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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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挤在路边的店铺都没了，地下通道也已经禁行。被放大的空间充盈着旧日的磁场，仿佛看到二十年前的自己偶尔抬头，无声地叹息。
两千年六月十一日下午四点，我丈夫在帮邻居家苫房时，随滑走的梯子摔到水泥地上，造成腰椎骨折。对方一改往日的亲热，不但不负责还暴露出恶霸嘴脸处处刁难。劳累加上压迫，让我没时间痛苦，却被硬生生逼出了脾气，“要讨个说法！”
经过一审二审，拿到胜诉判决书后，我们一家三口参观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以为云开雾散了。可没想到对方不履行判决，不得已又申请强制执行。递交申请半年后，执行法官把我带到被执行人家门外，让我结结实实地挨了长时间的辱骂，完了他说，无法执行，因为没有对方的财产证明。第一次打官司没经验被他唬住，我真去了银行，人家诚恳地告诉我，就算有账号，也得法院的人才能查。而执行的法官坚持要看到证明才动。尽管觉得不对劲，却不知道症结在哪，于是有好心人告诉我，百分之十的提成是最低的也是常规的，到此我才恍然大悟。但还信法律是公正的；相信执行法官和个别人不能只手遮天。为了不让丈夫的罪白受；不让“说法”成为“笑话”，我开始上访。
由于住院、治疗已经花光了积蓄，丈夫上班后又遭遇下岗再就业，收入有限，捉襟见肘的两三个月才能攒下一百块钱。我仗着职工家属的身份，早上六点蹭公司的通勤车到马柳火车站。十四块五的车票到北京，换乘地铁，到法院陈情，然后坐地铁到前门站出来，在天安门广场走走，有时就是站一会儿，它的广能阔开心里的窄，之后再到北京站，乘13：30的火车回马柳，继续蹭接站的通勤车，天黑后到家。无数次的往返，使神经麻木，皮肉似铁。终于等到的院长接待，被安排在下午。回答提问，复述事实，就像把刚结痂的伤口又撕开，往上一把把地撒盐，痛到发痒。很想歇斯底里地喊一嗓子，又怕被当成精神病反而失去话语权。
来到天安门广场，仿佛从地狱归来不适应明亮，只低头数砖。每次数到四都乱，好像十无限高远，爬不上去。索性随它三十五十八十地乱出，只要嘴占着，脑子就得跟着忙，就无暇想别的，那是我排挤烦恼的办法。不知过了多久，有朋友打电话来问能不能合作个剧本，我不假思考地拒绝。合上手机算了算应该是第三次被邀请，料想不会再有下次，说不好是清净还是失落，总之不是后悔，起码可以算作某个阶段的总结。自从丈夫出事，平安就成了紧箍咒，容不得风吹草动。每天看着爷俩上班上学，然后洗衣、做饭、收拾屋子，不能闲。到他们回家，才能拿起法律方面的书，为官司寻求理论支持。惊弓之鸟般惶惶不可终日，哪还有心思写东西。
可能是我的无所适从，引起了一位青年注意。面对审视的眼神，我费劲地转了下脑子，好像很正常地指着灯杆上的两色国旗，装成热心市民问：“美国来访啦？”青年愣了一下，收缩目光，惊讶、无奈又理解地探出上身然后挺直，劝哄式地调侃：“那是澳大利亚旗！”他的笑容和语调冲化了我积陈已久的怨气，周遭瞬间清朗，蓦地觉得不再形如蝼蚁，而是真像游客一样迈开步子。
那时的前门西边有个商店专卖服装厂的等外品，不影响穿但价格便宜，给女儿买了条裤子，给丈夫买了一件短袖衫。对墙上挂着的蓝色秀花旗袍，我说服自己没有机会穿，只看了它几眼便出来了。
走进大栅栏，老字号的端庄与现代的繁华，和歌曲前门情思大碗茶的京腔混在一起，饱了眼福、耳福。摆在摊面上的麻团、油圈自然带出豆汁的影子，据说不是谁都能降服那个味儿，也就理所当然地路过。再往里有许多残颓的屋脊长满蒿草，犹如须发斑白的长者手摇蒲扇看着檐下的众生。这般人间烟火唤起文学柔肠，恍若隔世。不知不觉的阳光走出了街道，身边降下灰色帷幕。
选了家楼层最高的宾馆，订了一间地下室。穿过走廊和窗台的装修垃圾在客房稍事休息，又回到广场。夜晚的人流也不见少，还多了烧烤摊。看别人咀嚼，我回溯自己一天没有吃东西，但闻不到香气亦不觉得饿，在地下室孤零零的房间也不用担心肠鸣会影响到别人，索性免了补充能量的仪式，又能省下几块钱，何乐而不为呢。
