多年并且去世得也早,家里家外的担子就落在了玉姑肩上,她一边操持家务,一边照看两个上学的孙子。玉姑是个极爱干净的人,和村里有些邋里邋遢的老太太不一样。她的衣服永远洗得干干净净,浆得平平整整,连补丁都缝得方方正正。北方的冬天冷得刺骨,大澡堂子是村里人驱寒净身的好去处,玉姑有时候会喊上五六个相熟的年轻妇女,一块儿说说笑笑地去澡堂洗澡。那时候的她身体硬朗得很,能吃能睡,地里的农活、家里的琐事样样都拿得起。玉姑喜欢串门,尤其爱来我们家。有时候几乎天天来,要么是午饭的饭点,要么是炊烟袅袅的傍晚。我们一家人从不会烦她,在农村,邻里间串门是再寻常不过的交往方式,是日子里热腾腾的烟火气。每年春天,玉姑都会在自家房前的空地上种满各样蔬菜,等到夏天蔬菜成熟了,她总会时不时地挎着篮子送些过来,一把鲜嫩的韭菜,几颗饱满的西红柿,带着泥土的清香。那时候我总盼着玉姑给我们送菜,她种的西红柿炒鸡蛋最香。她还在家里养了一群鸡,我放学回家,常常能看见她佝偻着身子在院里喂鸡、赶鸡,鸡群扑棱着翅膀,院子里满是叽叽喳喳的热闹。
玉姑是个天生的 “乐天派”,和谁都聊得来,不管是刚嫁过来的年轻小媳妇,还是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她说话带着鲁西南特有的爽朗口音,聊到开心处,总会敞着嗓门放声大笑,笑得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合不拢嘴。她的笑声极具感染力,总能把满屋子的人都逗得哈哈大笑,直笑得肚子痛、眼泪流。有她在的地方,就总有说不完的话,散不去的热闹。她来我们家串门,聊过的话题林林总总,可留在我记忆里的,就那么几个。养鸡的时候,她最爱讲黄鼠狼偷鸡的故事。她眯着眼,慢悠悠地说:“有天夜里起夜上厕所,就瞅见门缝那儿卡着一只母鸡,我赶紧上手去拽,哪晓得鸡脖子在门那边被黄鼠狼叼着呢!我就跟那黄鼠狼较上劲了,你说怪不怪,那小东西劲儿还挺大,可怜那母鸡哟,吱哇乱叫,遭老罪了。” 她讲得绘声绘色,我们听得也很入迷。 她和我母亲聊起孩子,总爱回忆起孙子们小时候的模样。她拍着大腿,叹着气说:“时间咋恁快呢,一眨眼的工夫就过去了。你还记得不?那时候我抱着俺大孙儿,你抱着恁小儿,俩小家伙在怀里一蹦一蹦的,脸蛋子红扑扑的,跟苹果似的。” 说着,又摇摇头,“哎呦,你看现在,都长这么大了,也不听话了。”
当然,玉姑也会和我们倾诉生活里的不如意。那时候我年纪小,只觉得她翻来覆去说那些事,有点像书里写的祥林嫂。她坐在我家的沙发上,眼神黯淡下来,声音也低了几分:“唉,孩子都是这样,娶了媳妇忘了娘啊。大儿子小时候,我逗他说,‘儿啊,等你结了婚,要是媳妇打我咋办?’他当时小嘴儿甜着呢,说‘她敢打你,我就把她撵走’。” 说到这儿,她抹了抹眼角,“看看现在,他媳妇有一回当着他的面,朝我脸上扇巴掌,抓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骂的话难听死了,什么‘老不死的’都往外蹦。他就站在旁边,一动也不动啊。唉,活着真不如喝药死了算了。”
玉姑家的房子很破,是村里最老旧的一批砖瓦房。一到下雨天,屋顶就漏得厉害,屋里摆满了接雨水的盆盆罐罐,叮叮咚咚响个不停。屋子里光线总是昏沉沉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玉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住上一栋敞亮的小洋楼。村里谁家盖了新楼,她总要凑过去看半天,回来就念叨:“啥时候我也能住上这样的楼啊。” 有时候又会自嘲地笑笑,“恐怕是活不到那天喽。”
玉姑是家里的独生女,丈夫是外乡人,大儿子又不孝顺,每到过年的时候,她家总是村里最冷清的。别人家都是张灯结彩、热热闹闹,她家却只有她和小儿子、两个孙子守着空荡荡的屋子。我记得每年大年初一早上,天刚蒙蒙亮,玉姑就会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来我们家串门。她站在门口,哈着白气,笑着说:“哎呦,又是一年哟。” 那笑容里,藏着说不清的滋味。后来我上了高中,学校离家远,只有周末才能回趟家,和玉姑见面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了。最后一次见她,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她来我们家串门,看见我弟弟正在桌前整理扑克牌,就笑着提议:“咱俩玩会儿牌呗?” 弟弟欣然答应,两个人在客厅里玩了起来,玉姑的笑声在院子里荡来荡去。玩到饭点,她才意犹未尽地放下牌,说:“明天咱继续玩。”第二天下午,她果然又来了,又和弟弟玩了很久的牌。再后来,我听家里人说,她去二儿子打工的城市住了。
之后每次周末回家,我都以为她还在外地,却再也没见过她的身影。直到高考结束,漫长的暑假开始了,我无意间跟妈妈提起:“最近咋没见过玉姑了?她从外地回来了吗?” 妈妈沉默了半晌,才低声说:“她早就没了。我记得那几天她干完活就说不舒服,头疼得厉害,去医院住了几天,出院没多久,就在家里走了。过了好几天,才被邻居发现。”
上周,我和妈妈打视频电话,镜头里,妈妈指着不远处一栋崭新的两层小楼,说:“你看,那是你们玉姑家盖的小洋楼,多好啊。”我看着屏幕里那栋亮堂堂的小楼,回想起玉姑来我们家串门的日子,忽然就红了眼眶。
玉姑走得太早了,她念叨了一辈子的小洋楼,终究是没住上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