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花的原野》

《花的原野》是我国著名诗人李瑛的一部诗集，196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有一册，秉持在手已经50多年了。

初持她，是我初中毕业那一年。那年我本来考上了一所石油学校，只因学校一直未开课，我只好回到老家帮父母种地挣些工分。

甫一回家，大队民兵连长便找上门来，说是上面要求各大队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利用文艺形式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由我牵头。我虽然说了我没有文艺细胞，可民兵连长不听。他说全大队就你文化最高，而且你家又是贫下中农，你不牵头可是立场问题了。没办法我只好应下来。应下的原因有二：一是我们这地方读书人的确不多，太少是因读书太苦。村子离小学校有10多里路，我常常是4点起床，自己烧饭吃，5点离家，7点多才到校，总是赶不上早自习。久之，上学的小伙伴由十几个到几个，由几个到最后只剩我一个。我本来也不想读的，可婆婆说：“我的儿是个遭孽儿，不读书这辈子就没法出头了。”这样就坚持了下来成了“文化最高”。另外呢，民兵连长的“立场问题”也唬我一跳，那年月谁敢弄个“立场问题”在身上啊。

组织了宣传队，排练就在大队部。大队部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不过那房子远不如现在的好。我去那儿的第一天是看人，看几个自己不相识的女孩子；第二天就看屋，吃了大队的多年的饭，却没有探望过大队部。这一看就有了名堂：原来靠墙的一角，竟然放着一堆书。这我知道，不久前人们把家里的书都拿到大队换了毛主席语录。这下好，姑娘们在那儿排蓝蓝的天上白云儿飘，我就翻那书。

我这么翻着翻着，就看中了《花的原野》。其实，那本《花的原野》封面已被磨得毛毛的，且无封底，扉页上写着购于某书店，却没有购书者姓名。那堆书里，比《花的原野》新得多的书不少，旧得多的书更多一些。旧得多的都是那种发黄的道林纸印的，叫什么《大学》、《幼学琼林》之类的。我对这些书连扪摸的愿望都不曾有过，更别说捧起来读了。原因是我家也有，母亲常用它盖米缸的。父亲多回要教我读，我都不愿意。只是有一回，我指指一本书问父亲：“这伍某成是谁？”原来，那书封面被人用毛笔写着伍某成三个字。父亲告诉我，他小时婆婆也叫他读书，没钱买书，就借了别人的书来读。伍某成便是这书主人的姓名。后来这人南下当书记去了，父亲就没有还这些书给人家。新过《花的原野》的书也多，如当年的《收获》。我的确不知道为什么看中这册没有封底的书。

拿了书回家，找了旧报纸包了书皮，晚上就着油灯看，看着看着就想试着写几句。我写文章就是从这儿起家的。后来宣传队的任务完成了，我拿了那本《花的原野》回到了石油学校。到了学校才后悔，那么多书才拿一本，是个“二苕”（老家的一位傻子）都聪明过我啊。

很多年后，我上大学就带了《花的原野》，当然不只这一本。因为后来我又找到了《寄自海防前线的诗》、《静静的哨所》、《红柳集》、《献给火红的年代》等，且在书店还买来《枣林村集》、《红花满山》、《北疆红似火》等。这些书的作者都是同一个人——李瑛。那时我除开可以背熟《花的原野》，也还写下不少习作，并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后来上大学，我竟然萌发了要写一下读李瑛诗的体会的想望。这一想来得突然，却是格外强烈。除开在学校图书馆找关于李瑛的资料外，我还上北京去拜访了我所敬慕的著名诗人。诗人接待了我，并给了我不少的资料。回校后我就开始拟提纲，做卡片，做了不短时间的准备，就在一个金色的九月开始动笔了。因读李瑛诗多，也模仿得多，所以写得流畅。

写好后，我的老师赵某泰、江某川给我指导，我的老师王某霈教授还为我的书做了序。我原单位的党委书记刘某侗组织机关打字室给我打稿子。完后我才将书稿送到湖南文艺出版社，老编辑萧汉初老师又热情审阅并组织出版——这当然是后话了。

而今，这本《花的原野》还在我的书柜，时不时拿出来读一读也成了我一个习惯。

说时时读，更像是一次次回顾，还由衷地总结道：阅读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