箭楼的射灯没开，基座阴沉着像刚淋过雨。草坪边坐着马扎的大叔不无感慨地说，修完就这样了。我是第一次走近箭楼，对他的话很不解，刨根问底后才知道，有关部门防火维修，结果修完就一直漏水，而且从里往外把整个墙都洇透了。我担心会不会泡塌？大叔则正色道，箭楼是防御的，大炮都炸不坏，几百年了就没着过火！他脸上的明艳足以证明箭楼的坚固，那些骄人的战绩要出口时，突然像被什么噎住，闪烁其词地叹惋，有几处已经发霉。并反复强调：“老祖宗传下来多少年了都没事，非要修！”就差一句成心的了。我佩服他的正义和涵养。看着被浸湿的大半个墙体，似乎看见饱受屈辱又极度克制的表情，脑子里另闪出一星火花。事与愿违者有存心有无意，存心者必究，无意者就无罪吗？同一条线上的两个点，可能交集也可能互不相干，目的决定结果。局外人看到的只是表象。猝乎间明白了院长犹豫之下的言外之意，亟待治理大环境。
面对大环境，小百姓就是百分百被砸中的雨点，官司的阴霾又重新笼罩，需要不停的走驱赶魔业，或者说等走累了才能睡着。
至零点，天安门城楼和周围建筑上的灯都闭上了眼睛，空气开始休息，广场飘起万籁俱寂。路灯像岗哨警惕着每一个身影。调集意识告诉自己作为普通人随波逐流是大势，既昏便息才能黎明即起。习惯性地走向地下通道。刚迈上台阶就被惊住了。之前人流如织的通道，彼时地上躺满了人，简直无处插脚。他们身下铺着纸壳或者塑料布，身上除了穿的衣服再无它物。猛然的一个念头“不要到了这一步！”随即反问，“我离这一步还有多远？”
怕惊扰他们，更怕惊扰后的不可预测。退出来，绕道。路上没车，稀稀拉拉的几个行人，没有语声。绿灯特别幽亮，斑马线像条浅河，河水拍打脚面，快速上岸，走在寂静里慕然想起火车上的那对老夫妇……
他们穿着褪色的衣服、清瘦、头发花白，拖着硕大的旧蛇皮袋，袋子的口上系着掉漆的白搪瓷缸。男的有点木讷，女的梳短发，眼睛透着不协调的光。他们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于是选中不想说话的我，坐在对面滔滔不绝。
他们和男人的哥哥住界壁儿。某一天，哥哥拔掉了中间的栅子，越界种地。他们找到大队，大队干部管不了。就去找乡里，乡里派人说了也不管事。又到县里，县领导给乡政府打电话，让回乡里解决。认为官官相护的他们，一气之下砸了县领导办公室的玻璃。被教育后，更加愤怒地告到省里，莫名所以地又到北京告状。几年下来，哥哥由占一垄，到两垄、多垄，然后在那院里垒地基，盖房子。如今，他们已经回不去自己的家了。
当时，我还劝他们应该抓住最初的原因，而不是一级一级地告领导不作为，搞得自己都不知道是为什么了。
联想到此，忽然明白“要压死”的真正意思：首先，对方利用各种关系织了个网，想让我们看不到希望而认怂。当我暴露出不服，他们又贿赂司法办和我的律师，并明知会输也要上诉就是为了拖，再到执行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时间已经到了二零零六年秋，现下的结果是对方除了更响亮的恶名之外毫发无损。而我已经精疲力尽，身上时常出现淤青。还在中年的丈夫竟碰不得凉水。女儿更是因缺少营养，又黄又瘦。终于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
第二天，我先到小天意批发城，用兜里为数不多的钱，买了袋处理的头绳和两把江南风格的竹撑伞。回到矿山的集市卖掉，又以它做启动，就近进货，卖货，终于给女儿买了六年来的第一箱牛奶。日子走上正轨。偶尔铺开信纸也只写申诉理由给有关部门，相信“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疏于打理的生物层难免腐朽生蛆，只要坚持，世界终归是清明的。
二零零九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接到法院的电话。说是查到了被执行人的财产，并予以了执行。原来那个疲于执行的法官被检察院起诉，正在清理积案。那天的阳光特别暖，平日里有点坑洼的路面也变得很平！后来还接到主管法官的回访电话，问被执行人有没有难为我们，如果有就跟她反应。
官司了了，那些难过的瞬间和一直的压抑留下了后遗症，让神经随时处于承受的临界点，不敢碰。再次踩上花岗岩砖面，自然地放下一切，脑子空了，肩膀轻了，我听见了心房吱呀呀的开门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