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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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作为一种美学选择的“散文化”
在当代小说日益追求情节密度、叙事奇观与思想爆破的潮流中，徐玉向的创作仿佛一条静谧的暗流，以其从容不迫的节奏、素朴本真的语言和对日常经验近乎执拗的深耕，坚守着文学最原初的感动——对人之存在的细致体察与深切同情。他的作品，如《我的表叔“霍元甲”》、《大槐树上有群羊》等，往往摒弃了强烈的戏剧冲突与宏大的历史叙事，转而聚焦于乡土社会中那些沉默的、边缘的个体，用一支沉静而饱含温度的笔，勾勒他们的形神，倾听他们的心跳，最终将他们的生命轨迹升华为一种诗意的存在。
这种叙事风格，可被精准地概括为“散文化小说”。它并非小说技法的退化，而是一种自觉的美学选择。它承袭了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等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抒情小说”一脉的衣钵，强调意境的营造、情致的渲染和语言的韵味，将小说的重心从“讲述一个故事”部分地转向“如何凝视一种生活”。在徐玉向这里，散文化不仅是形式特征，更是一种世界观和伦理姿态：它意味着对快速时代节奏的抵抗，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疏离，以及对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生命价值的庄严肯定。本文旨在通过细读文本，探讨徐玉向如何通过其独特的叙事艺术，完成对平凡世界的诗意重构与对边缘生命的深情烛照。
二、复调的凝视：儿童视角与成人反思的交响
徐玉向小说叙事艺术中最具辨识度的特征之一，是其精巧的视角运用。他常常采用第一人称回忆性叙事，但巧妙地将“经验自我”（童年的“我”）的即时感受与“叙述自我”（成年的“我”）的事后反思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富有张力的“复调凝视”。这种视角不仅负责呈现，更在不断地进行阐释与对话，极大地丰富了文本的层次与意蕴。
在《我的表叔“霍元甲”》的开篇，叙述便建立在童年视角的鲜活感知之上：“不用看，除了表叔还能有谁？悄悄地靠上前去，我从头到脚细细地查看了一遍，这次他又是伤在哪里呢？”这里的“查看”是孩童式的好奇，不带任何成人世界的道德评判与社会偏见，它使得表叔的出场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工笔画，每一个细节都带着原初的质感。紧接着，对表叔睡态的描摹——“头发像是田埂上的野草”、“眉却向着鬓角斜扬上去，又黑又亮”、“那只连连甩动的酱紫色的粗糙大手”——无不通过一双纯真之眼的过滤，使得人物形象既逼真可感，又蒙上了一层略带传奇色彩的滤镜。
然而，作者并未止步于此。叙事中不时穿插的成年后的追忆与点评，如“毕业后我独自去南方打工，家里的很多人事都断了联系”，或对表叔行为模式的总结性分析：“因爱打抱不平，讲义气，凡事一定要挣个脸面，宁愿自己饿着也要把钱借给朋友”，则为表叔的命运注入了时间的纵深与社会的维度。儿童的“看”与成年的“思”相互碰撞、补充，前者保证了故事的生动性与感染力，后者则赋予了故事以沧桑感与思考的深度。这种双重视角使得表叔的形象避免了被简单浪漫化为“落魄侠客”或贬低为“失败者”，而是成为一个在特定时代与社会结构中，有其自身逻辑与尊严的、复杂而真实的生命个体。
《大槐树上有群羊》同样采用了这一策略。童年“我”对二表哥的戏谑与不解（“从小就听家里人说姑妈家的老二是个傻子”），与成年后“我”的悲悯与醒悟（“心中不由一动，唉，转眼间我也四十多岁了，不再是河滩上那个戏耍表哥的少年了”）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对比。视角的转换，标志着“我”对二表哥认知的深化，也是自我成长的见证。最终，当“我”能够与表哥一同凝视槐树，看见那“被轻风赶着的白云，那变幻不定的白云，那自由自在的白云”，并领悟到那便是表哥心中永恒的羊群时，两种视角完成了最终的融合与升华。这不仅是理解，更是一种精神的共契。徐玉向通过这种复调叙事，不仅讲述了人物的故事，也讲述了叙述者如何理解人物、如何与过去和解的心灵史。
三、微尘中见大千：细节的史诗性与物件的生命
