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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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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2025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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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河离家三公里

史河离家三公里

(2025年7月5日修改)

史河在村民的传说里,是一条被神眷顾的河流。夏夜纳凉时,大人总爱指着西方说:“三公里外,史河边的人家,吃的是光米干饭、白面馒头,面条上油花浮着,熟菜里油水汪着!”风把河水的湿气吹来,裹着稻秆与尘土的气息,却莫名混入一丝我幻想中的油香与面香。

我便是连香树大队连香树小队的九知,也叫九子,学名杨立新。父亲杨屹中,在泥土里刨食的汉子,沉默得如同田埂上的一块老石头。每当大人们用羡慕的腔调谈论史河时,我总是屏息听着,小小的胸腔里仿佛被那“灵气”与“油水”填满了。三公里,这距离在我幼小的认知里遥远如同天堑。我时常爬上村西最高的草垛,踮着脚向西望,视线越过稀疏的树梢和低矮的房顶,却总被远处一道灰蒙蒙的土岗无情切断。史河,它就在那道土岗之西,在传说里流淌,在想象中闪着油汪汪的光。

我家往西走足足三公里是史河铺公社驻地,再往西一里路就是那条真正的史河,史河像一道深深的沟壑,划开了两个世界:河东,是望不到边的泥巴地,一脚踩下去,晴天扑起呛人的灰,雨天则深陷黏腻的泥泞,挣扎都费劲。稻子和小麦是我们忠诚的伙伴,也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唯一的指望。河西呢?那是城关镇的地界,是吃商品粮的人住的。他们的土地是松软的沙土,地里长着碧绿的青菜、顶花带刺的黄瓜、滚圆的西瓜、饱满的花生……那些东西,四十多年前,对我们河东的孩子来说,只存在于过年时遥远亲戚家偶尔捎来的稀罕物里,是梦里才能咂摸出的滋味。

“我家就住在史河边上!”当遇到外乡人问起时,这话常常不经大脑就溜出了我的嘴。脸上微微发烫,心里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虚荣和向往像小虫子一样啃噬着。看着对方眼中瞬间多出的那点敬意或了然,一种混杂着羞耻与窃喜的暖流便会涌遍全身。若是对方茫然,我便赶紧补充:“史河!淮河的支流!”淮河的名头响亮,总能换来“哦——”的一声,这声“哦”仿佛给我家那三间低矮的土坯房也镀上了一层若有似无的、属于史河的光晕。这光晕支撑着我,也刺痛着我。

向西,是三公里,向西,也是另一个世界。这向西的路,起自我家所在的连香树小队。向西是莲塘小队,向西是庙庄子小队,再向西,是杨集生产小队,再向西是八一粮管所,再向西是史河铺公社驻地。八一公社粮管所是一个值得记忆神圣的存在,因为那里有堆积如山的粮食。粮管所那高耸的院墙,是连香树的孩子对“宏伟”最初的理解。墙头缠绕着带倒刺的铁丝网,在阳光下闪着冷硬的光,像一条盘踞的毒蛇,无声地宣告着不容侵犯。朝北的大门更是威猛得令人窒息。两扇厚重的木门,足有十厘米厚,上面钉着茶杯口大的钢钉帽,乌沉沉地压在木门板上。门头上方,是甘蔗般粗的钢筋焊成的框架,嵌着一米见方的猩红钢板,上面是刀劈斧凿般的白色仿宋大字:“八一公社粮管所”。每一次路过,我都不由自主地缩起脖子,放轻脚步,仿佛那门洞随时会吞噬掉渺小的我。院子里是望不到边的水泥地,坚硬、冰冷、寸草不生,东南西三面矗立着如同堡垒般的粮仓,巨大的仓门同样能吞吐货车。这里囤积着金黄的稻谷和麦粒,是乡里县里的命脉,也是离我家最近、却同样感觉隔着千山万水的“重地”。粮管所南面那条笔直的路,向西通向公社驻地,向东,则连着我们这些散落在泥土地里的村庄。

粮管所往西,再走几百米,地势略高的地方,便是八一公社(后来改叫史河铺乡)政府所在地了。几排刷着白灰的平房,一个围着矮墙的院子,门口挂着的牌子比粮管所的小得多,却同样带着一种遥远的威严。公社政府再往西,穿过一片杂树林和零星的菜地,史河,便赫然在目了。河堤高大,堤坡上长满了巴根草,踩上去软软的。第一次真切地站在史河边上,是跟我奶奶去河西岸的城关镇姑姑家。

