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本小说集出版已经六年了。在这六年的时间里,因为眼疾,我写得少,发表也少,前些时梳理了一下,这六年在公开刊物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也就十几篇,二十多万字。不过,按现在出书的标准,这个体量出一本小说集也足够。
我这样说,没有丝毫炫耀之意,一个人在六十多岁的时候,才计划出第二本小说集,且都是平庸之作,有个什么好炫耀的?那些二、三十岁的小青年,甚至一些街头摆摊卖菜、送外卖的,都出好多本了呢,有的还很有影响。
这年头,出书并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情,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基层业余写作者,出书既不能给自己带来名,也不能给自己带来利,给自己带来的,可能是经济损失(自费出版),还可能是羞辱与尴尬。
记得第一本小说集出来后,不时有人找我要书,我是来者不拒,只要人家尊口一开,我就双手奉送,有远地方的,还会快递过去,光快递费就花了好几百。这没有什么,花点钱买到几个读者,交几个朋友,也还是值得的,让我尴尬的是,有些人收到书后的一些反应。
一次,我去河边散步,碰到一个朋友。那个朋友见了我,几步跨到我面前,也不说话,只用一种怪怪的眼光看着我,我被看得浑身不自在,就红着脸问,有事吗?他说,想不到你还是一个拐人。
拐人是我们这里的方言,意思是不正经,还含有坏人之意。
我问他,我怎么是一个拐人了?他说,你书里写的,大都是男人和女人的那些事儿,看来,你做的拐事还真不少。我说,没有啊,那是小说,小说与生活不是一码事儿,在小说里写那些,是为塑造人物而虚构的。他说,你莫骗我,如果没有亲身体验,你能虚构得那样真切?
听了他的话,我的老脸不由得发起烧来。本来,我想跟他说,如果我写杀人,那不就成杀人犯了,但想想,没有说。我知道,就算我说得再多,解释得再清楚,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我已然是一个拐人了,而且,有书为证。
当然,我也没有脆弱到见了一截井绳,就说成是毒蛇的那种程度。我也知道,有些人这样说,并没有恶意,只是想开个玩笑。不过,这样的话听多了,生理上和心理上,多少会有些不适,有时还会担心,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会从我的几节肠子里,看出“男盗女娼”来。
尴尬多种多样,有时猝不及防。
一天下班时,接到一位老年文友打来的电话。老年文友长我二十多岁,由于年龄相差较大,加之他是写律诗的,平时交往不算太多,偶尔见面,我总以老师称之。得知我出了书,他便托人找我索要。为表示尊重,我在书的扉页上,工工整整地签好字后,亲自送到了他的府上。当时,他不在家,我以为他打电话来,是想说几句鼓励的话儿,或者阅读感受什么的,哪知,他开口说的竟是:你那本书刚好一斤。像是怕我不相信,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我刚称过。放下电话,我半天没醒过神来,不知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给那本书称重。
我是一个愚钝之人,想破了脑袋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只好向一位朋友讨教。朋友哈哈地笑了,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啊?我摇摇头,说不知道,知道了我还来问你。朋友笑得更厉害了,说你这样一个智力,怎么写得了小说?我说,这跟写小说有什么关系?朋友说,怎么没有关系,你看那些小说写得好的,哪个不是绝顶的聪明,可你,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想不出来。
我呆呆地看着朋友,似等待天启。朋友同情地看了我一眼,说,料你也想不出来,还是我来告诉你吧,人家那是准备把你那宝贝,送往一个新的去处呢。
新的去处?哪个新的去处?我更疑惑了。朋友说,废品收购站呀。我的血往头顶一冲,结结巴巴地问,你怎么知道?朋友说,我当然知道,因为我经常看到,一些卖废品的人,将旧书打捆,放在磅上过秤。我红着脸,想说点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
朋友上前,在我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巴掌,说,你不要怄气啊,人家这是感谢你呢。感谢我?我一脸茫然地看着朋友。朋友说,一斤废纸可以卖四毛钱呀。
曾经听一个作家说,写作是自取其辱,当时还不甚理解,待到写的时间长了,特别是出了第一本小说集之后,慢慢有了些体会,感受也深了些。也许有人会问,既然这样,你何苦还要写,又没人逼你呀?我也曾这样问过自己。
要说呢,我是不适合写作的,读书不多,又没有天赋,悟性又差,加之所从事的工作,与写作没有多少关系,还很忙,经常加班加点,根本没时间写作,而且,起步很迟,四十二岁才开始写第一篇小说,是个“高龄产妇”。周围的朋友,甚至家人,都不知道我在写作,更不相信我能写作。
一次,县作协开会,县电视台记者采访我,当天晚上,节目播出时,电视台在我身边打的字幕是:作家夏艳平。我侄儿见了,笑得在地上打滚。他边滚边说,你是作家?你也是作家?还有,我孙子读小学四年级时,要写作文。晚上,他伏在桌子上,抓耳挠腮地鼓捣来鼓捣去,仍没有写出一个字来。我看着心疼,便跟他说,要怎样怎样写。我讲了半天,孙子仰起脸来,不屑地对我说,我听你的?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不怪朋友和家人,就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有写小说的才能。因此,我经常想着要放弃,也多次放弃过,其中一次,一放就是七年多。在那七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篇小说没写,连读小说也少。后来,不知为什么,又断断续续的写上了。
我为什么要写呢?一天深夜,我又这样问着自己,问了一遍又一遍,在问到第七遍的时候,一个人影突然从我脑海里蹦了出来。我睁了眼仔细地辨认,辨认了好长时间才看清了那人的面目,那是一个乡村小学的老教师。那个老教师生性怯懦,不善表达,在学校几乎没有多少存在感,但新闻报道写得不错,所写的稿子,经常发在省市党报上,有的还获了奖,连年被各级报刊和宣传部门评为优秀通讯员。在县里召开的一次表彰会上,我问他,你一个小学老师,怎么想着要写新闻报道?他看着我,狡黠地笑了笑,笑过后对我说,我不写新闻报道,你咋会知道我这个偏远乡村的小学老师?