如果说视角是徐玉向小说的骨架，那么对细节的精雕细琢则是其血肉与灵魂。他的小说叙事节奏舒缓，情节推进往往让位于密集的、极具表现力的细节描写。这些细节绝非闲笔，它们承担着刻画人物、渲染氛围、暗示命运乃至点化主题的多重功能，使平凡之物承载起“微尘中见大千”的史诗性力量。
在《我的表叔“霍元甲”》中，对表叔手中那支烟的描写，堪称细节运用的典范：
“他的右手竟然还紧紧夹着一支不带把的白色卷烟……那支烟仅剩下食指和中指之间大约两公分的长度，明灭的独自燃烧着的火星，此时正似一只不懂时光的蜗牛正不紧不慢地继续往上爬，它的目标就是两根睡梦中仍然紧紧夹着烟的手指。”
这是一个充满动态与紧张感的瞬间。作者以惊人的耐心和精准的比喻，将时间“慢镜头”化。燃烧的烟卷不再是一个静态的道具，而成为表叔生命状态的绝佳象征：疲惫至极却仍紧抓不放的习惯，在沉睡中悄然流逝的光阴，以及那不可避免、步步逼近的灼痛终点（既指向香烟燃尽，也暗喻其命运）。这截烟灰，最终在表叔惊醒时“四散开去”，如同一场微小而绚烂的生命仪式。通过这样一个细节，表叔的生存境况——其劳碌、其坚韧、其无法摆脱的宿命感——得到了淋漓尽致而又含蓄深沉的表现。
同样，对表叔的手的描绘也极具冲击力：“夹着烟的食指和中指的第二指节已被熏得发黄，如同一截小胡萝卜似的大姆指虚搭在食指内侧……手背上的骨节覆着一层厚厚的老茧，已看不到明显的凸起。”这双手是一部无声的传记，记录着主人长期的体力劳动、不良嗜好以及历经的磨砺。物件（烟、手、军大衣）在徐玉向的笔下被赋予了生命，它们开口说话，成为人物性格与命运最忠实的见证者。
在《大槐树上有群羊》中，细节的诗意则体现在对自然场景的描绘上。河滩放羊的场景被描绘得如同一幅田园牧歌画卷：“那群羊如天空中被风揉碎了的点点白云，沿着河水流动的方向，一会左一会右，一会聚拢成一小团，一会又散开成了网。”这不仅是写景，更是对二表哥内心世界的投射。在他单纯的心灵中，羊群与自然融为一体，他的生命节奏与这缓慢、悠然、循环的牧羊生活同频共振。乃至晚年，当羊群已不复存在，他仍能从那棵老槐树的枝叶缝隙中，看到“忽闪而过的洁白云朵”，那便是他全部的精神世界与生命寄托。一个简单的细节，完成了从现实到象征，从物质到精神的飞跃，揭示了人物最深层的灵魂密码。
徐玉向的细节美学启示我们，真正的史诗未必存在于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中，它更可能蕴藏于一截烟灰、一双老茧、一片云朵的静观默察之中。正是这种对日常经验近乎宗教般的虔诚与提炼，使他的小说拥有了厚重的情感密度与永恒的艺术魅力。
四、为无名者立传：边缘生命的赋形与尊严赋予
徐玉向的小说世界是一个“小人物”的王国。他倾注深情笔触所描绘的，大多是游离于主流社会视野之外的边缘个体：《我的表叔“霍元甲”》中一生侠义却落魄潦倒的表叔，《大槐树上有群羊》中智力受损、与羊群相伴一生的二表哥。作者的选择本身，便体现了一种鲜明的文学伦理：为那些被遗忘、被忽视、被简化标签的“无名者”立传，恢复他们作为人的复杂性与尊严。
表叔“霍元甲”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与悲剧性的人物。他崇尚武侠精神，以霍元甲为偶像，追求“争一口气”的体面，其行为准则带有古典侠义色彩。然而，他的侠义行为（如为朋友打架）在现实法则下往往显得不合时宜，甚至成为他人生失败的注脚（“直到三十多岁，他也没存到几个钱，对象倒是谈了好几个，竟一个也没成”）。作者既钦佩他“宁愿自己饿着也要把钱借给朋友”的豪气，也怜惜其“一个人打五个”背后的狼狈与无奈。奶奶的挤兑（“我看是五个打你一个吧”），既是对现实的清醒认知，也夹杂着亲人的心疼与责备。这种多角度的、不避其短的呈现方式，使表叔避免了被神化或丑化，而成为一个血肉丰满、令人唏嘘的“这一个”。他最终的病逝，是为了给家里省钱而“主动放弃治疗”，这最后一次抉择，以其沉默的方式，完成了对其侠义人格的最终塑造，使悲剧结局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二表哥的形象塑造则更显诗意与哲学意味。他是一个几乎被社会定义为“无用”的人，他的世界狭小到只剩下“一群羊”。然而，正是在这极度的“简化”中，作者挖掘出了深度的生命价值。二表哥与羊群的关系，是一种超越功利、近乎天人合一的共生关系。他守护羊群，不仅是劳作，更是他存在意义的全部来源。小说中那个他因寻找迷途羊羔而迷路、最终抱着羊羔在荒渠中安睡的夜晚，极具象征意义：在这个智识有限的生命那里，存在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强大的爱与责任感。他的善良（帮“我”扛麦袋）、他的专注、他晚年在想象中继续“放牧”的能力，都指向了一种未被世俗污染的生命本真状态。作者通过这个形象，对“智力”、“价值”等概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究竟谁是真正的“智者”？是那些在红尘中精明算计的人，还是这个将一生奉献给一群羊、内心纯净如孩童的二表哥？