那时的桥,还不是后来坚固的八一大桥。它是悬在史河湍急水流之上的几股粗壮铁链,上面铺着宽窄不一的厚木板,用大得吓人的螺丝钉固定在铁链上。人走在上面,桥身便随着脚步和河风剧烈地摇晃起来,脚下的木板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浑浊的河水在十几米下翻滚咆哮,激起白色的浪沫。我死死攥住父亲粗糙的大手,指甲几乎嵌进他的皮肉里,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腿肚子抖得几乎站不住。

“别怕,九子,看前面,别看水!”我奶的声音低沉,试图稳住我。

就在这时,一阵沉闷的轰鸣从桥那头传来。一辆军绿色的帆布篷吉普车,像一头钢铁怪兽,正缓缓驶上桥头。桥身猛地向下一沉,随即剧烈地左右摆动起来,幅度大得惊人。铁链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桥上稀疏的几个行人顿时乱作一团,惊呼着死死抱住冰冷的铁链,有的甚至直接趴在了木板上。我奶一把将我按倒在他身边,她用身体护着我。吉普车沉重的轮子碾过我们身边的木板,发出“咚咚”的闷响,每一次震动都清晰地传遍我的全身,身下的木板仿佛随时会碎裂。河水狰狞的咆哮声似乎更近了,带着腥气的河风扑在脸上。那一刻,死亡的恐惧是如此具体,像冰冷的河水瞬间淹没了口鼻。我紧闭双眼,牙齿咯咯作响,心脏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直到吉普车终于驶离桥面,那令人心悸的震动和吱呀声远去,我奶才把我拉起来。我的棉袄后背,已被冷汗浸透了一片冰凉。

“过去了,没事了。”我奶奶拍拍我的背,牵着我继续走。过了桥,踩上河西岸坚实的土地,我回头望去,那铁索桥在午后的阳光下,像一条疲惫不堪、随时会散架的巨蟒,横卧在奔流的史河之上。河对岸,河东的土地,在视野里模糊成一片灰黄。

河西岸,是姑姑家所在的村子。这里的土地是沙质的,踩上去松软、干燥,完全不同于河东那恼人的黏泥。姑姑和姑父是城关镇的菜农。他们的自留地里,一畦畦碧绿的韭菜、莴笋、小葱长得精神抖擞,田埂边还爬着嫩绿的黄瓜秧、开着黄花的南瓜藤。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清甜的、混合着泥土和植物汁液的气息,与河东那永远带着稻麦秸秆发酵和牲畜粪便的气味截然不同。姑姑从地里摘了顶花带刺的嫩黄瓜,在压水井旁冲洗干净,递给我。那脆生生的口感,带着一丝微涩的清香,瞬间在嘴里炸开,是我从未尝过的鲜活滋味。晚饭时,姑姑炒了一盘鸡蛋韭菜,金黄的鸡蛋裹着翠绿的韭菜,油光发亮,香气直往鼻子里钻。还有一小碗炖得软烂的豆角,里面竟然有几片肥厚的、近乎透明的白肉!那油脂浸润了豆角,闪着诱人的光。我埋着头,几乎不敢喘气,筷子精准地伸向那几片珍贵的肥肉。油脂在舌尖化开,带着浓烈的肉香,滑腻而丰腴的感觉瞬间充满了整个口腔,一直暖到胃里。这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许多年后,我依然清晰记得那一刻味蕾的狂欢。

饭后,我借口在村里玩,实则不由自主地往更西边——真正的县城方向溜达。仅仅隔着一条灌溉渠和一片不大的田地,景象便大不相同。脚下的路渐渐变成了碎石子铺就的,硌着鞋底,却异常坚实。路边出现了红砖砌的房子,虽然大多也低矮,但墙缝勾得笔直,透着一种刻意的规整。偶尔还能看到几间有粗大黑色木柱支撑的瓦房,檐角微微翘起,带着点古旧的气派。街道变宽了,不再是河东那种被牛车辙压出来的泥沟。有些地段铺着坑洼的水泥,有些是乌黑的柏油,更多的是碎砖瓦和碎石子的混合路面,踩上去“沙沙”作响。当然也有泥巴地,但往往在街角低洼处,雨后积着黄浊的泥浆水,像凝固的稀汤。

街两边热闹起来。小商店的门敞开着,货架上堆着五颜六色的纸盒子,玻璃柜台里陈列着针头线脑、铅笔橡皮、印着红双喜的脸盆。杂货铺门口用竹竿挑着挂起来的袜子、背心、花布衣裳,在风里轻轻摆动,像一排排沉默的稻草人,展示着生活的色彩。一个卖糖果零食的摊子前围满了孩子,玻璃罐子里装着裹着红绿糖纸的水果硬糖,在阳光下闪着宝石般的光。更诱人的是竹巴子上堆成小山的“小金丝”,一种沾满了雪白糖霜的油炸果子,散发着甜腻的油香。我口袋里空空,只能贪婪地吸着那混合着甜味和油味的空气,想象着它们的酥脆和香甜。

