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世纪60 年代初出生在镇宁土地关,一个藏在贵州大山褶皱里的小地方,寨子离邻村的布依族、苗族村寨很近。在这个各民族聚居的地方,乡亲们住得近,日子里总裹着少数民族的热闹劲儿。家里是几代人同堂的模样:爷爷奶奶还在时,常坐在房前老黄桷树下晒暖,爸妈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辈子围着田埂转,手上的老茧磨了又厚,指甲缝里总嵌着洗不净的泥土,却也总在节日里跟着乡亲们一起热闹 —— 尤其是布依族的 “六月六”,是我小时候最盼的日子。
每到六月六,土地关附近的客田寨子,晒谷场就成了欢乐的海洋。布依族乡亲们穿着蓝靛染的土布衣裳,姑娘们头上插着银簪,手里捧着五彩的花包,小伙子们则背着竹篓,等着丢花包时接住心上人的心意。我总跟在妈妈身后,看她和太奶奶、邻居阿婆一起唱对歌,太奶奶的声音虽有些沙哑,却透着股子韧劲儿,歌声绕着晒谷场飘:“六月六来好风光,谷子抽穗玉米黄,阿妹唱歌邀阿哥,共庆丰年心花放。” 爸爸会带着我和爷爷挤到苗族乡亲的芦笙队旁,爷爷曾说他年轻时也会吹两句芦笙,看着穿着百褶裙的苗族姑娘跟着芦笙节奏起舞,银饰碰撞出清脆声响,爷爷总忍不住跟着点头打拍子。我学着大人的样子捡起地上的小花包,追着小伙伴跑,直到太阳落山,晒谷场的火把点起来,几代人围坐在饭菜旁,香气混着歌声、笑声,成了我对 “家” 最早的鲜活印记。
小时候的家,就是土地关那栋矮矮的石板房,房后是爸妈种的玉米地,房前的老黄桷树是爷爷年轻时栽下的。清晨天还没亮,爸妈就扛着锄头去田里了,奶奶会在厨房烧火,准备蒸波波糖;等我睡醒,甜香裹着水汽漫出来,灶台上的砂锅里,炖着妈妈从黄果树瀑布边采的折耳根,爷爷则坐在院坝里,慢悠悠地编竹筐。爸爸中午回来,总蹲在院坝擦那辆旧摩托车,车座沾着田埂的泥,他擦得仔细,边擦边说:“等周末,载你和爷爷奶奶去安顺儒林路,再去夜郎古国遗址看看 —— 听说当年商队从这过,还和楚地的人换过丝绸呢。” 而最难忘的,是夜幕降临时老黄桷树下的时光:几代人围坐在一起,爸爸会哼起那首代代传的《夜郎山尖插旗杆》——“夜郎山来夜郎山,夜郎山尖插旗杆。夜郎旗杆千年败,旗杆窝窝千年在。夜郎老少分离难上难,哪年哪月才团圆。夜郎将来要回转,阳雀站在夜郎山。夜郎山上阳雀叫,夜郎老少来团圆。” 我枕在妈妈腿上,奶奶轻轻摸着我的头,古歌的旋律绕着树枝飘远,总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 —— 那时的 “家”,就藏在夜郎古歌的调子⾥,是砖房、是田埂、是几代人凑在⼀起的暖。
后来爷爷奶奶相继走了,我也慢慢长大,读书、考学,1978年离开土地关到县城一中上高中,1980年高中毕业去读师范,1982 年 8 月师范毕业分配到镇宁六马中学任教。第一次离开土地关生活,却没走太远,暑假期间还能常在爸妈身边。赶上六月六,还能跟着去晒谷场凑热闹。妈妈总会提前蒸好波波糖,爸爸会在院坝等我,听我讲学校里的事,偶尔还会哼起半句夜郎古歌,问我 “在学校有没有想起家里的歌”。那段日子,“家” 是六马中学到土地关的曲弯乡村公路,是爸妈盼我回家的眼神,也是夜郎古歌里 “团圆” 的简单期许。
可日子总在往前赶,1985 年,随着人才流动的兴起,我应聘调往黔南罗甸县工作。罗甸的夏天比镇宁热,空气里总飘着芒果和火龙果的甜香,我租的小屋窗外就是潺潺的蒙江,傍晚能看见村民在江边洗衣、孩童在浅滩嬉闹,倒让我想起土地关房后的小溪。每次给爸妈打电话,妈妈总在那头说 “今年六月六,阿婆还问起你,说少了你凑热闹,对歌都少了点意思”,爸爸则会突然哼起 “夜郎山上阳雀叫”,再叹口气说 “要是想家,就回来看看”。我寄回去的罗甸芒果,他们舍不得吃,总说 “等你回来一起尝”—— 那时才懂,夜郎古歌里的 “分离难”,是爸妈藏在电话里的牵挂,也是 “家” 开始有了远方的模样。上
