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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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鸟叫的小战士
晚上，顺儿梦到了父亲。
他的家在山坡上，春天开满了各种野花，白的、蓝的、黄的、红的，还有紫的。最吸引他的是山鸟，品种多得数不完，还发出各种叫声，高亢的、尖细的、柔美的、婉转的，说不出的好听，他常学着鸟叫，叫得惟妙惟肖，父亲爽朗地笑起来。
那天，父亲拄着拐杖，站在山坡上，看着被鬼子炸毁的窑洞，说：“顺儿，家没有了，你到区小队吧，能吃饱饭，你三伯也能照顾你。”
毕竟小孩心性，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大（父亲），日本国那么小，为啥他们总说大日本？”父亲答：“他们看不起自己，总是没底气承认现实。”
说完这话，父亲倏忽不见了，顺儿焦急地寻找，且哭出了声……
凌晨，顺儿跟着全班战士走上崎岖的山间小道。
他人小，却背了个大的布包，里面有红的篮的标语。老班长扮个老农模样走在前面，顺儿跟在后面。两个人顺着山沟走走停停，七拐八弯走了四里多地，接近鬼子据点时停了下来。俩人匍匐在路旁的树丛中，看到前面鬼子据点没啥动静，老班长朝着后面挥挥手，后面的战士跟了上来。
老班长站起身，娴熟地用大木刷蘸上糨糊，刷到旁边的石头上，顺儿麻利地拽出一条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两手提着标语，踮着脚，努力举起两手，先贴上面，后两手向下一抹，标语平整地贴在石头上，他的下巴颏儿噌在标语上，沾了颜色。几个战士在标语前的路上飞快地挖坑，黄土地特别松软，几铁锨下去，坑就好了，有战士抱出地雷迅速埋了下去。
当然，地雷有真有假，一是区小队地雷不多，二是真真假假迷惑鬼子。
接下来，战士们后撤一段距离，继续埋地雷。顺儿跟着老班长还是贴标语。标语内容不太一样，有的写着“誓死抗日”，有的写着：“打倒臭日本”，还有“小日本儿滚出中国”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等。
边走边贴边埋雷，到西沟村时，东边的天上现出曙光。
接下来，区小队全体行动，只听脚步声沙沙响。
这是山顶的一片坪地，坪地上有一个叫鹿儿坪的小村。自从鬼子盘踞前面车站据点后，这里的房屋被焚烧或摧毁，活着的人都离开了，现在村内一片沉寂。
战士们来到一个土塄旁埋伏下来。然后，老班长带着全班战士去引诱鬼子。
顺儿年龄小，执行任务时，老班长要亲自带着他，冲锋的时候，老班长让他跟在自己身后。
顺儿有了自己的想法，他觉得自己长大了，也是男子汉，所以他进步很快。两年下来，他枪法好，反应敏捷，跑起来飞快，人称“飞毛腿”，老班长都有点被他超越的“危机感”了。
快晌午时，有二十多名鬼子和十多名伪军顺着标语而来。敌人走走停停，还弄响了几颗地雷。鬼子来到西沟村附近，顺儿他们跟着老班长向鬼子打枪。一边射击，一边撤退，还显出惊慌的样子。
顺儿隐约听到鬼子翻译大声说：“太君，是小股自卫队在骚扰。”鬼子胆气似乎壮了些，他们边还击，边跑着追来。
鬼子来了，距区小队埋伏的地方只有一百多米了。这时，区小队突然开枪，紧接着，区小队队员们如同猛虎般向前冲去。
鬼子遇袭，慌忙后撤。
顺儿跟着老班长冲在前面。鬼子跑，区小队追，快到西沟村时，鬼子停下来，利用地形，向区小队射击，尤其一挺歪把子，架在一块大石头上，打得区小队队员几乎无法抬头。老班长拉着顺儿趴在土坎下，手里的七九枪瞄着鬼子打。
鬼子火力猛，区小队冲锋受阻。随即有一部分队员，忙跑向左侧山坡从侧翼包抄。