走到十字街口,人声更加鼎沸。我看到了城里唯一的人民电影院。海报栏上贴着一张巨大的、边角已经耷拉下来的电影海报,上面用浓墨重彩的毛笔字写着片名和放映时间,字迹遒劲有力,一看就是“有文化”人写的。门口的水泥台阶上散落着各色各样的小纸片,白的、红的、黄的……那是被遗弃的电影票根。我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捡起一张红色的票根,上面印着模糊的字迹,日期是昨天的。仅仅握着这张小小的废纸,仿佛就握住了城里光影流转生活的一丝碎片。

电影院旁边,是县图书馆。青砖的门面,比周围的房子显得肃穆安静许多。进出的人不多,大多是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或灰色四个兜中山装的男人,或者穿着旧军装上衣的人。他们步履从容,神色间带着一种我无法企及的沉稳。最吸引我目光的,是他们左上口袋处,无一例外地别着一支或两支钢笔!那闪亮的金属笔帽,在阳光下折射出冷静的光泽,像一枚枚象征知识与地位的徽章。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空荡荡的、打着补丁的衣襟,一种混杂着崇拜与自卑的情绪悄然滋生。我想象着他们坐在明亮的阅览室里,翻动书页的样子,想象着钢笔在稿纸上划出沙沙的声响。那声音,比河东稻田里的蛙鸣更令人心驰神往。

河西岸的沙土地,姑姑家的油炒菜和肥肉片,城里街道的碎石子路、水果糖、小金丝、电影院海报、图书馆和钢笔……这一切像一幅色彩浓烈、细节繁复的画卷,在我第一次真正跨越那三公里后,深深地烙进了我的脑海。回河东的路上,再次踏上那摇晃的铁索桥时,恐惧似乎减轻了一些。我紧紧攥着兜里那张皱巴巴的红色电影票根,心里反复咀嚼着“城里人”三个字的分量。那不仅仅是能吃上油水足的饭菜,能穿上没有补丁的衣服,更是能走在硬实的路上,能走进电影院,能别着钢笔走进图书馆的一种生活,一种身份,一种光芒。这光芒,从此成了我少年时代最炽热的向往。

时光在河东的泥泞和河西的诱惑中悄然流逝。七十年代后半期,一个足以震动整个八一公社的消息传来:县里要在史河上修建一座真正的钢筋水泥大桥了!选址就在原先那令人胆寒的铁索桥。那段时间,关于大桥的议论成了公社里最热门的话题。大人们聚在一起,谈论着大桥的宽度、长度,猜测着它会给两岸带来多少便利,语气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期盼。父亲偶尔也会插上两句,说以后去河西拉肥料、送公粮,再不用看老天爷脸色,怕涨水冲了浮桥了。他黝黑的脸上难得地露出一点舒展的笑意。

而我,更关心的是大桥落成后,我通往那个“城里”世界的路,是否不再充满令人腿软的恐惧?是否意味着我与那个散发着水果糖和钢笔光芒的世界,距离又拉近了一些?

大桥的修建过程本身,就成了我们这些孩子眼中最盛大的戏剧。放学后,我们常常成群结队,沿着土路向西跑出那三公里,蹲在离工地不远处看得如痴如醉。巨大的、绑扎着密密麻麻钢筋的水泥桥墩,如同史河中新长出的巨人脚掌,牢牢地楔入河床深处。工地上机器轰鸣,人欢马叫人声鼎沸的,穿着各种颜色衣服的工人们蚂蚁般忙碌。笨拙落后的搅拌机轰隆作响,慢悠悠吐出灰色的水泥浆;用滑轮和粗索自制的起重机吊起沉重的石头或预制梁,在工头的哨音指挥下,缓缓移动、对接。每一次吊装成功,都会引来围观人群一阵小小的欢呼。空气中弥漫着水泥、石灰和钢铁混合的特殊气味,浓烈而陌生,却奇异地令人兴奋。这气味,与河东泥土的腥气、河西蔬菜的清香都不同,它代表着一种技术落后的却坚不可摧的、属于农业时代的力量。

终于,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史河上第一座钢筋水泥大桥——八一大桥,正式通车了。桥以公社命名,是那个时代最鲜明的烙印。桥面宽阔平坦,足有两三个车道宽,两边是结实的水泥圆护栏,人们再也不用担心摇晃,再也不用害怕吉普车经过时趴下身子。站在桥中央,扶着冰凉的护栏向下望,浑浊的河水在桥墩处激起漩涡,打着转向下游奔去,显得驯服了许多。河风吹在脸上,带着水汽的清凉,却不再有那种令人心悸的、随时会被卷走的恐惧。

