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赌

手机响起，来电显示是熟识的同事。

我接起电话，对方邀约我外出小聚饮酒。我只能婉言谢绝。

他追问，还有什么事比赴宴更要紧。我如实告知，此刻仍在学校。

“从单位打车过来并不远，你既没有看管晚自习，也没当班主任，手头事务很快就能处理完。”

我告诉对方，已经和同事调换了晚自习，今晚由我值守。

电话那头忽然传来一阵大笑，他说自己刚刚赢下两百元赌注。我一时茫然，全然不解其中缘由。

原来，和我互换晚自习的那位同事，正与他一同参加活动。此人对我了解不多，只是听过不少我工作的旧事，暗自担心我忘记调换晚自习的约定，又不愿主动发消息提醒。打电话的同事宽慰他，笃定我会准时到岗，纵然过往有失误，但做事一向踏实，常常提前半小时抵达岗位。二人索性以此打赌验证。

听完原委，我心中没有半分被认可的欣喜，只漫上一层难以言说的涩。工作中出现的那些问题，在同事之间，变成时常谈起的谈资。

问题最早要追溯到2001年，那年是我大学毕业的第三年，也是我第三次承担高考监考任务。那时考场尚未安装监控，整场考试秩序，全凭两名监考教师尽责。

高考最后一门，是外语考试，因为要考听力，监考教师和考生都需提前到考场。当年实行交叉监考，主考官来自外县，副考官由本地教师担任。与我搭档的主考是邻县一名英语教师，他认识我的高中班主任，也曾听过我的名字。

距离考试结束仅剩两三分钟，我们提前收取考生第一卷答题卡。考场内三名考生尚未完成，两人整张答题卡空白，没有填涂任何答案。考试终了铃声响起，考生有序离场，清点试卷时，我们赫然发现第三组最后一名考生的答题卡缺了一张。试卷内、课桌里、地面下，搜寻均一无所获。

主考官立刻上报考点办公室，广播紧急通知考生返回。工作人员多方查找，我翻遍考场周边垃圾桶，搜寻花园树丛，甚至用长杆挑出公厕粪坑内成团的废纸逐一辨认。相关警务人员到场跟进线索，最终却以考生未成年为由，告知责任将由两名监考教师承担。那一场慌乱与重压，长久留在我的记忆里。

记得2002年一场自学考试，我与另一名教师搭档监考。清点试卷时，我们发现缺少29号考生答卷。搭档立刻上报考点，又骑车赶往车站拦截离场考生。

怪事随之而来：逐张清点，试卷总数刚好齐全；依照考号排序核对，又分明少了一份。考点副主任赶来核查，终于找到症结，29号考生误将自己考号填成28号，卷面出现两张28号试卷。考点副主任半开玩笑说，我是受了上一年高考答题卡事件的心理影响。

在2003年一场社会考试结束后，我收到两个通报，一是装订试卷时，有名考生姓名超出装订线外；一是有份试卷夹页倒装着。当时也有试卷验收的同事，我没发现，验收的同事也没发现。据说是阅卷的人员发现的。 

总之，连续三年，监考工作出现状况，我慢慢对这份工作生出沉重的心理负担。有一次，教务处安排我前往外县高考监考，我是临时顶替人员，名单未能及时更新。负责带队的总务处主任翻看名单，找不到我的名字，随口推断，或许往年监考留下问题，审核没有通过。顾及我的颜面，没有人正式通知我。

我信以为真，独自登山散心。山顶风凉，教务处急促的电话突然打来，告知我需要立刻赶往集合地点。下山之后，我匆忙赶赴集合点。总务处主任见到我，拍着肩膀打圆场：“一场误会。我就知道，你虽然……关键时刻还是靠得住。”他话未说完的半句，我心知肚明。

 实事求是地讲，关于我的种种传闻，有时连我本人都觉得好奇。曾经一场校内监考结束，一同搭档的女同事当众坦言：若是有人再说你工作不认真，我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话很温暖，却让我万般无奈。女同事不曾察觉，这句话本身已经默认了我在众人心中既定的事实是什么。我评价自己并非对待工作不认真，只是行事之间总带着笨拙与慌乱，疏漏往往在事后方才察觉。

标签一旦被人贴上，再多解释都显得苍白。每当听见旁人称赞我做事认真，心底总会泛起熟悉的酸涩，如同一枚裹着糖衣的针，甜是外界的肯定，隐隐扎人的，是长久无法抹去的固有印象。