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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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的空气里，仿佛总浮着一层洗不掉的灰黄滤镜。阳光穿过县城边缘稀疏的杨树叶子，投在坑洼的土路上，光影也显得懒散、陈旧。风里裹着泥土、煤烟和若有若无的沤肥气味钻进鼻孔，这气味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混合着贫瘠与生机的底味。就在这片被称作城乡结合部的地方，我的大姑杨丽秀如同一棵根系深扎于两种土壤的树，活得枝干分明，风风火火。
大姑的身量在女人堆里是扎眼的。一米七挂零的个头，背脊挺直，走路呼呼带风，两条长腿迈开，能把身后扬起的细小尘土都甩开老远，身的影子跟不上身子。她说话时语速极快，脆生生的调门能盖过集市上的喧嚷，嘴角常因这急切泛起细小的白沫。她家那三间低矮的沙土墙瓦房，紧挨着县城边缘约2公里，她所在的大队属于城关镇，却又分明被一片片菜畦环绕着，他们吃商品供应粮，有粮本。大姑家房前有棵老榆树，虬枝盘结，巨大的树冠投下浓重的荫凉，夏天是天然的集会场所，冬天则像一幅枯笔写意的水墨，枝桠沉默地刺向灰白的天空。离榆树不远，一条被因为取土或者其它什么原因而形成的小河沟，水时有时无，雨天有水旱天无水，有水时候水色浑浊而且没精打采的，尽管水没有激情，但那是我们这群半大孩子最常光顾的乐园，我们泥巴猴子一样上蹿下跳，在那浑浊的水里乐此不疲，打闹声几乎掀翻这条小沟。
身份，是大姑和这片土地上人们身上一道无形的烙印，烙印是光鲜的。他们揣着城关镇的户口簿，每月能从城关粮管所那里，凭购粮证买回每人每月十四斤半的商品粮。这薄薄的本子和那点定量的粮食，是“城里人”的象征。可他们脚下的土地分明是菜地，手上沾着永远洗不净的沙泥土和芹菜、空心菜、芫荽、韭菜、大蒜或其它各种各样的菜香味。他们管县城中心那些穿中山装、吃公家饭的人叫“街上人”，语气里带着一丝自己也未必察觉的羡慕，当然也包含一种不易觉察的不自信；他们又把更远处纯粹种粮为生的史河上八一大桥东岸的居民，称为“乡里人”，那份隐隐的优越感便又浮了上来不易察觉的自豪与骄傲。大姑常说：“俺们这里人，是挂了个城里人的名操着乡下人的心，两头不靠岸！” 话虽如此，她侍弄起那几亩菜地来，劲头比谁都足。她家的菜畦，垄是垄沟是沟，青翠的菜秧瓜苗排列得如同接受检阅的士兵，是这一片出了名的齐整。相比之下，隔壁她的妯娌王婶家的菜园子就显得潦草许多，篱笆歪斜，菜苗疏密不均，透着一股得过且过的劲儿。
走进大姑的家，简陋是显而易见的。沙土夯实的墙面被岁月和灶烟熏染出深浅不一的斑驳，屋顶的灰瓦缝隙里，钻出几茎枯草在风里摇晃。然而，屋子里的每一寸地方都被收拾得利落至极。坑洼结实坚硬的沙泥土地面扫得光溜溜，泛着一层幽暗的亮；几件老旧的桌椅板凳擦拭得不见一丝浮尘，碗筷在墙上用木板砌进墙面的简陋的碗橱里码放得整整齐齐。最引人注目的，是里屋靠墙立着的那对陪嫁来的大实木柜子。柜体是深沉的枣红色，上下两节，中间带抽屉，铜制的柜角、门鼻和拉手，已被岁月和无数次的摩挲擦拭得温润锃亮，在幽暗的光线下幽幽地反射着微光，像两只沉默而忠诚的老兽，守护着这个清贫却一丝不苟的家。大姑粗糙的手指常常无意识地拂过那冰凉的铜饰，仿佛能从这沉甸甸的触感里汲取某种力量。此外，大姑家还有一个比较高档的木床，木床沿还有一个矮小的垫脚的踏沐板也是垫脚板。大姑是地主家的千金，出嫁当然会有这样的家具。