大桥的通车,仿佛给八一公社按下了加速键。最直观的变化是公社所在地附近。原先公社门口那条尘土飞扬的土路,迅速被拓宽、垫高,铺上了厚厚一层碎石子,下雨天也不再泥泞难行。路两边,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了许多新房子。不再是低矮的土坯房,而是用红砖垒砌,顶上盖着机制红瓦。虽然都是平房,但门窗齐整,墙壁刷着白灰,显得精神焕发。供销社的门面扩大了,货品似乎也丰富了一些。一个简易的邮电所开了门,门口挂着绿色的邮筒。一家小小的、只摆了两张桌子的“工农兵饭店”也挂出了招牌,虽然我们这些河东的孩子从未进去过,但那飘出的炒菜油烟味,已经足够刺激我们的想象。

大桥,无声地重塑着地理和心理上的距离。原先遥不可及的三公里,似乎被这座坚实的建筑缩短了。去河西姑姑家,不再是一件需要下很大决心、做很久心理斗争的事情。假期里得空,我常常会独自一人,沿着熟悉的路向西走。越过粮管所,经过公社的新房,踏上宽阔平坦的八一大桥。脚步轻快,心情也松弛下来,可以好好看看桥下的河水,看看两岸的风景。河东岸,堤坝以东是大片的水稻田,绿了又黄;堤坝外,靠近桥头的地方,也零星开出了菜地,种上了萝卜白菜,虽然规模远不如河西。河西岸,姑姑家所在的村子,菜畦似乎更规整了,品种也更多了些。

八十年代初,我考上了位于城关镇的县一中。这意味着,我每天都要在这条三公里的路上往返两次,都要两次经过这座八一大桥。清晨,天蒙蒙亮,我从连香树出发。走过莲塘、庙庄子、杨集,粮管所高大的院墙在晨曦中投下长长的阴影。然后,踏上通往公社门口的那段碎石子路,脚步声在清晨的寂静里格外清晰。最后,走过大桥。傍晚,再沿着同样的路线回来。

日子简单得像重复的拓印,单调而疲惫。唯独在走过那座八一大桥时,一种奇特的习惯悄然形成。起初只是无聊,手指无意识地在冰凉粗糙的水泥桥栏上划过。后来,不知怎的,就固定成了将右手中指和食指紧紧并拢,一边迈步,一边有节奏地敲击桥栏的横棱。哒、哒、哒……指尖与水泥碰撞,发出轻微却清晰的脆响。这声音奇异地安抚着青春期躁动而茫然的心绪。有时想着课堂上难解的数学题,有时想着家里灶台是否还有柴烧,更多的时候,目光越过护栏,投向河西岸更西边的县城方向。那里有学校的楼房,有图书馆,有电影院,有穿着白球鞋和的确良衬衫的同学。哒、哒、哒……指尖的敲击仿佛成了脚步的伴奏,也成了思绪的节拍器。单调的重复里,藏着一种近乎执拗的专注,一种对脚下这条路、对桥那头世界的无声叩问。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年中学时光下来,我的右手中指指尖,竟被那坚硬的水泥棱角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黄硬得像一颗小小的铜豆。有一次,我在家劈柴,走神想着物理题,手指无意识地在粗糙的劈柴墩子上敲击,发出沉闷的“笃笃”声。弟弟好奇地学我,也用手指敲自己的脑袋,疼得龇牙咧嘴。我下意识地也屈起那根带着老茧的中指,轻轻敲了敲自己的太阳穴。“咚!”一声闷响在颅骨内清晰地回荡,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和力量感。弟弟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那一瞬间,我仿佛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时间、重复、以及那座桥,在我身体上留下的烙印,是如此具体而深刻。这老茧,是这三公里求学路的勋章,也是叩击命运之门的钝器。

夏天,是史河最具魔力的季节。特别是上了高中后,炎热的午后,若是能寻得半日闲暇,我和几个要好的“老表”(表兄弟)便会像挣脱了缰绳的小马驹,一路飞奔向西,目标直指史河岸边那片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沙滩。

