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城不是土建的,是血与泪浇筑的;有些河不是水做的,是爱与苦难熬成的;有些路不是脚走的,是现在与过去的阔别重逢。我赶西安的秋雨去潼关,原是想跟黄河借得半日偷闲,却在无意间读了几页魂牵梦萦的千年。
10月24日(星期五)傍晚,西安的雨又打在我的身上,这不是短歇的骤雨,这是烦人的秋雨!把原本应该是秋高气爽的初秋浸得冰凉。刚一下班,我就揣着身份证往火车站赶,目的地是潼关。前一日,我就在手机上查去风陵渡的路线——或到芮城再回头西行,或经潼关一直东进——本着“不走回头路”选了后者。
去风陵渡的种子,大约在10月初种下。十一假期,余兄茵昶从江苏常熟开车回镇安老家,一路上边开边游。开到晋西南的芮城时,正下大雨,他冒雨游玩了风陵渡。当他从手机上给我发来那些充盈着大桥、山丘、黄河的照片时,我似乎能真切地感受到他激动兴奋的心情。风陵渡,风陵渡……我心里念叨着,有了去风陵渡的念头。
列车如箭。当天晚上8点多就到了潼关,一出站,雨还在下,夜雨裹着黄河的湿气往领口里直钻,冷得人打颤。我匆忙找了家临路的旅店歇下,房间还带着点潮气,我躺着用手机翻看有关潼关的介绍。潼关古称桃林、渭汭,黄河从潼关北部边缘过境,并在此向东拐弯,渭河从潼关西北部流过,并向东汇入黄河。“渭汭”中的“汭””字,即指河流汇合,河流弯曲的地方。对“潼关”这个地名,我并不陌生。潼关素来是陕西的东大门,当长安还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时,欲从东入长安,潼关是必经之地。同时,潼关也是古代东西往来的要隘。公元1882年(光绪八年),时年18岁的谭嗣同从浏阳起身,往其父谭继洵任职地兰州,途径潼关。在潼关,谭嗣同写过一首非常有名的诗,“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少年谭嗣同以豪迈奔放的笔触生动描绘了潼关一带山河的雄伟壮阔,表露出其冲决罗网、勇往直前、追求自由的少年豪气。
除了少年豪气,潼关还有深沉的兵戈气。翻《潼关县志》,见“历代主要战役八十有二”,每行字都浸透了血。
哥舒翰在潼关败了一败涂地。“官兵竞相争渡,船不胜载,多被沉没,许多将士被淹死在黄河里,全军覆没。”《潼关方志》中的这段话再现了哥舒翰兵败潼关的惨状。公元756年(天宝十五年),主张据险而守的哥舒翰,在唐玄宗“一日三使”的催促下,引十五万大军自潼关东出,结果“正中贼计”,全军覆没,潼关失守。长安大门洞开,唐玄宗仓皇南逃,大唐从此一蹶不振。
黄巢在潼关功败垂成。公元880年(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引60万大军攻打潼关。义军通过突击“禁沟”得手,再迂回包抄,两面夹攻,最终攻克了潼关。“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不久后,黄巢——这位曾经在科场落第的书生,带领农民军攻入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然而,造化弄人。仅仅几年后,黄巢就退出长安,最终身陷狼虎谷,兵败身死。
相较于哥舒翰和黄巢,黄来儿李自成对潼关估计是又爱又恨。公元1638年(崇祯十一年)春,李自成率领起义军转战陕、甘,于潼关南塬被洪承畴、孙传庭包围战败,仅与部将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突围进入商洛。要是明军继续追剿,李自成必定是凶多吉少。然而,就在这命悬一线之际,清兵南下了!据《明实录•崇祯实录》记载:“崇祯十一年九月丁丑(1638年)清兵约西人(蒙古人)大举分入西协墙子岭、中协青山口……总兵吴国俊守墙子路,战败,走密云。总督蓟辽兵部右侍郎吴阿衡败没于密云。”清兵的突然南下,让京师震动,于是明廷急调洪、孙二人北上抗清。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公元1643年(崇祯十六年)8月,孙传庭率10万众进军洛阳、汝州等地。李自成采用诱敌深入战术,加之天公作美,郏县地区突降大雨,道路泥泞,义军趁机切断明军粮道,导致明军溃败,孙传庭逃入潼关。不久之后,李自成攻破潼关,孙传庭战死。仅仅几个月后,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在里应外合下进入北京,崇祯吊死煤山,大明灭亡。孙传庭是崇祯手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忠臣良将,他的战死,也预示了大明的覆灭。正如清人在《明史》中说的那样:“传庭死,关以内无坚城矣……传庭败死,贼遂入关,势以愈炽。存亡之际,所系岂不重哉!”