大姑的利落和大方，是刻在骨子里的。家里但凡有点稀罕吃食，一碗飘着油星的肉汤，几个难得蒸的白面馍馍，她总不忘匀出一份。“水生，”她会扬着那清亮的嗓子吩咐小表哥，“把这碗端去，给你小娘（她妯娌王婶）尝尝。”水生乖乖地接过碗，闷声不响地把碗端过去送到王婶手上。王婶脸上堆着笑，嘴里说着“哎呀他大娘，总这么客气”，眼神却像滑溜的泥鳅，飞快地瞟一眼碗里的内容，又瞟一眼大姑家那生机勃勃的菜畦，那笑容里便掺杂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有时，妯娌王婶家那几只不安分的芦花鸡会扑棱着翅膀越界，在大姑精心侍弄的嫩菜苗上留下嚣张的爪印。大姑看见了，眉头一拧，那高亢的嗓音立刻像鞭子一样抽打过去：“谁家的瘟鸡这么不长眼！糟蹋粮食不怕天打雷劈啊！”声音穿透力极强弥散在空中，她的妯娌王婶则缩在屋里装聋作哑。门口那棵老榆树的叶子便在这尴尬的寂静里，簌簌地响动。
时而浑浊时而清澈的史河水流和泥泞的滩涂，是我和两个稍微小一点的表哥水生、天佑童年最野性的乐园。离大姑家不过一里多地的史河河上横亘着八一大桥，桥下的河水成了我们逃离枯燥农活的“洞天福地”。日头晒得水面碎金乱晃，赤脚踏进及膝深的河泥里，冰凉滑腻的触感立刻包裹上来。摸鱼是我们主业，但笨鱼总是不多，都狡猾的很，更多时候我们是弯着腰的，我们在浑浊的水草根部和滑溜的石头底下摸索螺蛳和小虾。手指被泡得发白发皱发木，裤腿卷到大腿根，沾满了有时黑的有时是黄的泥浆。偶尔摸到一条惊慌失措的鲫鱼或滑不留球的鲶鱼，那份狂喜能点亮整个灰扑扑的下午。收获装进带来的破竹篓里，沉甸甸地提回去，便是饭桌上难得的荤腥亮色。大姑看到这些河鲜，紧锁的眉头会短暂地松开，嘴角难得地向上弯起微小的弧度。她手脚麻利地收拾干净，有时添把自家晒的萝卜干，炖上一小锅奶白的鱼汤或鲜红的虾汤。汤在锅里咕嘟冒泡，浓郁的香气刚飘出来，大姑已舀出一小碗，清汤里卧着可怜的几尾小鱼或几只蜷缩的粉红虾米。
“天佑，”她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端过去，给你小娘（小婶子的意思）尝尝河里的鲜。”天佑端着送到隔壁木讷的一句话都没有。小婶子接过碗，脸上那复杂的表情总是如出一辙—笑容堆砌，眼神闪烁，道谢的话飘在空气里，总让人觉得落不到实处。大姑和她弟媳妇妯娌两个一直在斗争中生活，而且像中美两个国家关系一样始终是若即若离、斗而不破。但因为是妯娌，尽管不亲不疏，孩子们都非常非常的融洽亲切，她们是她们，孩子们是孩子们。当然我姑父和他弟弟关系是万分亲密的。妯娌的斗而不破与不亲不疏并没有给两家带来麻烦。
日子在老榆树的叶生叶落间无声滑过。不知从何时起，大姑那风风火火的脚步声里开始夹杂着压抑的咳嗽。起初是劳作后的几声轻嗽，后来渐渐加重，变成撕心裂肺的、仿佛要将五脏六腑都掏空的长咳，在寂静的清晨或深夜格外刺耳。她那高挑的身形日渐佝偻，像一张被岁月和病痛过度拉紧的弓，再也挺不直了。脸色失去了往日劳作带来的红润，蒙上了一层蜡黄。那对铜角木柜在幽暗的堂屋里显得越发沉静，柜门上的铜饰也仿佛蒙上了一层更深的寂寥，光泽黯淡下去。