“九子!快点!磨蹭啥子!”大老表金生在前面催促,他跑得快,像只灵活的野兔。

“来了来了!等我喝口水!”我拧开军用水壶的盖子,咕咚灌了几口凉白开,抹了抹嘴,赶紧跟上。小路两旁的玉米叶子划拉着胳膊,也顾不上疼。

穿过堤坝下的柳树林,清凉湿润的河风便扑面而来,带着水草特有的腥甜气息。眼前豁然开朗。史河在夏日的骄阳下,像一条流动的银练,波光粼粼,晃得人睁不开眼。岸边的沙滩被晒得滚烫,赤脚踩上去,烫得人龇牙咧嘴地跳脚。我们迫不及待地甩掉汗津津打着补丁的背心、打着补丁的短裤,赤条条地扑进河水里。

“噗通!”“噗通!”水花四溅。

“嘶——凉快!”二老表水生一个猛子扎下去,好半天才在河心冒出头,甩着头发上的水珠哈哈大笑。

河水清凉透彻,温柔地包裹着汗津津的身体,瞬间带走了所有的燥热和疲惫。我们在齐腰深的浅滩处嬉戏打闹,互相泼水,笑声惊飞了岸边芦苇丛里的水鸟。河水清澈见底,能看到圆润的鹅卵石和细白的沙粒,偶尔有小鱼灵活地从脚边窜过,激起细小的水纹。

“看!有鱼!”眼尖的水生指着不远处一处水草丰茂的洄水湾。

“摸鱼去!”金生立刻响应。

我们立刻安静下来,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围拢过去。河水漫过大腿,凉意更甚。弯下腰,双手像探雷一样在清凉的河水和滑溜的水草间摸索。水下的世界安静而神秘,指尖触碰到滑腻的鹅卵石,偶尔碰到快速溜走的螺蛳壳。突然,我的手掌边缘触到一片快速滑动的冰凉鳞片!

“抓到了!”我心头一紧,双手猛地合拢,水花四溅。一条两指宽的鲫鱼在掌心里疯狂扭动,银亮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滑腻的触感和那旺盛的生命力,带来一阵单纯的、巨大的喜悦。

“哈哈!九子行啊!”老表们围过来。虽然鱼不大,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意外的收获足以让少年们兴奋半天。我们把鱼用狗尾巴草穿了鳃,挂在岸边的柳树枝上,继续在水里扑腾。

游累了,摸鱼也告一段落,我们便四仰八叉地躺在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沙滩上。身下的沙子细腻柔软,带着阳光的暖意,熨帖着疲惫的身体。天空蓝得没有一丝杂质,大朵大朵的白云像刚弹好的棉花,慢悠悠地飘荡。耳边只有河水永不停歇的“哗哗”声,像母亲低沉的摇篮曲。

燥热褪去,身体松弛下来,思绪却像长了翅膀。金生和水生闭着眼,大概在盘算着晚上回家能不能多吃半碗饭,或者惦记着邻村放露天电影的消息。而我,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河西岸更西的方向。那里,是城关镇,是县城。

我赤裸地躺在故公社旁边这史河的河滩上,灵魂却飘向了西边的“城里”。我想象着那里的人们,此刻在做什么?是在有吊扇的办公室里翻阅文件?是在水泥地面的篮球场上打球?还是坐在阴凉的电影院里,看着银幕上神奇的光影故事?他们住的房子,墙壁一定很白,地面一定很硬,不会像我家一样,雨天雨水飘到墙面,墙面渗出黄泥水,天晴了形成黄豆大小的“包雨灰”,晴天走过的路面间期地面的灰尘扬起呛人的灰。他们不用像我父亲那样,天不亮就扛着沉重的锄头下地,顶着毒日头在水田里薅草,晒得非洲难民般肤色,脊背晒得脱掉一层又一层的皮。城里人下班了,可以去食堂,或者回家,桌上一定摆着油汪汪的炒菜,肥厚的肉片在碗里闪着光,面条上浮着诱人的油花——就像夏夜里大人们描述史河边人家的伙食一样。他们穿着没有补丁的“的确良”衬衫,骑着崭新的“永久”或“凤凰”牌自行车,骄傲的车铃盘踞在车把上被按得清脆响亮,“叮铃铃”的声音能传出去老远……

在我眼里,河西岸的菜农,姑父姑姑他们,虽然也是种地,但他们也是吃商品粮的,他们每月每人也有14斤半的购粮证,他们侍弄的是沙土地,穿着胶鞋,不像我们河东人做水田活的时候要赤脚踩进冰冷的淤泥,蚂蟥随时会叮在腿上。而比他们更往西的、真正的城里人,则完全脱离了土地的束缚,生活在另一个云端般的世界。那世界,分明就是天堂!