想起那个老教师和他当年说的话,我似乎有点明白了,我当初学写小说,动机应该跟他差不多。那个时候,我身处底层,工作和生活,都有诸多的不如意,还经常遭人白眼,因而,总想弄点什么事儿来改变一下。我一无所长,又一贫如洗,更无任何可以凭借的资源和关系,能弄个什么事儿呢?
七想八想,最后想到了写作,想到了当作家。我觉得,当作家很牛,只要写出一部好作品,就可闻名天下,而且,无需多大的投资,只要一支笔和一本纸,就可以开张营业了。于是,把有限的业余时间,全用在了读书写作上。这就像曹雪芹笔下的那块顽石,原本无欲无念,埋没于无限的混沌中,如同不在,因为忽慕红尘,入世而成为人生,并想着要去与另外的心魂团聚。
这样说,好像也有点靠不住,在这个上帝已死、文学已死的时代,像我们这样的基层业余写作者,指望写作出名,几乎是妄想;指望写作赚钱,更是不可能。有人说,县城这一级的业余写作者,写成了就是神话,没写成就是笑话。可如今,哪有什么神话,笑话倒是很多,我自己就是一个。我断断续续地写了二十多年,没有写出什么名堂不说,还把自己写成了别人嘴里的一个笑话。
我这样说,不是自嘲,而是一种失败后的清醒。我早已知道,写作跟其它的买卖一样,也是多大本钱做多大生意,不能白手起家,更不能一本万利。正如台湾作家张大春所说,好作品是从对于天地人事的体会中来,而体会,就像是一个逛集市的人,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买东西的钱。而我的口袋里,不说空空如也,但的确掏不出几个钢镚儿来。
在明白这些之后,我仍没有放弃写作,还不时地写点东西,甚至,宁愿为此忍受羞辱和尴尬。这本小说集,就是近几年业余写作的成果。这说明我现在的写作,不再是为了名,也不再是为了利,她不能给我带来这些,我一个退休的人,要这些也没多大的用处。扪心自问,我现在的写作,应该就是一种业余爱好,我爱文学,爱写作。在我的眼里,文学就像山中的一方水塘,只要有空,我就会独坐塘边,伸出钓杆,放下渔线,这样,呆板的生活中,就有了一条不被打扰的缝隙。这是我的真心话,我不会骗自己,更不会骗别人。我还要告诉朋友们,我不是一个拐人。真的不是。
按理说,爱就是爱,不需要理由,而我爱文学,可以列出很多的理由来,比如,在我人生低谷时,她给了我心灵的慰藉,让我卑微的灵魂,有了向上的托举;比如,她让我对现实和人生,有了更多的省察,使我躁动的心,慢慢平静了下来;比如,她让我懂得阅读和审美;比如,她给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到了灿烂的文学星空。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
我应该感恩文学。像於可训先生说的那样,既然在小说这座山上落草,就应该好好地看好这座山寨。我当不了这个山寨的大王,只能做一个巡山的小卒。我不能替山下的众生行道,却可以看山下的万家灯火。
这本小说集如能出版,对于我来说,就像燕子又给自己垒了一个小巢。想到这个比喻,我小小地欢喜了一下。作为一个基层业余写作者,我没有能力去城市构筑高楼大厦,能像燕子在农家的屋檐下,垒起一个小巢,也就心满意足了。如今,小巢即将垒成,我自然是欢喜的,有了这份欢喜,当初那顶风冒雨、一口一口衔泥的艰辛,就可一笑而过了。
说真的,内心里我也希望读者朋友们,喜欢我的小说。我的小说里所写的,都是普通人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您可能会碰上自己,或者遇上您所熟悉的人,兴许,他们还能跟您说上几句知心话呢。不过,不喜欢也不要紧,能给你们准备出售的废品里,增加一斤的重量,我也倍感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