终于，在一个寒风乍起的初冬早晨，大姑没能再自己走下床铺。村里的医生背着掉了漆的药箱来了，搭了脉，翻了翻眼皮，又问了几个问题，最终只是沉重地摇了摇头，留下一句“好好将养吧”，便叹息着离开了。苦涩的草药味弥漫在低矮的屋子里，混合着一种无形的、令人窒息的沉重。
空气仿佛凝固了。按照此地祖辈传下的规矩，人若到了弥留之际，是不能躺在床上的，得移到堂屋临时铺设的地铺上，谓之“落气”，好让魂灵无碍地离去回归大地。大姑被水生和天佑小心地抬到堂屋地铺的麦草上，身上盖着一床薄被。她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脸颊深陷，颧骨高耸，脸色如同糊窗户的旧黄纸，呼吸微弱得几乎看不见胸口的起伏。水生蹲在墙角，头深深地埋在臂弯里，肩膀无声地剧烈耸动着。天佑则失魂落魄地靠着冰冷的门框，眼神空洞地望着院子里那棵落光了叶子、枝桠狰狞的老榆树，枯枝在灰白的天幕下伸展，像无数绝望祈求的手。母亲坐在大姑铺边的小木凳上，紧紧握着大姑那只枯瘦如柴、冰凉的手，低低的啜泣声在压抑的寂静里断断续续。
就在这时，母亲强忍着悲痛，俯身凑到大姑耳边，声音哽咽却异常清晰地说：“大姐，你醒醒……你侄子……你侄子九子托人捎信儿了……在路上了……就快到家了……回来过年，来看你了……”
母亲的话音仿佛是一剂强心针，话音刚落奇迹发生了：大姑那紧闭的、仿佛已沉入永恒黑暗的眼睑，极其微弱地颤动了一下！接着，竟艰难地掀开了一条细缝！浑浊的眼珠缓缓转动，似乎在努力辨认周遭模糊的光影，最后竟奇迹般地定格在母亲泪流满面的脸上。她的嘴唇极其微弱地翕动着，发出几乎听不见的、断断续续的气音：“……扶……扶我……起来……上……上床……不能……不能让孩子……看见我……躺地铺……丢人……”
所有人都惊呆了，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水生猛地抬起头，脸上泪痕交错，眼睛瞪得大哥王米亚二哥大江三哥天佑和大姐。天佑也像被针扎了一样站直了身体。母亲含着泪，和几个表哥一起，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小心，将大姑轻飘飘、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身体重新抬回了里屋的床上。大姑的头刚挨到枕头，便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仿佛要将灵魂都咳出来的猛咳，整个身体蜷缩着剧烈颤抖。这阵咳耗尽了刚刚聚起的一点力气，她才勉强平复下来，只剩下急促而艰难的喘息，但那双眼睛却固执地睁着，死死地盯着门口的方向，里面燃烧着微弱却执拗的光。
“水生……”大姑的声音细若游丝，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带着铁锈摩擦般的嘶哑，却又有着不容置疑的坚持，“柜子最底下……抽屉蓝布包里有钱……去割肉要羊肉……九子爱吃，炖烂糊……” 她极其艰难地抬起枯枝般的手臂，颤巍巍地指向堂屋的方向。水生几乎是扑到那对沉默的铜角柜前，颤抖着手拉开最底下的抽屉。里面杂物不多，他很快摸到一个用洗得发白的旧蓝布仔细包裹着的小包。打开层层包裹，里面是卷得整整齐齐的一叠钞票，最大面额是几张十元，更多的是皱巴巴的一元、五毛、甚至一毛的毛票。他颤抖着手，从中数出厚厚一沓，五张崭新的十元“大团结”！这在当年，是城里工人小半个月的工资，是大姑不知攒了多久、藏在柜底最深处的家底！