史河水的清凉涤荡着我的身体,而河西岸那想象中的生活,却像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灼烧着我的心。这清凉与灼热交织的感觉,成了我少年时代最鲜明、最矛盾的夏日印记。河水奔流,带走了汗水,却带不走那份日益膨胀的、对三公里之外那个世界的渴慕。我躺在滚烫的沙子上,望着高远的蓝天,仿佛能听到城市隐约的喧嚣,闻到柏油路在烈日下蒸腾的气息,看到那图书馆里钢笔帽在阳光下反射的冷光。这渴望如此具体、浓烈,具体到一碗油汪汪的肥肉片,一件没有补丁的白衬衫,一辆能发出“叮铃铃”脆响的肆无忌惮飞奔的二八自行车。那浓烈的渴望沉甸甸地压在胸口,比河水更汹涌,比烈日更灼人。

时间如同史河的流水,裹挟着泥沙、浮萍和少年沉甸甸的梦想,不疾不徐地向前奔涌。那座八一大桥,从最初通车的簇新、桥栏的红色油漆“八一大桥”在日晒雨淋中渐渐斑驳,水泥的灰色也沉淀得更加厚重。桥面上偶有起来的碎石子,被无数车轮和脚步碾磨,变得光滑紧实。它成了我生命坐标中一个无比稳固的点,连接着河东泥泞的来处与河西闪烁微光的远方。

高中毕业,如同一道无形的闸门开启。我以几分之差未能直接跃入那条通往“城里人”身份最光鲜的路径——大学。我多么渴望考上大学,那就意味着屎壳郎子登飞机—一步登天了,意味着有了绿本,就是城市户口的粮本,意味着有城市户口,意味着会在城里生活,和那些人一样,穿着没有补丁的“的确良”衬衫,骑着崭新的“永久”或“凤凰”牌自行车,骄傲的车铃盘踞在车把上被按得清脆响亮,可以经常吃着油冒冒的食物……失落像冰冷的河水漫过脚踝,但很快被另一种更急迫的渴望冲散:离开这三公里河东的土地,无论如何,要进入那个曾躺在河滩上无数次仰望的世界。父亲杨屹中,那个沉默如老石头的汉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佝偻着身体,四十多岁的年纪展示着五六十岁甚至更老的身躯,抽了一大半夜劣质纸烟。烟头的火光明明暗暗,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头遍鸡叫的时候他恶狠狠地扔掉烟头,哑着嗓子说:“那吧,去县里找事做吧。家里…也别担心。”没有多余的话,但那沉重的应允里,包含了不知多少无声的托举与牺牲,那个劳力缺乏的家里需要我这个半劳力,尤其是我父亲是个读过书的农村人,曾经出身地主,农活做的一塌糊涂,但为了让孩子过得好一些,他放弃了本可以让我干农活分担一点,他却让我去城里做事,这个决定是一种父对子的博大宽广的胸怀,更是一种远见和格局,也许,在当时的农村只有像我父亲这样读过书的少有的人能做到,真难为了他!

托了在县供销社做临时工的表叔的关系,我在县城西关的一个仓库找到了一份扛大包的活计。清晨,依旧是从连香树出发,走过那熟悉的三公里,跨过八一大桥,再西行几公里,但脚步不再像上学时那样轻快,肩上仿佛提前压上了无形的重担。仓库在县城边缘,巨大的顶棚下,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化肥、麻袋、水泥和灰尘混合的气味。我的工作是装卸,活简单而粗暴:将一袋袋一百斤重的化肥或粮食,从堆积如山的垛子上扛起,运到停在门口的拖拉机上,或者搬进库房深处码好。汗水像小溪一样从额头、鬓角、脊背上淌下,浸透了那件唯一没有补丁、此刻却迅速被汗碱和污渍覆盖的蓝布褂子。沉重的麻袋压在肩头,粗糙的麻纤维摩擦着皮肤,火辣辣地疼。腰背酸胀得如同断裂,双腿像灌满了铅。午休时,坐在冰冷的麻袋堆上,啃着自带的干馍馍,喝着仓库水龙头里接的生水,看着窗外县城街道上骑着自行车、穿着整洁工装匆匆而过的行人,巨大的落差感啃噬着内心。这并非我曾躺在河滩上幻想过的“城里人”生活,没有宽敞明亮的办公室,没有干净的双手,只有永无止境的体力消耗和弥漫全身的疲惫酸臭。

然而,正是这份艰苦,让我第一次真正用自己的汗水,浸润了这片向往之地的土壤。微薄的工资,除去交给家里的一部分,剩下的每一分都弥足珍贵。我依旧住在河东的家里,每天往返。傍晚,拖着几乎散架的身体再次踏上八一大桥时,夕阳将桥面和河水染成一片暖金色。手指习惯性地敲击着冰凉的桥栏,“哒、哒、哒……”指尖的老茧与水泥碰撞,发出熟悉而沉闷的回响。这声音里,不再仅仅是少年时的叩问和迷茫,更添了几分咬牙坚持的韧劲。回望河西岸县城那渐次亮起的灯火,心里有个声音在说:我在这里了,虽然只是在最底层,但我在这里了。

