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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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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26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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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水谣》创作谈:以水为脉,让楚湘文化在烽火中流淌

创作《涟水谣》的初衷,是想跳出传统抗日题材的固有框架,不再局限于硝烟战火的直接描摹,而是试图找到一条能串联起历史、文化与个体命运的精神线索。最终,我将目光落在了“水”上——涟水河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叙事场域,更成为贯穿全文的精神意象,我希望以水为脉,将湖湘文化、楚文化的基因与抗日烽火有机熔铸,让这部作品既有民族危亡的厚重底色,也有乡土文化的温情温度。当这部小说2025年9月8日在中国作家网发表后,收获了意料之外的广泛好评,更被多地改编为电视短剧、专题讲座,还入选了江苏、广东等地的高三语文试卷,这让我深感,扎根文化土壤的叙事,总能引发读者的深层共鸣。

在创作过程中,我始终围绕“如何让文化不成为空洞的符号,而是真正融入故事的血脉”这一核心命题展开,从意象构建、文化熔铸到叙事表达,每一步都在尝试让历史的厚重与个体的鲜活达成平衡。

一、意象构建:让“水”与器物成为文化的精神载体

我不想让故事的背景只是简单的时代标注,而是希望构建一个有温度、有记忆的精神空间,因此,“意象”成为了我连接历史与现实、文化与叙事的重要抓手。选择“涟水”作为核心意象,是因为水本身就兼具“流动”与“承载”的特质——它既是枫香渡、烽火渡这些地理坐标的联结者,也是时间的见证者。在创作时,我特意设计了水色的变化:从和平时期“浸了千年铜绿的古镜”般的静谧,到战争年代“被打翻了的胭脂盒”般的血色,这种视觉上的转变,实则是和平与战争更迭的隐性叙事。更重要的是,我想让涟水成为文化的传承者,让它“蜿蜒的河道”呼应楚式云纹,“汤汤的涛声”融入《涟水谣》的旋律,让楚地“水文化”与湖湘“血性”在流动中自然交融,让“水”真正成为整部作品的“骨架”。

除了“水”,我还设置了一系列承载楚文化基因的器物。创作时,我刻意避开了民俗符号的简单堆砌,而是让每一件器物都拥有“活态的生命力”,让它们的功能转变成为文化传承的隐喻。比如铜爵灯,从最初文物局的藏品,到战时的信号灯,它的身份转变,实则是传统文化在战争中“破茧重生”的过程;还有老橹上的“楚水同舟”、楚简上的“家国”二字、铜哨的波浪纹,这些细节都不是随意设计的——楚简是“不能丢的根”,老橹是“同舟共济”的象征,铜哨是烽火中的信号,我希望通过这些器物,让“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精神有具象的依托,让文化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能被触摸、被感知的存在。

二、文化熔铸:让楚湘风骨成为人物行动的内在逻辑

在构思《涟水谣》时,我始终坚信,好的文化叙事,不是让文化“贴”在故事表面,而是让它成为人物行为的内在逻辑。湖湘文化与楚文化,在我看来本就有着“血脉相连”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我没有通过直白的文字说明,而是融入了人物的一言一行中。

对于楚文化的传承,我将其寄托在周先生、阿谣等人物的行为中。周先生守护楚简、铜爵灯,本质上守护的是“楚人家国情怀”的根;阿谣围裙上的楚式云纹与士兵徽章的“湘”字凑成“楚疆”,这个细节是我特意设计的,它暗喻了“湘人即楚人”的文化认同。这种认同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转化为具体的行动:阿爹用刻着“楚水同舟”的橹运送伤员,阿谣抱着铜爵灯冒死送信,我想通过这些情节,让“乘舲船余上沅”的楚地豪情,在抗日烽火中转化为“卫我家乡”的实际抗争,让楚文化的“不屈”基因有了鲜活的载体。

而湖湘文化的“血性”,则藏在人物的细节刻画里。湖湘人“吃得苦、霸得蛮”的特质,不是靠华丽的辞藻渲染的,而是通过具体的行动展现:阿爹橹上插着刺刀仍在炮火中穿梭,周先生举着酒精瓶对抗日军,溶洞里的伤员喊着“杀鬼子”不肯退缩。创作这些情节时,我刻意避开了刻意的悲壮煽情,而是让人物的行为自然流露,让“湘人热血护家邦”的风骨与楚文化的“不屈”基因形成共振,共同塑造出“楚湘一体”的文化人格,让读者感受到,支撑人物抗争的,是深入骨髓的文化底气。

三、叙事表达:以个体微光照亮宏大历史

在构思叙事方式时,我刻意避开了宏大叙事的空洞感,因为我始终认为,宏大的历史终究是由无数个体的命运构成的,只有让历史落地到具体的人身上,才能让读者产生真正的情感共鸣。因此,我选择以阿谣、周先生、阿爹等小人物为叙事视角,让抗日史诗有了烟火气与情感温度。

故事的开篇,我设定为阿谣捶衣裳的日常场景;结尾则是她战后种枫香树、教唱《涟水谣》的画面。这个首尾呼应的设计,是我特意安排的——以个体的成长轨迹(从懵懂少女到文化守护者)串联起长沙会战的宏大背景,让宏大的历史变得可感可触。而铜爵灯的传递、楚简的守护、《涟水谣》的续写这些“小事件”,背后承载的是无数湖湘儿女“守根”与“抗争”的集体记忆。我希望通过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巧思,让读者明白,历史从来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藏在每个人的命运里。

同时,我也不想让故事陷入纯粹的悲凉。创作时,我特意在“遗憾”中埋下“希望”的种子:周先生的牺牲、阿爹的负伤、涟水的血色,这些是战争留下的伤痛,但战后阿谣种枫香树、挂铜哨,士兵后代寻来枫香籽的情节,则让“死亡”转化为“传承”——铜爵灯的光仍在,《涟水谣》的声仍在,枫香树的绿仍在。这种“带着伤痛前行”的温柔,正是我想表达的核心:战争会带来破坏,但文化的传承永远不会中断。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与楚文化的“生生不息”,在这种传承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说到底,《涟水谣》是一部“有根”的作品。我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让涟水成为楚湘文化的“血脉”,让器物成为精神的“信物”,让小人物成为历史的“证人”。当铜哨声、树叶声、涛声交织成《涟水谣》的旋律时,我希望读者听到的,不仅是一曲抗日壮歌,更是楚地先民的呐喊、湘人的热血,以及文化在时代洪流中永远不会熄灭的微光——这微光,藏在铜爵灯的火苗里,藏在楚简的纹路里,更藏在每个“记得根”的中国人心里。而这,正是我创作这部作品的初心与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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