“娘……”水生攥着那沓沉甸甸的钱，看着床上气若游丝却眼神执拗的母亲，喉咙里像堵了块滚烫的石头，后面的话怎么也说不出来，泪水再次汹涌而出。
“去吧……”大姑闭上眼睛，只从喉咙深处挤出这两个字，带着生命最后燃烧的力气和不容置疑的命令。
腊月二十三，小年。傍晚的寒气像冰冷的刀子。当我带着一身仆仆风尘和北方凛冽的寒气推开大姑家那扇熟悉的、油漆斑驳的门时，一股极其复杂的气味扑面而来——浓重得化不开的苦涩药味，死死缠绕着一缕久违的、霸道而诱人的肉香！这奇异的混合，让我的心猛地一揪。老榆树光秃秃的枝桠在暮色中静默地伸展，如同凝固的黑色闪电。堂屋里点着灯，昏黄的光线透过门上的玻璃，在地上投下模糊的光影。
我走进里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姑竟然靠坐在床上！背后垫着高高的、厚厚的被褥，身上穿着一件浆洗得发白发硬却很干净的旧棉袄，花白的头发也难得地被仔细梳理过，在脑后挽了一个小小的髻。她瘦得完全脱了形，眼窝深陷成两个黑洞，颧骨高高凸起，皮肤紧紧包裹着骨头，蜡黄得没有一丝血色。然而，那双深陷的眼睛却异常地亮，像寒夜荒野里两簇奋力跳动、不肯熄灭的微弱火苗。看到我推门进来，她那枯槁的脸上肌肉极其费力地牵动着，想努力做出一个笑容的弧度，枯瘦得如同鸡爪般的手在厚厚的棉被下微微动了动。
“大姑！”我喉咙瞬间哽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鼻子酸胀得厉害，扑到床前，握住她那只冰凉的手。
“回……回来啦……”她的声音嘶哑微弱到了极点，几乎只剩游丝般的气音，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破碎的风箱里艰难地挤压出来，带着铁锈摩擦的嘶嘶声，“好……好……”她的目光艰难地从我脸上移开，充满期待地投向灶房的方向，那里面燃烧着最后的心愿。
灶房里，铁锅正发出欢快而沉闷的“咕嘟咕嘟”声，白色的蒸汽顶得厚重的木头锅盖轻轻跳动。水生沉默地佝偻着背坐在灶膛前的小凳上，机械地往灶膛里添着柴禾，跳动的火光映着他那张木然、写满疲惫的脸。天佑笨拙地站在锅台边，手里拿着一把长柄勺子，显得有些手足无措，眼神时不时担忧地瞟向里屋。锅里翻滚的，正是大姑耗尽最后心力指挥孩子们买来的羊肉！大块的、带着筋膜的羊肉在乳白色的、翻滚着油花的浓汤里沉沉浮浮，锅边漂浮着沫子，攒集在一起在锅沿打转，锅里还漂浮着几颗被炖得饱满软烂的萝卜块，浓郁的、带着膻香的肉味，如此霸道，如此奢侈，如此不合时宜地弥漫了整个小屋，顽强地压过无处不在的药味，带来一种近乎虚幻的、令人心碎的温暖。这香气，像一根无形的线，暂时缝合了屋内弥漫的沉重悲伤与无望。
那顿羊肉汤的滋味，混杂着眼泪的咸涩和深入骨髓的悲凉，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上，成为一生无法磨灭的记忆。大姑靠着那点对侄儿归来的执念燃起的生命火星，竟真的像奇迹般熬过了那个格外寒冷的冬天。春天，老榆树再次抽出了嫩绿的新芽，在料峭的春风里轻轻摇曳，仿佛也松了一口气，为这生命的顽强。我事后很自责，我觉得我自己太不是东西了！我那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副科级干部，微不足道，可是我对家里、对大姑家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每一年就只是在春节前回去，完成任务一样，急匆匆地回又急匆匆地离开，每次就是撇下一点点钱和过年所需的物品。我有时心里骂道：狗日的九子，你的心在老家安放过没有？为什么没有安放过几天？难道就是为了个人进步?我时常觉得，自己不是好东西！