仓库的工作干了不到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降临。县里新成立的建筑公司招合同工,需要有点文化、能写会算的人去工地做记录员。表叔觉得我高中毕业,字写得还算端正,便极力推荐我去试试。考试很简单,写几个字,算几道加减乘除。我顺利通过了。当拿到那份盖着红章的、写着“蓼城县第二建筑公司”字样的合同时,我的手心全是汗。虽然依旧是体力劳动为主,需要跟着工队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奔波,记录物料、清点工具、协助施工员放线,但至少,我拥有了一支笔和一个记录本!一支属于我自己的、可以插在左上口袋里的钢笔!虽然它是最廉价的“英雄”牌,笔尖甚至有些刮纸,但握在手里,那份沉甸甸的获得感和拥有感,是扛大包时无法体会的。我学着城里人的样子,小心翼翼地把钢笔别在洗得发白的四个兜中山装左上口袋上。金属笔夹冰凉的触感透过薄薄的布料传到皮肤上,像一枚小小的勋章。

生活像蜗牛般,极其缓慢地、却又是真切地,沿着那三公里再加三公里的轨迹,向西挪动了一点点。我终于攒下一点钱,在靠近城西的建筑队工棚附近,与人合租了一间极其简陋的小平房,真正意义上离开了河东的家,开始了在县城的“独立”生活。虽然那所谓的“家”,不过是一张板床、一个破木箱、一个煤油炉子,但至少,我不用每天再往返那几公里了。当我第一次在租来的小屋里,用煤油炉子给自己下了一碗清汤寡水的挂面,滴上两滴珍贵的香油时,一种混杂着辛酸与微末成就感的情绪涌上心头。这碗面,油水依旧寡淡,离“光米干饭、白面馒头、油汪汪的炒菜”还很远,但这是我用自己的力气,在河西岸的城里,为自己挣来的第一顿饭。

史河依旧在流淌。我回家的次数渐渐少了,从每周一次,到半月一次,再到后来,有时一两个月才回去一次。每次回去,走过那几公里路,感觉却一次比一次复杂。莲塘、庙庄子、杨集,似乎变化不大,只是路边多了些新起的砖瓦房。粮管所那高耸的院墙和厚重的大门依旧森严。公社门口那条碎石子路似乎平整了些,路两边的红砖房多了几间。八一大桥上车来车往,比从前热闹了许多。

变化最大的是父亲。他更老了,腰背佝偻得更厉害,像一张被岁月拉满又松弛的弓。沉默依旧,但眼神里似乎多了些浑浊和木然。母亲常唠叨,说我父亲好熬夜看书,夜里咳嗽得更凶了,地里重活也越来越力不从心,这样作迟早会死的。家里的日子,依旧被那十几亩泥泞的田地紧紧束缚着。我每次回去,都会把省下的粮票、攒下的一点钱塞给母亲,买些城里的糕点、白糖,或者割一小条肥肉。父亲总是默默地接过,眼神在我别在胸前口袋的钢笔上停留片刻,然后低声说:“在外头不要抠,顾好自己,多读书,开卷有益。”没有更多的话。我能感觉到,那跨越史河三公里的距离,不仅存在于地理上,也悄然横亘在了我们父子之间。我在河西岸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向着想象中的“城里人”身份挣扎,他在河东的泥泞里坚守着土地和岁月。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负重前行,却似乎失去了共同的语言。

一个深秋的傍晚,工地收工早,我忽然很想回河东看看。没有特别的原因,只是一种莫名的冲动。夕阳的余晖给八一大桥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边。我独自走在桥上,脚步不再匆忙。手指习惯性地抬起,想敲击那熟悉的桥栏,却在半空中停住了。指尖的老茧依旧硬实,但那份日复一日叩击的执念,似乎随着年岁增长和生活的磨砺,淡去了许多。我扶着栏杆,望着桥下奔流的史河水。河水浑浊,打着旋涡,卷着枯枝败叶向下游流去,不复童年记忆中的清澈见底。两岸的景色也变了。河东岸,靠近桥头的地方,不知何时开垦出了几片菜地,绿色的菜畦在夕阳下显得生机勃勃。河西岸,姑姑家所在的庄子,也起了不少新房,红砖墙在暮色中格外显眼。下游远处,新修的水利设施隐约可见。