这时，顺儿看到前面十多米外有突兀的大石头，再过五六米还有一棵大槐树，树身粗壮，很快脑子里闪出一幅画：前冲几步，观察，左翻右滚，跃起几步，趴在石头后面，然后一个前滚到槐树后面，正好向机枪手开枪……
顺儿一愣神间，侧翼包抄的队员已开枪射击，鬼子机枪手被包抄的队员打死了。
鬼子继续慌忙后撤。区小队队员继续追击。
顺儿跟着老班长冲了出去。顺儿这次跑得很快，几步就超过了老班长，超过了所有队员，他击毙一个鬼子，还向鬼子扔了一颗手榴弹，爆炸声响起，又一个鬼子和一个伪军倒下。
顺儿发现自己的腿在滴血。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血，内心有些惊慌，他咬牙站直身子，继续前冲。
这时，据点方向传来枪声，是鬼子赶来增援了。
区小队不再追击，迅速组织撤退。
回到驻地，老班长边给顺儿包扎伤口，边唠叨：“你这娃，知道不，先要保护自己，才能消灭更多的鬼子，你咋就不听呢！”
顺儿眼睛红红的，似乎还在喷吐着火焰，“三伯（本地称叔叔叫伯伯），我、我控制不了自己。”
“控制不了，也得控制，以后跟着我，要寸步不离！”
顺儿努力不让泪水涌出，咬着牙，点点头。
窗外，有浓郁的清香传进屋来，是山坡上山花、树木和黄土地的味道。侧耳细听，还有各种鸟叫。
老班长包扎好，轻轻把他的腿放平，有战士给他端来中药。
顺儿看着老班长，觉得他的相貌像极了父亲。他不想让三伯知道，父亲牺牲了，昨天路过的村人说父亲是地下党，他把这事埋在心里。
这时，屋里花香更浓，外面的鸟叫声似乎更响更亮。
顺儿忍不住想学学鸟叫，看看父亲的笑脸。一只鸟似乎通人性，鸣叫着飞进屋来。
保持原样
那天，阴云密布。
医生给我拔了一个牙齿，掉落的那一刻，内心一阵难过：这是父母给予的，我没有保护好它。
回家路上，一直心情不太愉快，由牙齿想到父母去世前艰难的生活。
到家时，麻药劲儿还在，半边脸庞木木的。妻子兴奋地告诉我，老家光伏发电工程的工人需要租房，看中了老房子。
老房子是否出租，我不太在意，毕竟老房子也租不了几个钱。但想到三娃的好意，加之也想回去看看，便答应了。
我说：“这倒是个好事，有工程，村人也能赚点钱。”
第二天，阳光明媚，绿油油的庄稼在路边摇曳，进村后，绿树成荫，几排土打或砖砌的四合院，排列在村路两旁。村内原有个打谷场，此时场上堆放了好多工程建筑材料，有工人在忙碌。
老房子在村南，院门邻沟边，车过不去，我步行下去。到老房子前院，三娃带着包工头已在等候。三娃还是黑红的脸色，只是额头多了皱纹，一张嘴有个缺牙的豁口。包工头是个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身材矮胖，脸庞油光，眨巴着两只小眼睛，他穿着皱巴巴的西装，皮鞋上满是泥土。
我四周打量了一下，长满青苔的石磨还躺在角落，旁边还有个沉重的碾盘。废弃的猪圈依旧保持着原样。又看老房子，前墙用了石头，其余的墙是用土夯起来的，窑顶用土坯砌成。石头墙变化不大，土墙变得坑坑洼洼。三娃掏出钥匙开门，我跟着进去。窑内墙皮有小部分脱落，木格窗户的木条有两处断裂，其他地方没啥变化，只是蒙了一层尘土。
看着这一切，我眼睛有些湿润。
包工头看了下窑洞，皱皱眉，说：“这灶台得拆。”
我急忙回应：“这个灶台不能拆。”当年的影像立时呈现：父亲在母亲去世后，拄着拐杖站在灶台边为我做饭。天还没亮，他就开始忙碌，因为身体有病，动作缓慢。他靠着墙，一步步挪到灶台边，转身，双臂张开，然后猛地前倾，双手稳稳地撑在冰冷的灶台石板上……
包工头眨巴着眼睛，又说：“炕得拆了，我们用床。”
我稍做犹豫，轻声说：“这个炕，还是留着吧。”当年我们一家六口人，就在这炕上睡觉。后来父亲在炕边摔了一跤，半身不遂。母亲四处求人，用秋天还债的承诺换来便宜的杨木板，置了棺材。没想到，母亲急病先走了，她占用了给父亲准备的棺材……
包工头不再说话，再次眨巴眼睛，接着看了看我，又看看三娃，无奈地叹了口气，两手一摊，摇摇头，走出院子。