病魔的利爪从未真正松开大姑，那点火星终究太过微弱。她的身体时好时坏，像一盏油将耗尽的灯，火光在明亮与黯淡间反复挣扎往复无穷多次，拉锯战一样熬了一阵子，最终无可挽回地一日比一日黯淡。她再也无法下地，甚至连坐起来都变得无比艰难。大部分时间，她都只能无力地歪靠在床头那堆被褥里，透过小小的、糊着旧报纸的木格窗，怔怔地望着窗外那棵老榆树日渐繁茂的枝叶，眼神空洞，不知在想些什么。她的话越来越少，有时一整天也听不到她说一句，只是那撕心裂肺的咳嗽却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每一声都像沉重的鼓槌，狠狠敲在守候在旁的亲人心上，也敲在那对沉默的铜角木柜上。柜门上的铜饰，光泽似乎也随着主人的衰弱而一天天彻底黯淡下去，蒙上了厚厚的尘灰。
又一个初冬，挟着凛冽的北风如期而至。老榆树的叶子再次被寒风染成枯黄，然后一片片被无情地扯落，铺满了冰冷的院子。大姑彻底油尽灯枯了。这一次，没有奇迹，也没有回光返照。她重新被安置在堂屋地铺的麦草上，薄被下，只剩一副轻飘飘的、几乎感觉不到重量的骨架。呼吸变得极其艰难，每一次吸气都像是破旧风箱发出的、令人心悸的拉锯声。家人、邻居们默默地围在地铺边，空气沉重得如同铅块，能拧出冰冷的绝望。死亡的气息，像冰冷的雾气，无声地弥漫、渗透进这间小屋的每一个角落，连那对铜角柜也仿佛被冻僵了。
“落气了！”不知是谁，带着哭腔低低地喊了一声。如同一个信号，压抑已久的悲声瞬间爆发出来，有真有假的撕心裂肺的嚎叫，充满了小小的堂屋，撞击着斑驳的墙壁和低矮的房梁。
屋内悲声一片，没人注意到大姑的妯娌王婶的存在。她其实早就站在里屋的门里，她是给大姑送鱼汤来的，这时候她婆娑的眼睛盯着铺上那被刚刚盖上的、刺眼的白布，眼神复杂而虔诚，交织着难以言喻的情绪——有哀伤，有愧疚，或许还有一丝迟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敬意。自始至终她没说一句话，将手中那碗沉甸甸的热汤，轻轻放在堂屋陈旧的条案上，乳白色的、浓稠的鱼汤，汤面上沉着几块雪白细嫩的鱼肉和几颗滚圆洁白的鱼丸，几片碧绿的葱花点缀其上。浓郁的、鲜甜的鱼香，奇异地、顽强地冲淡了些许屋里浓重的药味和化不开的悲伤。放下碗，妯娌王婶到门口帮厨去了离开堂屋前满眼老泪深深地望了一眼那白布覆盖下的轮廓，便迅速转身，像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那碗鱼汤静静地放在条案上，残存的最后一丝热气在冰冷而充满悲恸的空气中散漫地弥散，固执地散发着生命最后的暖意与人间烟火的鲜香，像一道无声的告别，也像一道迟来的和解。