就在我凝望河水出神时,一个佝偻而熟悉的身影,正从河东岸坡下上来,拉着架子车一步一步,艰难地一步一挪缓慢地走上桥头,是父亲!他肩上挎着架子车宽宽的汽车轮胎割成的扁绳子,绳子深深勒进肩上的肉,裤腿挽到膝盖,小腿上沾着干涸的泥点,深秋的风吹着他花白稀疏的头发。他显然也看到了桥中央的我,把架子车停好,随即继续向我走来,脚步沉重而缓慢。我迎上去几步。他走到我面前停下,目光扫过我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最后落在我胸前别着的那支钢笔上,停顿了片刻。夕阳的光线勾勒着他脸上深刻的皱纹,像刀刻斧凿一般。他的眼神疲惫、浑浊,却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平静的温和。

“收工了?”他问。

“嗯,您…干啥子呢?”我指指架子车。

“拉点沙,攒着盖房。”他简短地回答,目光又转向桥下的河水,沉默下来。

我们父子俩就这样并排站在八一大桥边,望着脚下奔流不息的史河。河水汤汤,暮色四合,远处的庄子升起了淡淡的炊烟。谁也没有说话。桥上车流驶过,带来一阵阵震动和噪音,又很快远去。空气中弥漫着河水特有的湿润土腥气,混合着晚秋草木的微凉气息。

这沉默的并肩而立中,一种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那横亘多年的三公里距离——地理的、心理的、阶层的——仿佛在这夕阳下的桥面上,在这无声流淌的河水见证下,被一种更沉重、更本质的东西悄然弥合了。那是对土地共同的敬畏?是对生活重担共同的体认?还是血脉深处无法割断的联结?我说不清。我只知道,父亲佝偻的身影,脚下浑浊的河水,身后河东那片沉默的土地,还有胸前这支廉价的钢笔,都无比真实地构成了此刻的我,构成了我的来路与归途。

过了许久,父亲轻轻咳嗽了两声,说:“回吧,天快黑了。”

“嗯,回,我送你回去吧。”我应道。

父亲坚持了一下就没有再坚持了。我要拉架子车,他拒绝了我,自己又重新套上架子车背带,双手压下车把,拉着就走。我在后面推着车,此时我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又混杂着酸楚的心情,我跟在了父亲后面,看着拿瘦削而微驼的背,看见他每走一步膝盖微微打颤,腿肚子上的肌肉依然聚成一坨扁长的疙瘩,破旧的布鞋脚尖部位已经张嘴露出大脚趾,。他枯瘦却有力的双手,紧紧攥住车把。行走中一股浓烈的汗味、泥土味和劣质烟草味混合的气息随着秋风飘在空中,这是父亲的味道,是河东土地的味道,是我无论走出多远都无法剥离的生命底色。

父亲迈开了脚步,一步一步艰难而坚实,有我在后面推车,他的步伐缓慢而坚定,每一次落脚都带着沉重的回响。我推着架子车,能清晰地看到轮胎削制的背带在他肩胛骨上紧紧地箍勒着突出了他的嶙峋,看到因用力而微微颤抖的肌肉。经过公社驻地到八一粮管所路段,路上晚归的自行车铃声清脆,经过的拖拉机轰鸣声沉闷,偶尔有汽车经过喇叭放肆地尖锐鸣叫,这些声音交织着,混合着父亲粗重的喘息,一起涌入我的耳中。

我们一步步离开河西,走向河东,走向连香树,走向那片生养了我、浸透着泥泞也沉淀着深情的土地。回家后,我们简单吃了一点,父亲与我,我们与家人拉了一会家常,因为明天还有活计,就都早早歇息。

我躺在床上,大脑激动了好大一阵子,想着史河的水在桥下永恒地流淌,想着铁索桥上的惊魂,想着那水泥桥栏上单调的叩击,想着那少年赤裸躯体上闪烁的渴望,想着父与子拉架子车的场景,想着,或许我这满腹经纶的父亲也许也洞悉着这距离连香树小队三公里的河岸上,所有的卑微与向往,所有的挣扎与和解,所有的离去与归来。如果没有洞悉,怎么会有那种远见与格局。我想着,史河是一条地理的界河,更是一条流淌在血脉里的、关于故乡与远方的生命之河的想着想着,我思想已将脱离了躯体,想到了绿色粮本、褐色的户口本,想到了没有补丁的“的确良”衬衫、崭新的“永久”或“凤凰”牌自行车,想到了焦黄的油条、油冒冒红烧肉,想到了比史河更远更加奔腾的黄河、长江……,我不知道,其实,此时我因为劳累一天,我已经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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