徐玉向的这种写作姿态，与当代思想家们对“他者”的关注、对单一现代性进步叙事的批判暗相契合。他通过文学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面观照自身与社会的镜子，促使我们思考何为有尊严的生活，何为生命的终极价值。他的小说，因此不仅是情感的艺术，更是一种充满温情的生命伦理学。
五、沉默的言说：静默叙事中的生命哲学
与对边缘人物的关注相应，徐玉向的小说在语言风格上，呈现出一种对“沉默”与“言说”关系的深刻辩证。在他的作品中，最丰富、最深刻的情感与思想，往往并非通过滔滔不绝的对话直白道出，而是蕴藏于人物的静默、景物的无言以及叙事的留白之中。这种“沉默的诗学”，构成了其散文化风格的深层内核。
表叔“霍元甲”虽然能言善辩，喜欢在酒桌上讲述自己的“光辉事迹”，但其形象最动人的时刻，却往往是那些沉默的瞬间：在冬日的阳光下孤零零地安静睡着；醒来后沙哑地说出那句千篇一律的“大姑，我来看看你”；以及最终面对疾病时，那“主动放弃治疗”的无言抉择。这些沉默的时刻，剥离了社会表演的色彩，露出了生命最本真的脆弱与坚韧，其力量远胜于任何言语。
二表哥则几乎是一个完全沉默的存在。他的语言被简化为一句不断重复的“羊呢？我去看看羊吧！”。这重复的呓语，是他的整个世界。然而，正是这种语言的极度匮乏，反衬出他内心世界的专注与丰盈。他无法用复杂的语言与外界交流，但他与羊群、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无需语言的、深刻的沟通。当他晚年坐在槐树下，以想象的方式继续放牧时，这是一种超越物质现实的、纯粹的精神活动，是最高形式的“沉默的言说”。作者在此告诉我们，有些生命体验是如此本质，以至于语言显得苍白，唯有在静默中，才能抵达其核心。
徐玉向的叙事语言本身也体现了这一特点。他的文字简洁、克制，极少有夸张的抒情和直接的议论。情感的力量是通过场景、细节和动作的冷静呈现而自然流露的。例如，写到表叔去世后表婶的坚守，仅用“她说这里有表叔的两个儿子，是他的家”这样一句朴实的话语，却包含了巨大的情感冲击力与伦理重量。这种含蓄内敛的叙事风格，要求读者调动自身的感受力与想象力参与文本的再创造，从而获得了更为持久和深刻的审美体验。
六、结语：在喧嚣时代的深情凝视
徐玉向的散文化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精微的细节美学、对边缘生命的深切关怀以及含蓄深沉的情感表达，在当代文坛构建了一个宁静而丰饶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宏大的宣言，没有激烈的冲突，只有对平凡人生日复一日的深情凝视，以及对生命本身庄严价值的无声礼赞。
他的创作，是对浮躁时代风气的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抵抗。在文学日益被市场、流量和热点所裹挟的今天，徐玉向始终保持着一种难得的定力，回归到文学最本真的源头——对人的处境的关心。他让我们看到，那些被飞速发展的时代列车甩在身后的“小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坚守与失落，同样构成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样值得用最精粹的艺术形式去记录和铭记。
《我的表叔“霍元甲”》和《大槐树上有群羊》这样的作品，不仅是两篇优秀的小说，更是两首关于生命、关于时间、关于记忆的抒情诗。它们提醒我们，文学的力量未必总在于振聋发聩，也可以在于那种如冬日阳光般“轻飘飘地洒在院子里的每一个角落”的温暖与慰藉。徐玉向的写作，无疑为如何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坚持文学的初心与尊严，提供了一条值得深思的路径。他的作品，如同他笔下那棵大槐树，在岁月的风雨中，以其沉默而坚韧的存在，为我们展示着生命本身的复杂、深厚与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