大姑最终安葬在了离家200米左右菜地里。这里的土质松软，是一片细密的沙土地，挖起来非常省力省时。下葬那天，天色是凝重的铅灰，干冷的北风卷着地上的枯叶和沙尘，打着旋儿，发出呜咽般的声响。王米亚、王大江、王天佑、王水生都穿着宽大的、不合身的白色孝服，头上缠着孝布，脸上是长久照顾病人积攒下的、深入骨髓的疲惫和一种近乎麻木的木然。他们没有呼天抢地的嚎啕，只有压抑的、断断续续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抽泣，肩膀随着这抽泣微微耸动。帮忙的乡亲们动作熟练而利落地填土，一锹锹带着湿气的沙土，很快掩盖了那口厚厚的刚漆过黑色油漆的棺木，那是大姑的豪华卧室。或许是因为大姑缠绵病榻太久，亲人们心里的那道伤口早已被反复撕扯得麻木，结上了厚厚的痂；又或许，看着那副被病痛折磨得形销骨立、不成人形的躯壳终于归于尘土回归大地，悲伤之外，竟也生出一丝沉重的、带着负罪感的释然—对她，对日夜守候、心力交瘁的亲人，都是一种残酷的解脱。
大姑终于住进那个属于她的豪宅了，再也没有痛苦，没有争斗，她的故事画上了句号了。我看着那堆刚刚垒起、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孤寂的新坟。远处，史河像一条冻僵的灰白带子，在冬日荒芜的原野上无声地蜿蜒。冬天的僵硬面无表情的河水水面映着铅灰色的天光。河滩上，曾印满我们少年时摸爬滚打的泥泞足迹，回荡过我们快活的尖叫，也镌刻着大姑那番响彻暮色的、带着泥土力量的怒斥。目光收回，落在坟前那棵临时移栽的、孤零零的小松树苗上。它瘦弱得可怜，稀疏的针叶在北风中瑟瑟发抖，像大姑生命最后时刻挣扎的影子，也像我们心头无法拔除的悲伤。葬礼结束，帮忙的乡亲们低声交谈着渐渐散去，留下空旷的菜地和一座孤零零的新坟。我独自在坟前站了许久，寒意如同冰冷的蛇，顺着裤腿往上爬，冻得人骨头缝都发疼。风更大了，卷起沙地上的尘土，迷了人的眼。转身离开时，我忍不住再次回望。风沙漫卷中，恍惚间，仿佛又看见大姑那高挑挺拔的身影，正风风火火地走在前面，步履坚定有力，踩得脚下的泥土似乎都在微微震动。她回过头来，声音依旧是那样清脆利落，带着熟悉的急迫，嘴角似乎还带着那点标志性的白沫，像是在大声招呼我快点跟上，大步流星，仿佛正要去赶一场永远不会散场、永远充满烟火气息的集市。她的身影在漫天风沙和沉沉的暮色中渐渐模糊、拉长，最终与脚下这片沉默的沙土地、与远处汤汤流淌的史河、与记忆中门前那棵巨大苍老、春绿秋黄的榆树，彻底地、不分彼此地融为了一体。
大姑走了，带走了她风风火火的脚步和嘴角那点生动的白沫，带走了城乡结合部的“城里人”特有的、混杂着泥土与煤灰的烟火气息。她的一生，如同那棵见证一切的老榆树，一半根须扎在“商品粮”户口簿那脆弱的纸页里，一半枝叶伸展在菜畦黝黑肥沃的泥土中。她像一滴倔强的水珠，落在城乡分野那模糊而坚硬的界线上，折射出那个年代特有的、复杂而沉重的光谱—有那点“商品粮”带来的微末优越、自豪，有身份模糊带来的窘迫、自卑，有像铜角柜般沉默坚守的尊严，更有史河泥泞滩涂里摸爬滚打、沾满尘土的顽强生命力。她最终归于沙土，而生活这条浑浊、苦涩却又不舍昼夜奔流的长河，裹挟着摸到的小鱼小虾、邻里的怨怼与最终那碗热汤的和解、榆树的花开花落与岁岁枯荣，依旧以它固有的、缓慢而坚韧的节奏，向前流淌，无声地诉说着生与死、坚韧与消逝的永恒故事。那对铜角柜，依旧沉默地立在老屋的角落，柜门紧闭，锁住了大姑的一生风雨，也锁住了一个时代模糊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