1986 年,我与一位湘妹子结婚了。婚后因天妻关系,我次年调去了湖南湘乡工作。这一次,离家更远了。初到这座浸着湖湘文化的小城,我一边适应剁椒鱼头的鲜辣、湘乡米粉的醇厚,一边没停下学习的脚步 —— 报名成人高考、读研,书桌前的台灯常常亮到深夜。爸妈每次打电话都叮嘱 “别太累”,还会托人从土地关寄来刺梨干,说 “泡水喝能提神”,六月六的时候,更是会提前打来:“今天晒谷场可热闹了,阿妹们的花包丢得远,芦笙吹得响,你要是在,就能一起唱夜郎古歌了。” 慢慢的,我也开始在湘乡的日子里,把夜郎古歌藏进心里,想家时就轻轻哼两句,仿佛爸妈就在身边。
最难忘的是,后来去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的日子。第一次站在天安门广场看国旗升起,心里满是激动;在鲁迅文学院的课堂上,听老师讲文学创作,窗外是京城的梧桐叶,总让我想起土地关的老黄桷树,想起爸爸哼的夜郎古歌。课余去逛故宫,红墙黄瓦间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可走着走着,还是会想起六月六晒谷场的火把,想起太爷爷太奶奶坐在院坝里的模样,想起夜郎古歌里 “阳雀站在夜郎山” 的句子。我把这些思念写进家乡故事里,老师夸我 “写得有生活气”,其实我知道,那是夜郎古歌里的 “家” 给了我底气。每次给爸妈打电话,我都会细说北京的新鲜事,妈妈笑着说 “北京冷,多穿件衣服”,爸爸则认真地问 “北京的玉米是不是比家里的熟得晚”—— 他们不懂文学,却懂我笔下那些故事里,藏着多少对 “家” 的惦念。
时光一晃到了 2008 年,我退居二线,开始从事地域文化研究,尤其注重古夜郎文化和布依族、苗族文化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转融进创作中。同时,我还受聘到湖南省文联主持《楚风》《欣赏与收藏》两本期刊的编务工作。办公室窗外是长沙的老街道,桌上总堆着各地作者的来稿,读着写楚地文化、民间艺术的文字,总让我想起土地关的夜郎故事、六月六的民族风情,想起太爷爷编的竹筐、太奶奶唱的对歌。编《楚风》时,我常选登地域文化交融的文章,偶尔也把自己写的家乡随笔放进去,字里行间都是夜郎古歌里的 “家”;编《欣赏与收藏》时,看到介绍苗族银饰、布依族蜡染的稿件,总会想起小时候晒谷场上乡亲们的衣裳,忍不住在编者按里写几句对家乡的感慨。爸妈知道我做期刊,总问 “忙不忙”,还说 “要是能在你编的杂志上,看到咱们土地关的夜郎古歌就好了”。
父母在世时,我便和爸妈商量着,让他们离开土地关,一起在长沙定居。可他们说“在土地关习惯了,离不开。”
日子就这样在祖孙的笑闹、与爸妈的相伴中慢慢过着,可岁月终究留不住人。2020 年的冬天,妈妈走了,走的时候很安详,手里还攥着当年太奶奶教她绣的花包 —— 那是她准备给重孙子的,说等六月六,让孩子也有个花包玩,像她小时候太奶奶给她做的一样。送妈妈走的那天,我抱着她的遗像,哼起了夜郎古歌,风里好像也带着哭腔,总觉得她只是去了土地关的老房子,和太爷爷太奶奶一起,还在院里蒸着波波糖,等我们回家。妈妈走后,爸爸明显沉默了许多,常常坐在阳台望着远方,手里摩挲着太爷爷留下的竹筐,偶尔会突然哼起 “夜郎老少分离难上难”,唱到 “团圆” 两个字时,声音总会发颤。我知道,他是想妈妈了,想太爷爷太奶奶了,也想土地关的日子了。
没想到两年后的 2022 年,爸爸也走了。临走前,他拉着我的手,断断续续地说 “回…… 回土地关看看…… 把古歌唱给太爷爷太奶奶听……”。我红着眼眶点头,把他最爱的那本《楚辞》、妈妈的花包,还有太爷爷编的竹筐放在他身边 —— 他们这一代人,终究是念着土地关,念着家里的四代人,这次,终于能和太爷爷太奶奶、妈妈在另一个世界团圆了。爸妈走后,我把家里四代人的照片摆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旁边放着《楚风》合订本、妈妈的花包、爷爷的竹筐,还有孙子画的 “会唱歌的树”,每次看到这些,就像他们都还在身边一样。