三娃追上去，满脸堆笑地说：“您别介意，我弟弟就这脾气，我再劝劝他。”包工头没什么表示，走了。
三娃转身，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苦笑着说：“老弟，你这倔脾气！空房子闲着也是闲着……”
“三娃，我可以租给他，但我不能让人拆这拆那的。”说这话时，声音有些哽咽。
他愣了一下，看着我顿了一下，点了点头：“那行，我不提这事儿了。”
从屋里出来，我想看看村子。
老房子后面，曾经的十几户人家，现在只剩一片废墟。我脱口而出：“哎呀，全塌了！”
三娃说：“可不是嘛，这些年都没人住。”
又走了五十多米，我站在北沟的沟边往沟里看。在我离家前，百分之八十的村人住在沟内，现在沟内的窑洞也都塌毁。
“没人住了？”我问。
三娃眨眨眼说：“都搬上来了。”
我倏地想到了老房子，感激地看了三娃一眼，要不是他经常开门通风，修补屋顶和墙壁，恐怕老房子也早就塌了。
我俩转回村内。三娃说：“你别看这么多房子，好多是空房，很多人进城打工或是定居，在家的都是些老人，只有春播和秋收时，外面的人才会回来。”
我远远地望了一下，“嗯”了一声。
回到三娃家。家里拾掇得还算干净，只是觉得有些冷清。这些年，他家里接连出事，父亲和妻子生病，花了不少钱，最后还是走了。儿子大学毕业，成了家，也花了不少钱。我也经常给他送些半新不旧的衣服或者实用的礼物，比如他下地干活，顾不上做饭，就送些方便面和手撕面包之类的。
感觉有些压抑，我说：“路上看到庄稼长得不错！”
他不自然地笑笑，说话有点漏风：“风水轮流转，哪能总像去年恁倒霉？恁重的旱灾，收成连成本都抵不了。”稍顿一下，又说，“幸好买了保险，还有政府的救济。”
我说：“今年，你们也能在工地打点儿零工。”
他抢过话茬：“是哩，谁能想到，咱这小山村的人也能在家门口打工！”
看着他满脸兴奋的样子，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他看我愣神，笑着问：“你又想啥哩？”
我说：“也没想啥，就是想老房子的事，这样吧，你跟包工头商量一下，租金少点可以，但要保持原样！”
他一听，先是摇头，随后眼睛一亮：“租金！”顿了一下，笑了：“行，我跟他说，我觉得差不多。”
晚上我开车回家。刚进门，三娃打来电话说：“包工头同意了，租金低了很多。”
我说：“没事。”
放下电话，看到妻子在对面看着我。
我心情有些复杂，默默地换鞋，走到沙发上坐下，感觉有点累，也有些许兴奋。
两次打球
那天，球室格外热闹，十几个台子都有人在打球。清脆的乒乓球声，短促的喝彩和加油声，在室内回荡。
我第一次参赛，不禁心中忐忑。但我有有利的武器——长胶，球拍正面粘着长胶胶皮，反面粘着反胶胶皮。
球拍粘长胶胶皮也属偶然。队员们认为跟长胶选手打球十分别扭，必须多适应一下，领导就让我用长胶陪练。
我的对手是一位县局干部，四十出头，中等身材，头发整齐光亮。我久在乡下，县局熟人没几个，对面这人我从没见过。
一开始，他显然对我的长胶不太适应，频频失误。我连下两城，有些窃喜，觉得这长胶果然是好的武器。
对手显然受不了了，脸色阴沉下来。第三局开始，他不再试图细腻地控制，而是狠打猛冲，力量大得惊人。这时，我即刻手忙脚乱，无力应对。
无疑，第三局我输了，接下来第四局也输了。到第五局，我更是力不从心，竟没赢一个球。当时到对手的第九分时，他猛攻一板，我轻轻回挡，球冒得很高，很转，竟旋转回我这边了。我心中窃喜，以为总算能得一分。哪知，他的身形快于闪电，追到这边，直握球拍，凶狠地击球，那球几乎以肉眼看不清的速度，从球桌上弹出。裁判发出疑问：“球上台了没有？”他大声回应道：“打上了！”那一刻，我的精神崩溃了，再战的信心荡然无存。毫无悬念，这最后一局我输了，输得一塌糊涂。
这时，听到有人问那位干部：“你这人怎么能打人家个干十一呢？”