孙传庭死了。但,李自成也没能笑到最后。公元1644年4月22日下午三时,已激战一昼夜的吴三桂军和李自成军俱成强弩之末,坐等渔翁之利的多尔衮见时机成熟,果断出兵,猛攻李自成军,李自成大败。大败后的李自成一路西逃,既没有固守京畿,也没有固守山西。没有固守京畿尚可理解,但没有固守山西,就是严重的战略失误了。余兄茵昶说,山西东有太行山,西有吕梁山、黄河,南有太岳山、中条山,山河表里,地势险要。得中原者得天下,而要守住中原,必须要守住山西。山西一丢,北方就守不住了。李自成成也潼关,败也潼关。清顺治二年(1645)正月,豫王多铎率众拟攻潼关。李自成部将刘宗敏被清军猛烈炮火击溃,退守潼关。不久,清英王阿济格进军延安,对西安形成东、北夹击之势。李自成恐西安有失,遂退守西安,留马世耀守潼关。多铎由金盆坡下至寺南(今吊桥西)一线,驻兵十八营,对潼关形成包围,切断了潼关马世耀与西安李自成的联系。后来,马世耀诈降,并连夜派人报知李自成,预备前后夹攻,以作内应。奈何百密一疏,信使途中被俘,机密败露。多铎伪装出猎,设重兵埋伏,假设筵宴款待马世耀,马世耀中计,部卒器械尽被解除,马世耀被杀,潼关随即被清军占领。潼关一失,西安也守不住了。于是,李自成继续开始了他的逃亡之路,不久,在湖北九宫山被杀。
潼关的土,埋的不只是士兵的骨,更是一个又一个王朝的梦。
第二天清晨,雨终于歇了。我从潼关打车到风陵渡黄河大桥,刚推开车门,一股秋寒就裹着水汽扑面过来。顺着大桥走过去,就到了山西芮城的风陵渡。传说,上古时,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蚩尤作法兴雾,致黄帝大军陷于一片黄雾之中进退失据。危急关头,大臣风后发明指南车,助黄帝大军辨明方向,遂大胜蚩尤。风后死后,黄帝嘉其功,筑封陵以葬,风陵渡由此得名。风陵渡历史悠久,不少人熟知风陵渡这个地名,却是源自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郭襄在风陵渡邂逅杨过,对杨过一见钟情,但杨过只喜欢小龙女,所以郭襄注定是单相思。但郭襄却用一生守住了这份相思,终身未嫁。上演了一出“风陵渡口初相遇,一见杨过误终身”的凄美故事。
只见开阔的河面上,暗黄的河水像一匹浸湿的绸子,在柳枝的烟霭和远远的矮丘间流淌,没半点声响,却透着股压人的深沉。这就是风陵渡!站在渡口上,眺望潼关,当黄河在天际淹没,当秋风刮过耳际时,我忽然想起哥舒翰的恸哭,想起孙传庭的哀鸣,想起李自成的长啸——他们都曾站在这片土地上,望着同一条黄河。如今,远远近近的丘山上只剩秋草萋萋,当年的刀剑碰撞、战马嘶鸣、喊杀冲天,都被雨水冲散了。我掏出手机,写下一首诗:
题芮城风陵渡
莽莽大河过潼关,风陵渡上秋色寒。
多少金戈英雄梦,都作蓬蒿掩丘山!
写完才觉出,不是我在写诗,而是潼关的土、黄河的水,秋日的风,在替千年的英雄们,说了句心里话。
从风陵渡镇坐大巴就到了运城。运城古称河东,一落地就觉出不一样的厚重——舜帝公园里,金黄的秋叶把阳光滤成星星碎金,纤纤柳枝垂在湖面上,风一拨就划出一道道涟漪。《尚书·尧典》里写舜“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史记·五帝本纪》更细:“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那历山就在运城东南。坐在公园的石凳上,望着湖里的倒影,我心想“四千多年前,舜也该在这样的秋光里,耕过田、打过渔吧?”舜把“仁”刻在这片土地上,后来成了中华民族的根。之后去了关王庙。庙里也静得很,香火气里飘着勇武和忠义。《三国志》里记载,“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这便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刮骨疗毒”。此外,《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温酒斩华雄”“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华容道义释曹操”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故事,立体地塑造了关羽“勇武”“义绝”的光辉形象。
当天晚上坐火车到临汾,第二天一早就转大巴去吉县壶口镇。车窗外的景慢慢演变:先是晋南平原的开阔,再是窑洞依山而建的错落,最后是吕梁山脉的巍峨——秋叶有黄有红,染得漫山遍野,像把黄土地都染透了。这与江南的烟雨杏花完全不同,江南的山水是温润灵秀的,像文人笔下的诗;而山西的山是硬朗的,刻着吕梁太行的骨,像将士手里的剑。
当我站在壶口边时,三十五岁的我,第一次被黄河攥住了心。冰凉的河水裹着泥沙,像千军万马奔来,到壶口猛地冲下去,砸起的水雾扑向脸上、胸膛上,连呼吸都带着震响。“黄河母亲啊,我太久没有听见你的呼唤了!”站在壶口瀑布前,我忽然想起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想起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想起刘禹锡的“九曲黄河万里沙”——他们写的不是诗,是黄河的魂。更想起《八路军战史》里的记载:1937年9月,“115师主力由韩城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当年的八路军战士们,该也是站在这样的河边吧?他们望着黄河的奔涌,把家国装在心里,迎着敌人冲了上去。这水,是母亲的乳汁,哺养了中华民族;也是英雄的血脉,裹着中国人的骨气,东流入海,永不回头。
傍晚从壶口回临汾,再转车回西安。车厢里暖融融的,这一路,我没看多少“景点”,却见了太多比景点更重的东西——从《水经注》里的渭汭,到《潼关方志》里的大战;从《尚书》里的舜帝,到《八路军战史》里的东渡;从潼关的战鼓,到壶口的浪。原来黄河不是一条河,是一本写了三千年的书,每一朵浪都是字,每一块石头都是标点。而我这趟周末的路,不过是翻开了其中几页,却已读懂: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