爸妈走后的第三年秋天,儿子看着我总对着土地关的老照片发呆,悄悄在手机上帮订了去安顺的高铁票,说 “爸,咱们回土地关看看舅舅和姨妈,也去老房子走走”。高铁上,孙子趴在窗边看风景,问 “爷爷,土地关有老黄桷树吗?”,我摸着他的头说 “有,是太爷爷种的,比爷爷的年纪还大”。到了土地关,弟弟和姐姐早已在村口等着,姐姐手里还提着刚蒸好的波波糖,说 “知道你们回来,按妈当年的方子做的”。走到老房子前,老黄桷树依旧枝繁叶茂,弟弟说 “这些年我常来打扫,就怕你们回来认不出”。我牵着孙子的手,站在树下哼起夜郎古歌,孙子跟着唱,弟弟姐姐也跟着轻轻和,风穿过树叶,好像也带着太爷爷太奶奶、爸妈的声音 —— 那一刻,我突然懂了爸爸临终前的嘱托,回土地关,不只是看老房子,更是让 “家” 的根,在下一代心里扎得更深。
如今,土地关的老房子有人照看,房前的老黄桷树还在风中摇晃,长沙的家里,孙子已经长大了些,会主动缠着我教他唱夜郎古歌,儿媳妇也常说 “等有空,再带孩子回土地关看看舅舅姨妈”。唱到 “夜郎山上阳雀叫” 时,孙子会指着窗外的香樟树说 “太爷爷太奶奶、爷爷奶奶是不是在树上面听我们唱歌呀?”,我摸着他的头说 “是呀,他们一直都在,在古歌里,在我们心里,在咱们家四代人的记忆里”。
等我正式退休,儿媳妇在长沙市政府机关工作,每天早出晚归,儿子也常加班,刚安定下来没多久,我的孙子 —— 家里的第四代,也到了需要人照看的年纪,我便主动接过了带孙子的活儿。每天清晨,我会牵着孙子的小手去小区楼下散步,教他认路边的香樟树,像当年爸爸教我认土地关的庄稼、太爷爷教爸爸编竹筐一样;傍晚儿媳妇下班回来,会顺手带些新鲜水果,边换鞋边问孙子 “今天听爷爷讲太爷爷的故事了吗”,孙子总抢着说 “爷爷教我唱夜郎歌了”,客厅里顿时满是笑声。我坐在旁边陪着孙子写作业,偶尔哼起夜郎古歌,小家伙总歪着脑袋问 “爷爷,这是什么歌呀?”,我就给他讲土地关的六月六、晒谷场的芦笙舞,讲太爷爷太奶奶的故事,讲夜郎古歌里 “团圆” 的意思。有次孙子画全家福,特意在旁边画了一棵 “会唱歌的树”,说 “这是太爷爷太奶奶种的老黄桷树,会唱夜郎歌”—— 看着他稚嫩的笔触,看着儿媳妇凑过来笑着拍照,我突然觉得,夜郎古歌里的 “家”,正顺着四代人的血脉往下传,从土地关的老黄桷树,传到了长沙的小区里,传到了下一代的心里。
现在,餐桌上的碗筷少了几双,可聊起天来,还是会说起 “太奶奶蒸的波波糖”“太爷爷编的竹筐”“爷爷擦摩托车的模样”“土地关的六月六”,孙子也会插话说 “爷爷,今天还教我唱太爷爷他们的古歌吗?”,儿媳妇会笑着接话 “等周末,咱们视频让舅舅听听你唱的歌”。电视里放着各地的新闻,没人再提 “回土地关种玉米”“去北京逛故宫” 的约定,可每当我哼起夜郎古歌,屋里就会特别安静,仿佛太爷爷太奶奶、爸妈都在跟着唱,孙子奶声奶气的声音、儿媳妇温和的笑声混在其中,成了四代人最温暖的回响。
我终于懂了,夜郎古歌里的 “家”,从来不是固定的房子,不是某一个地方,也不会因为亲人的离开而消散。它是上世纪60 年代土地关晒谷场四代人围坐的火把,是罗甸蒙江边的牵挂,是湘乡书桌前的思念,是北京梧桐树下的惦念,是太爷爷的竹筐、太奶奶的花包,是爸妈留在世间的温度,是儿子买的高铁票、儿媳妇的笑声,是孙子眼里 “会唱歌的树”,是四代人一起哼起的旋律。它藏在血脉里,藏在记忆里,藏在每一段关于爱的时光里 —— 只要夜郎古歌的旋律还在,只要我们还记着,“家” 就永远都在。
傍晚时分,我和老件牵着孙子的手,儿媳妇陪在旁边,一起在小区散步,风里带着长沙的暖意,我轻轻哼起 “夜郎将来要回转,阳雀站在夜郎山”,孙子跟着唱,儿媳妇也轻声和:“夜郎山上阳雀叫,夜郎老少来团圆。” 古歌的调子飘向远方,我仿佛看见太爷爷太奶奶、爸妈站在土地关的老黄桷树下,弟弟姐姐也在一旁笑着,朝着我们挥手 —— 这就是夜郎古歌里,四代人永远的 “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