我的脑子嗡嗡响，听到那人不知嘟囔了一句什么。
接下来，他脸上依旧没啥表情，拿起毛巾擦擦汗，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大单位的会计，手掌财务大权，怪不得那么牛气。
此后，县里再也没有举办领导干部乒乓球赛，我也很少打球了。
四年后的一天，偶然又听到这个会计的消息。
那天傍晚，我在街上碰到一个同学，他走得匆忙，看到我，站在我对面，脸上红红的，好像喝了酒。
他说是因为工程款的事，觉得心烦。他说局长都签了字，可是卡在了会计那儿。我反复询问，才知就是跟我打球的那个会计。
我说：“会计还那么厉害？”
他说：“可不是嘛，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他让我等着，自己却拿起报表，又打开抽屉和柜子，也不知找什么，反正忙得脚不沾地。我干坐着，一杯水从滚烫喝到冰凉。后来到下班时间了，人家面无表情，对我说‘下班了，明天办吧’，听了这话，我心里气呀，可还得屏气吞声。”
我笑着说：“那不明摆着吗？”
他急着解释：“承揽工程多，这个我懂。每次都要往他家跑一趟的，可这是一笔小款，凭多年的交情，应该不是个事，想不到还真是个事！”
我关切地问：“你咋办？”
他叹口气：“还能咋，再去一次他家。”
后来，也不知同学的工程款拿到了没有，见过几次面，再也没有谈论这事。
时光荏苒，几十年倏忽而过，我退休了。
再遇疫情，我感染痊愈后，身体一点力气也没有。心想，再不锻炼，身体可就真垮了。于是，我又重新拿起了乒乓球拍。
打了一段时间后，身体渐渐有了力气，精神状态明显好转。
又打了两年，学了反手横打。也想学别人拍子在手里来回转的倒板，可屡屡失误就不学了，只好练反手反胶发球，弥补长胶发球不转的不足。这样，发球有变化，正反手都能进攻，球路开阔了不少。
只是岁月不饶人，打一会儿就感到疲惫，反应也慢了，很多球只能眼睁睁看着落地，却无能为力。后来，我又开始琢磨。练武、练气功讲究“身心合一”，打球是不是也一样？我试着在打球时摒除杂念，让身体完全听从心的指挥，身随心动，意至拍随。嘿，还真管用！球的质量上去了，身体也不那么疲惫了。
这天，我如常去公园打球，远远看见一个老头在球台边走动，动作有些迟缓，但依稀能看出当年的影子。走近了些，仔细看，我心头一跳——是他！当年那个会计。
他老得离谱，头发全白了，稀疏地贴在头皮上，脸上沟壑纵横，腰杆也佝偻着，和记忆中那个意气风发、力量十足的中年人判若两人。我十分奇怪，他比我大不了几岁，可看他的样子，已是老态龙钟。他似乎没认出我，浑浊的眼睛看着打球的人们。
我忽然生出一丝“复仇”的念头，走过去，笑着说：“老师傅，一个人？我来跟你打吧？”
他愣了一下，看看我，点点头，喃喃了一句：“多年没打了。”接着站在对面，跟我打起来。
起初我还真有点紧张，可是打着打着，身体就放松了，因为对手几乎不会打球了。
我正反手发球，正反手进攻，身心合一，动作流畅协调。
而他，移动缓慢，反应迟钝，当年那股狠劲和力量早已消失在岁月里。我几乎毫不费力，每一球都赢得轻轻松松。他也不恼，输了球，只是咧咧嘴，喘口气。
我说：“老师傅，要不开上两局？”
他忙着摆手，嘴里含糊不清地说：“不行了，不会打了。”顿了一下，喃喃道，“身体大不如前了……”边说边装球拍，他的手在颤抖。
“看样子，你年龄也不大呀！”
他只是淡淡地“哦”了一声，便沉默不语，随后缓缓转身，慢慢地走出球场。
我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他的身后是阳光照着的树影，还有微微轻拂着的风。
心中暗自思忖：这人像是变了个人，性格、心态都与从前大不相同了。这时，多年积压在心底的郁结悄然消融，一种难以言喻的滋味涌上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